没有深度阅读,我们何以产生同理心?
晶报记者 余梓宏
2021-05-06 17:03

编者注:数字时代,电子设备已经占据了人们的大部分阅读时间。纸质阅读日渐式微,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也在逐渐向适应屏幕阅读转化。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默默无声,潜移默化,你可能还来不及觉察,它就已经在改变你,比如它可能使人变得冷漠、狭隘、缺乏同理心。本文摘自《升维阅读》,作者对数字时代下你该如何阅读提出了解决之道。

《升维阅读:数字时代下你该如何阅读》 (美)玛丽安娜·沃尔夫 著 陈丽芳 译 2021年4月 中信出版集团

理解他人的观点和感受,是深度阅读对人的思想和观念最具深远意义的影响,但这个过程并不为人所熟知。普鲁斯特认为阅读是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开展的饶有兴味、别开生面的交流,这说明阅读体验是一种私密的情感体验,能培养一个人在不离开自己熟悉的世界就能与人沟通、感同身受的能力。这种通过阅读传递的能力——身在眼前,心却能到达远方——让隐居不闲、遁世不闷的艾米莉·狄金森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主街的自在之所,写出了大量旷世诗篇。

叙事神学家约翰·邓恩将这种与他人相遇、理解他人视角的过程描述为阅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同理心,进入他人的精神世界去感受、想象和思考:这种设身处地地转变从来都不够彻底,文字提供的经历不可能完整,只能是部分。读者不仅通过阅读来转变成为他人,还能在这种角色变化中获得反馈。

这种描述非常恰当,读者正是从固有的局限性观点发展到用全新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进而拓展了自己的视野。邓恩在《爱之心灵》一书中拓展了普鲁斯特的见解:在孤独时进行奇妙的、有意义的沟通,本就是一种让人学会爱的方式。但人们却能在其中开展有意义的沟通,普鲁斯特认为这也是矛盾所在。而邓恩将这种矛盾视为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前奏,能让我们了解人性、理解他人的感受,由此改变我们对于自己和他人的认知。对于像约翰·邓恩这样的神学家和像任璧莲这样的作家而言,他们的作品都能展示小说和非虚构文学的阅读原则:阅读行为是人们自我解放,感受他人的经历和人生的独特体验。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学着成为另一个人,感受其抱负、体验其疑虑和各种情感。如果没有阅读体验,你恐怕无法体会这一点。

一位戏剧老师曾在伯克利大学学习,在美国中西部工作,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指导青少年表演戏剧。这位老师曾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让我意识到阅读是能够改变人生的。一位美丽的13 岁女孩来找他,说她想参加莎士比亚戏剧的表演。这本来是一个普通的要求,但是这个女孩的特殊之处在于她患有先天性囊性纤维化病症,可能时日不多。那位好心的老师给了这个年轻女孩一个演主角的机会,想让她体验生平从未有过的浪漫和激情。用那位老师的话说,这个女孩完美地诠释了朱丽叶。几乎只用了一夜的时间,她便记住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台词。演出时,她简直成了朱丽叶本人。她不留痕迹的表演,让人觉得她曾扮演过这个角色上百次。

后来发生的事让所有人惊讶不已。她作为莎士比亚戏剧的女主角,演了一场又一场,每一次都演绎得情真意切,活灵活现。从她第一次扮演朱丽叶至今,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让人意外的是,她活了下来,她的存在成了一个医学奇迹。她考上大学,获得了医学和戏剧学的双重学位,她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在多个角色中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

我讲这个年轻女孩的故事,不是要强调强大的意志力可以克服身体的局限,而是说如果我们能活成另外一个样子,另一种人生的感悟将影响现实中的人生。当我们以最深刻、最沉浸式的阅读形式转变为他人后,会发生什么?戏剧让我们每个人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希望他人来到我们的内心做客,有时我们也可以暂时成为其他人。在阅读的时候,我们的心暂时离开了自己,而当回归时,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在智力和情感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有时候,我们体验了日常生活所经历不到的,这简直是最好的馈赠。那位靠着戏剧表演战胜病魔的年轻女孩所经历的超凡人生就证明了这一点。

