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还原1915年-1921年的中国社会
澎湃新闻
2021-02-05 00:34

2月1日,期待已久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央视一套开播。该剧时间跨度大致为1915年袁世凯复辟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可以视为一部剧版的《建党伟业》,相比于电影受制于篇幅,长达43集的电视剧则能更细致地展现那段历史与当时的社会风貌,能够更好地讲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诞生。

这部剧的剧名叫《觉醒年代》,1915-1921年的六年时间,恰恰是一个由迷茫走向觉醒的年代。近代中国的历史,始终无法拒绝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国门被迫打开以来,不同时代先进的中国人至少知道中国应该“自强求富”、应该“维新变法”、应该“共和革命”,甚至是不那么先进的义和团,也知道要“扶清灭洋”,这是他们给出的回答,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条路怎么走下去?

然而对于1915年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艰难。当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撕破辛亥革命虚假胜利的外衣,当年曾以为革命胜利就可以救中国的中国人才发现,走政治革命的道路救不了中国。

这样的惨痛局面不禁让当时的人们沉思。

“路在哪里?”

“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公历1912年2月12日,是大清宣统三年的最后一天,寒风凛冽,紫禁城里的隆裕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三天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是袁世凯此前早已和革命党人达成的约定。袁世凯按照约定劝退了清朝皇室,革命党自然要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革命,“胜利”了。中国,“共和”了。

当君主专制制度这个让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被推翻,中国的富强仿佛已是指日可待,可以训练一百万新式军队,也可以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人与人见面不用跪拜,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然而很快,历史就无情地碾碎了这番美好的愿望,袁世凯废除约法、绑架国会、镇压二次革命,还把自己运作成了终身制的、不受约束的“大总统”,在“共和”的外衣下,包裹着的还是专制主义。中华民国的庙堂之上,还是大清的官僚,总统是大清的内阁总理,军官是大清的将领,地方的都督是大清的巡抚,至于人民——那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恐怕只知道黄龙旗换成了五色旗,“大总统”不过是换了个称谓的“皇帝”,山野之间,甚至还用着光绪的年号。

“共和”的中国,依然贫苦不堪、羸弱不堪,财政全靠出卖主权,国家依然遭受着列强的肆意欺凌。

先行者们回过神来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革命,胜利了吗?中国,共和了吗?

《觉醒年代》的第一场戏,是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

今天我们谈起“二十一条”,总是会在前面加上“丧权辱国”的定语,它比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以来的每一部不平等条约更加危险,因为这一次,日本人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割地赔款”“开埠通商”,而是要趁着西方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空隙“灭亡中国”。如果说1895年割让台湾时,大陆人还无法切身体会台湾人民的痛苦,那么这一次,则将痛苦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二十一条”里的部分条款。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日本公使并且表示,如果袁世凯不接受“二十一条”,“将以东北模式接管山东”。

很显然,这样的条约一签,国将不国。面对日本的威逼利诱,袁世凯最终还是同意了,虽然他拒绝了最苛刻的部分条款,也在具体的执行中消极抵制,但仍然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熊熊怒火。

这一场短短的开场戏,既由签约导致的民怨沸腾引出了这部剧的主要人物——李大钊、陈独秀,同时也由“二十一条”中“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的条款,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埋下了伏笔。

第二场戏则转到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的聚会现场,这里既有李大钊、高一涵这样的留日学生,也有陈独秀、章士钊等因为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这两种人的形象都是在同类题材的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在以往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留学生都是满怀着一腔热忱向西方列强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药方的,毕竟只有这样的人,才值得被铭记在历史上。

然而,在《觉醒年代》这部剧中,还存在着那个年代的第三种人。

近代中国早期的海外留学生,大多是朝廷选派的穷苦幼童,既能给自己谋个出路,也能学一些西洋先进技术报效国家,那个时候,稍有些资本的家庭都不会鼓励孩子走这条路,毕竟通过读书、参加科举就能考个功名,确实没有必要远赴异国他乡吃苦受罪。