阅读给人带来的不仅是这些。理解他人的立场不仅能使我们用同理心去阅读,还能拓展个人的知识储备。这些习得的能力能够提升我们的人性。小时候,我们会阅读《青蛙和蟾蜍》,知道青蛙生病了以后蟾蜍的做法。而成年后,当我们阅读托尼·莫里森的《亲爱的》、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地下铁路》或者詹姆斯·鲍德温的《我不是你的黑鬼》,我们就能体验奴隶制度剥夺灵魂的丑陋面目,明白那些饱受奴隶制或其余孽迫害的人们心底的绝望。

阅读能够改变人的意识,我们从中体会到了什么是绝望或欣喜,以及被无言的感受吞噬的感觉。简·奥斯汀多部小说中的女主角在书中的思想活动,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比如爱玛,范尼·普莱斯,《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班纳特等。而柯蒂斯·西滕费尔德所著的《预科生》是伊丽莎白的现代版本。我所知道的是,跟随每个角色,我都在经历着他们的情感,这些情感帮助我理解每个人内心的矛盾。这样复杂的情感会让我们在人生不如意的情况下,不再觉得孤独,正如C.S.刘易斯在他的传记影片《影子大地》中所写的那样,因为读书了,才知道我们并不孤独。

如果我们足够幸运,我们可能会有机会对书中的人物乃至塑造这些人物的作者产生特殊的爱意。历史上曾有一位著名人物,他的做法就能说明一个读者对作者深厚的情谊。意大利作家尼古拉·马基雅维利为了更好地理解他所读的书的作者的意识,与他们更好地沟通,马基雅维利会穿着书中那个年代的衣服进行阅读。1513 年,马基雅维利在给外交大臣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信中说道:

我愿意亲自和他们(作者)交谈,询问他们书中人物行事的缘由。他们会热心地回答我的问题。就这样过了几个小时,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枯燥。我忘记了一切烦恼。我不害怕贫穷,我也不惧怕死亡。我愿意把我的身家性命交付给他们,与他们倾心相待。

在这段文字中,马基雅维利认为深度阅读不仅能让读者从他人的视角理解问题,还能促使读者的思想飞跃,使他们从当前的生活情境中脱离出来,一起和作者体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逃不掉的重负:恐惧、焦虑、孤独、疾病、爱而不得、失去和被拒绝,甚至死亡。年轻的苏珊·桑塔格望向自己的书柜,她就有了“50位朋友,书是让我进入镜中世界的阶梯,我能从此处前去别处”。这些作者已经经历了阅读的交际维度,他们曾经通过阅读体验了不同时空的人生,无论是借助虚构的角色、历史人物,还是以作者的口吻,他们都帮读者在阅读中体会到了不同的人生。

然而,读者的这种体验阅读人生的自由却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中受到了威胁。这一现象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摄制组在采访我时,就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担忧。

如果我们逐渐丧失了让自己埋头苦读的认知耐心,不再从书中寻找知己,体验人生,我们的损失将是巨大的。虽然有很多其他方式能让我们体验别样的人生,不过要进入他人的思想世界,这种沉浸和转变的程度有着巨大的差别。那些从未有机会理解他人思想和感受的年轻读者,他们会有怎样的际遇?一些年长的读者,如果逐渐丧失了关注自己圈子以外的人的同理心,他们的人生又会有怎样的变化?这种无知、畏首畏尾和误解有可能导致一个人心胸狭隘、争强好胜,这与美国人最初对其多文化背景的定位格格不入。

被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称为同理心写作大师的玛丽莲·鲁滨逊,在她的作品中总是表现出对共情的关注。奥巴马有一次去艾奥瓦州访问时顺便拜访了这位作家。两人促膝长谈,谈话内无所不包。当时,鲁滨逊指出很多美国人倾向于把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视为异端。她认为这种现象可能会威胁民主社会的长久持续性。在描写人性的沦丧,以及描述恐惧会减弱人们捍卫自身价值观的能力时,鲁滨逊概括了读书的力量:阅读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立场,是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和无意识持有的偏见的良药。两人相谈甚欢,奥巴马透露自己是从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学会如何成为一名好公民:做人一定要有同理心,要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多样。这个世界有很多灰色地带,也有很多真理尚待人们去发现。求真需要我们的努力,甚至是抗争。要明白,我们得多多与人沟通,尤其是与和我们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开展积极的沟通。

在阅读中体验他人的生活,帮助奥巴马和鲁滨逊获得了有关同理心的真知灼见。阅读使所有人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力和他人的生活,强化了我们的同理心,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立场。露西亚·伯林的短篇小说集《清洁女工手册》就是一部让我学会理解他人立场的好作品。当我开始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认为书中的主人公——清洁工对于自己周遭发生的一切悲剧麻木不仁,直到我读到最后一句话,她说了句“我终于哭了”,这让我明白,自己之前构建的有关这个清洁女工的想法全部是错误的。在我发现了自己对阅读内容持有的偏见后,我立刻将之前所做的错误和迂回的推断抛到九霄云外。毫无疑问,伯林并非自作聪明,她只是希望随着故事的发展,读者能自己发现这一点。

詹姆斯·卡罗尔的著作《真正的基督:世俗时代的上帝之子》可以说是非虚构类作品中理解他人立场的典范。在书中,卡罗尔将自己的经历与一个年轻、虔诚的天主教男孩关联起来,这个虔诚的天主教男孩正在读《安妮日记》。男孩在阅读时,体会到了这位年轻犹太女子的故事,他产生了改变他自己人生的顿悟:尽管犹太人的暴力和仇恨最终使她家破人亡,但年轻女孩对生活的希望和热情从未泯灭,她一直坚守自己的信仰。站在这位异国他乡的女孩的立场看人生,给年轻的詹姆斯·卡罗尔提供了体会他人人生的机会。卡罗尔在越南战争期间写作《美国悲歌》时,描述了自己与当将军的父亲之间的冲突。在《君士坦丁之剑》中,卡罗尔描述了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他的每一本书都是关于人们需要在最深的层面上理解他人的立场,无论是在越南战争期间还是在德国的集中营中,都是如此。

在《真正的基督:世俗时代的上帝之子》一书中,卡罗尔借助20世纪初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人生和思想来强调人类若不能理解他人的立场,将会造成你死我亡的局面。朋霍费尔先是在讲台上讲述神学,之后在监狱牢房中写作,他描绘了当时大多数人难以理解耶稣是犹太人而德国人为什么迫害犹太人的可悲之处。

卡罗尔在最后一部作品中提出疑问:历史上的耶稣将如何回应纳粹德国的灾难?他断言,若一个人无法支持犹太人,无法体验他们的苦难,就无法真正吟唱赞美诗或《圣经》中的诗篇。这一结论使这德国神学家最终背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他甚至两次参与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未遂,最终他在集中营被希特勒的代表直接下令杀害。

我写此信之时,正逢数百万难民为躲避恶劣的环境,逃亡欧洲、美国或者其他可能给他们一条生路的地方。这些难民大部分都是穆斯林。而在写作当日,就有一名来自波士顿城的犹太少年在以色列被杀害,他刚刚高中毕业,本来计划好一年后上大学的。发展深度阅读的能力,未必能避免所有悲剧,但理解他人的立场能够给人们提供各种新的理由,去寻找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此一来,不管是无辜的穆斯林儿童横渡可怕的公海还是来自波士顿迈蒙尼德学校的无辜犹太男孩,虽然远在异乡,但他们不被无辜杀害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

然而,令人不安的现实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自己也是近来才发现),年轻人已经开始失去同理心,这实在让人感到意外。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雪莉·特克尔描述了她和莎拉·康拉特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小组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显示,在过去的20 年中,年轻人的同理心下降了40%,且在近10年的时间里,同理心的下降幅度更大。特克尔将人们失去同理心归因于沉迷网络世界,让我们失去了维系面对面人际交往的能力。在她看来,技术使人类处于一种被剥夺的状态,这不仅改变了我们作为个体的身份,也改变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深度阅读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人们当下同理心明显降低的问题。但是请别误会:同理心并不仅仅是对他人同情的能力,其重要意义远不止于此。同理心能让人更加深刻地理解他人,这是人类在日益交融的多文化背景下,在互联世界中生存所必需的技能。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表明,我理解他人的立场综合了认知、社会和情感方面的过程,能在我们的阅读脑神经回路中留下充分的印记。

德国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开展的脑成像研究拓展了之前人们有关同理心的概念,它涉及的是一个情感和思维互联的过程,将视觉、语言、认知与广泛的皮下层联系起来。辛格强调这个巨大的网络由高度互联的主导心智理论的神经元网络组成,位于脑岛和扣带回皮质中,其功能是连接人脑不断扩展的神经元。心智理论指的是使我们在社交互动中感知、分析和解释他人思想和感受的根本能力,我们可在孤独症谱系障碍中的许多个体中常见这种能力的发育不完全,而述情障碍的病理状态也表现为这种能力的丧失。辛格和她的同事认为,脑岛和扣带回皮质以及其他皮质和皮质下区域(包括整个运动皮质)存在大量神经元,特别适合同理心所需的神经回路通信。