然而,随着科举制度被废除,传统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不再对后来者开放,后科举时代的新体制里,出洋留学再回国,成了读书人,特别是官宦子弟新的进阶之路。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先生,在其1910年写给母亲的家书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为谋身进阶而出洋留学的群体必定也不是少数,可能因为这些对历史进程无所助益的人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所以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看到的只有领风气之先、开时代先河的新青年们,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觉醒年代》的编剧虚构了一个跳梁小丑般的反派角色形象——张丰载,将当时形形色色的“第三种人”集中表现在这一个反派角色身上。

这样的设计其实是非常讨巧的,可能张丰载在剧中所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在现实里是不同的人所为,但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同一类人”,作为反派,对于剧情的作用主要是制造冲突、推进情节,同时也为正面角色做一个衬托。将一个时代诸多反面行为放在一个角色身上,既不需要将过多的笔墨用在“工具人”身上,同时也远比设计多个同类角色更能表现一种“反派的连贯性”。

在中国留学生的聚会现场,当李大钊为国难当头而慷慨陈词、仰天悲愤时,张丰载便阴阳怪气地嘲讽;在归国渡船的甲板上,面对惨遭日本人欺辱的中国同胞,陈独秀等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张丰载和他的同伴们在一旁看热闹,唯恐天下不乱。一番反衬,为己与为国的境界之分就显露无遗。

从前两集张丰载的只言片语中,观众可以窥见这个角色的人物画像:公费留学的官宦子弟,在旧官场有些背景,投机钻营,年轻但守旧,品行低劣。

当然,反派角色的设计也是为了服务主线情节的发展,在《觉醒年代》中,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是这部剧的主角,也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角。

张桐饰演李大钊

于和伟饰演陈独秀

那一年,李大钊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陈独秀因二次革命失败在日本流亡,两人因这场声讨袁世凯的留学生聚会而相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点燃了漂泊异乡的年轻学生心中积压的情绪,慷慨悲愤的革命者、新青年毅然决定回国。

“回国做什么?”

“救国。”

“怎么救?”

“不知道。”

今天的我们作为后世人,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土地革命,广泛发动群众,支部建在连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但是,我们必须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知识精英在书房里坐而论道论出来的,也不是演说家在集会上讲出来的,而是历经了百余年血与火的锤炼,在一次次的失败与牺牲中闯出来的。

只有闯出来的,才能知道哪一条路是正确的。对于1915年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来说,他们还看不到多少希望,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轰轰烈烈,但归根结底还是精英阶层的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博弈与斗争,精英们觉醒了,民众,依然沉睡着。

当革命先行者为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口诛笔伐时,乡村市井之间的老百姓至多能看懂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记录了张勋复辟时的北京老百姓的反应:“宣统皇帝在登基不到两个星期后,再次退位,回归隐居生活。那些飘扬在北京城的龙旗再次被认真地折好,以便有一天,如果皇帝再度归来,它们能再次挂起。”

当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可以不事生产、坐而论道的时候,占了中国人口最大比重的劳动人民,却还要为一衣一饭这样的基本生存需要苦苦挣扎,甚至卖儿鬻女,这样的惨剧却是当时底层社会的日常。

不彻底的精英革命,救不了中国。

目睹了精英革命如何走向失败的李大钊、陈独秀终于意识到,要想真正地挽救濒临危亡的中国,就必须要唤醒作为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他们是农民、工人、贩夫走卒,只有将新的革命建立在这些他们参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将革命进行到底。

回到国内的陈独秀用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后来被他们称作“德先生”“赛先生”的“民主”与“科学”,创办了一本杂志,就是后来一枝独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LA JEUNESSE)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

一个“新”字,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份刊物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向往。这是陈独秀在他过去看到的失败中总结出的教训,他认为,“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若没有一种新的出版物,这种解放是不可能达成的。”

后来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此发端。当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取代了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当生动形象的白话小说取代了深奥枯燥的学术论文,当工人夜校、农民讲习所将文化与思想带给了底层的劳动人民,社会才能真正改造,民众才能真正觉醒。

侯京健饰演毛泽东

此后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当这一切都准备就绪,十月革命万里之外的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则在中国社会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巨浪。

编辑 刘桂瑶  审读 刘春生 审核 李怡天 王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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