阅读时大脑的运动皮质被激活,与其说这是具象的跳跃,倒不如说更像一种文字和皮质的飞跃。可以用安娜·卡列尼娜卧轨的形象来重构文字描述引发人的想象过程。对于那些读过托尔斯泰小说的人来说,随着女主人公的自杀,我们的脑神经元互联也发生了跃。你的大脑同时激活了运动神经元,告诉身体移动腿脚或者四肢。人脑的视觉、语言和运动的多个部分被激活,你对她的绝望感同身受,同时镜像神经元也发挥了作用,本能地推动读者去模仿安娜在绝望中做出的行为。

可能很多人对于镜像神经元知之甚少,但它们却在阅读过程中发挥着奇妙的作用。在一篇研究镜像神经元的有趣文章——《针简·奥斯丁的大脑:18世纪文学》中,娜塔莉·菲利普斯与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合作,研究当我们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小说时的区别——全神贯注和随手翻翻。(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柯林斯的两段文字。)菲利普斯和她的同事们发现,当我们仔细研读一篇小说的时候,读者会因阅读体验而激活大脑负责情绪和行动的神经元。若研究对象是文学系研究生,科学家发现,同样的专业级读者在全神贯注和随手翻翻时激活的大脑功能区不同,他们被激活的是运动区和触觉区。

埃默里大学和约克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开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发现脑部负责触觉区域(躯体感觉皮质)的神经网络在我们阅读有关质地的比喻时会被激活,而在我们读到有关动作描述的内容时,运动神经网络会被激活。因此,在阅读《包法利夫人》这本书时,当我们读到艾玛·包法利丝质的裙子时,我们大脑负责触觉的区域激活,当我们读到艾玛从她的马车上磕磕绊绊地奔向她年轻善变的爱人莱昂时,负责运动皮质活动区域的神经网络会被激活,而脑部其他相关区域的神经网络也会被激活。

这些研究成果为之后日益兴盛的针对同理心和理解他人立场的神经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小说心理学的认知科学家凯斯·奥特利已经证明阅读小说与认知过程的活跃度之间高度关联,这种认知过程是同理心与心智理论的基础。人们阅读小说,理解情节,体验书中人物时,人生的各种情感和冲突一一得到体现。奥特利和他在约克大学的同事雷蒙德·马尔斯认为,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扮演另一个人的角色,去体验其意识的过程和小说内容的本质,在此期间经历巨大的情感和生活冲突,不仅有助于培养读者的同理心,也为读者提供了社会科学家弗兰克·哈克穆尔德所说的道德实验室。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阅读小说的时候,人脑会积极刺激神经元,形成“另一个人”的意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别说体验这样的意识了,可能一生都未必知道其存在。这就使我们能够暂时体会成为另一个人是什么感受,有了属于另一个人的不同情感和思想。通过这些刺激体验,阅读脑的神经回路会变得日益复杂和精细,普通人可以通过这样的阅读改变自己的人生,领袖人物也可以做到。

小说家简·斯迈利认为很多人缺乏对小说的阅读体验,这是当下文化氛围使然。她说:“我认为技术本身不会让小说消亡……但小说可能被边缘化,让人误以为可有可无……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的社会将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相互理解,更加残酷和粗暴。”这让我们不寒而栗。我们要时刻记住:如果我们要为每个人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社会,构建阅读的人生对整个人类来说就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培养同理心需要知识和情感,需要我们抛弃已有的成见,将心比心,跨越时空,理解他人、宗教、文化。此刻,在人类的历史中,对他人的共情能力和认知可能是拯救当前冷漠文化的最好解药。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和弗朗西斯教皇都对社会普遍存在的冷漠表示关注。通过阅读培养同理心可能是我们与合作伙伴建立沟通的最佳方式,进而为人类构建一个更加安全的社会。在阅读脑神经回路这个特殊的认知空间中,傲慢与偏见将逐渐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对他人思想的共情和理解。

有关同理心和阅读脑层出不穷的研究表明将感受和思想连入每个人的阅读回路中具有生理、认知、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

编辑 贺曦

(作者:晶报记者 余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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