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编论见|社区记者“泡”社区的几点体会
2021-01-19 10:36
收录于专题:新传播

李宁豫


摘要

随着最近十几年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包括县市级城市在内的社区化管理体系已逐步成熟。2019年年底的统计显示,我国总人口超过14亿,其中城镇人口接近9亿,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口在城镇社区的管辖范围内,社区业已成为反映中国现代社会生态的有机体。这里有各种现代生活样本,所以,社会调查、新闻采访、城市管理研究,许多课题都离不开社区采样。 笔者曾在宝安日报社区记者部工作多年,现每周推出的《文化周刊》和《说法周刊》,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与社区生活有关,亦采、亦编中收获良多。这些体会虽然是碎片式的,但整理出来对同行或许会有些借鉴意义。


关键词

社区新闻  民情民意


你沉下去,新闻才会浮上来

社区记者“泡”社区,是其工作日常。这种“泡”跟一般的新闻采访不同,一般的新闻采访大多是先有新闻事件,然后有采访。“泡”社区刚好相反,是通过采访去发现新闻。在这个过程中,记者需要有调查记者的发现能力和思维模式,首先要能俯下身子,深入社区生活,跟社区居民打成一片,听他们说什么,看他们做什么,了解社区的一草一木和居民的喜怒哀乐;其次是能够从听到的看到的琐碎中“顺藤摸瓜”发现线索,诸如社区故事、居民诉求、民生问题等等,有些线索直接呈现,有些则具有隐蔽性,需要通过记者的观察和思考才能浮现出来。“民意”易得,而要获得真实的“民情”,则比较考验记者的用心程度、知识储备和思辨能力。

“隐蔽”的线索之所以隐蔽,除了种种客观原因,还有一些普遍性的社会原因。老百姓的生活往往处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有些社情因为长期存在,淹没在他们日常的生活里,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不合理变成了“合理”,看上去特别庸常;有些则因为老百姓的认知能力不够而被埋没;更多的则因为老百姓的信息通道不畅而被压在了箱底。“泡”社区的目的,笔者认为就是帮老百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搜集民间遗珠,讲好中国故事。

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我们开设了《深圳1980》专栏,讲述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变化。2020年6月的一篇报道《龙珠花园物管往事》,就体现了记者编辑的社区渗透力和对新闻素材的把控能力。宝安区西乡街道龙珠花园物业管理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是深圳市较早开启现代物业管理模式的一个典范,这条线索是记者在与一位社区朋友聊天时偶然获得的,并看到了一份龙珠花园物业管理处首任主任,已80岁高龄的詹前仕的口述材料。我们一致认定,这是反映深圳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对象,遂决定作为重点稿件在《深圳1980》中推出。可喜的是,采访对象詹前仕不但记忆力好、思路清晰,还保存着几乎所有相关的老照片、旧文件和荣誉证书,堪称深圳物管业发展的一个小型博物馆。社区藏龙卧虎,记者沉下去,好新闻是会浮上来的。

不要等,哪怕是一棵树

“泡”社区不能夹杂太强的功利心,目的要纯——为社区服务,帮社区解决问题。若仅仅为吸引眼球,就会影响报道的纯粹性,也会干扰对新闻的判断,甚至有可能让记者在社区失去信任。要走在问题的前头,不能因为这个问题是静态的就拖拖拉拉,要抱着为社区解决问题的态度,及时快速做出反应,不能为追求所谓完美的报道而牺牲实际的社会效益。

以上道理,是一棵树告诉我的,它让我明白了一点:等待会让一条新闻失去价值,最起码也会贬值。

宝安区某社区旧村有一株严重倾斜的百年老榕树,笔者利用几天时间,采访附近居民,到当地住户家里采访,并走访居委会的负责人。这棵树歪了好几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管理,安全隐患很大。为了将报道做得够大,笔者还试图寻找有关古木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因为一时寻不到,就没有急于发稿,但就在这个过程中,这棵老榕树撑不住,倒了,报道的全盘计划被打乱了。本来要呼吁有关方面采取措施防止这棵树倾倒,现在,呼吁显然是没用了,只能反思了。

这个教训告诉我,有些报道不可以等,好的报道不但要深刻,更要快速,这需要记者有效把控采访规划和报道节奏,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这篇关于老榕树的报道,因为想做得更扎实,结果没能在树倒之前推出前期报道,显得很被动,对老榕树这个个体和附近居民来说,报道没有帮上忙,失去了价值。这篇报道见报时,我在稿件最后的“记者手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很多人可能没想到它会这么快离开,即使是记者也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看来,我们不能太相信我们的生活经验,应对变化着的事物只能‘只争朝タ’,即便是面对一株已经活了150年的古树。”

别错过那些“碍事”的部分

报社要求记者“走下去”的目的,是倾听,是去发现问题、反映问题,最好也能解决问题。走进社区走进家庭也许容易,但发现问题和故事并不容易。在实际的采访报道中,有些记者渐渐走入了误区,报道多是社区邻里大妈唱歌跳舞之类的题材,这些新闻也并非没有价值,但多数缺乏新意,多了,就显得浮泛无聊。“泡”社区挖题材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无异于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真正的好故事即使就在身边,也可能会擦身而过。

记得在流塘老村“泡”社区时,有人向我推荐了村里的一座古碉楼。我一看,古碉楼非常漂亮,造型在岭南古碉楼中别具一格,可以写一篇社区历史文化方面的报道。在跟这里的一位租户聊天时,无意中听他讲,这座碉楼要被主人卖掉,价格都谈好了。“这不是文物吗?”“可能是,但上面又没有收购,业主肯定能卖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牵涉到这么复杂的社会背景,让报道变得颇为棘手。提还是不提?我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这座古碉楼是文物吗?如果是,它被卖掉说明什么问题?会不会被拆掉开发房地产?这应该是古文物保护与现实利益矛盾冲突的一个典型,在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深圳,这个案例很有代表性,也比单纯做一期文化报道有价值得多。

后来的采访中,一个念头在我头脑里愈来愈清晰:这么漂亮的一座古楼千万别被拆掉,让报道阻止这种可能。当我联系到古楼的主人时得知,这座古楼已经在一个月前被卖掉了,买主有什么打算不得而知,其信息知情人都不方便透露。简直是刻不容缓,我立刻联系了文物部门,区文管办一位专家听到我的叙述,顿时一愣,我从他的反应中读出这件事不是小事。专家告诉我,这座碉楼不但是宝安区的文物保护点,而且已被录入国家文物数据库,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无权拆除”。虽然如此,但因为相关法律缺乏这方面的具体措施,地方政府又没有足够财力去收购,碉楼的命运很难预料。最终的报道通过过去的屋主八旬老人王桂卿的叙述,讲述了这座民国时期建起的西洋碉楼接近百年来经历的风风丽雨,从一个微观视角再现了当年南粤富豪的集体命运,同时着重表达了一种忧虑——面对市场经济的裹挟,深圳的过去正在逐渐消亡,有效的文物保护措施亟须完善。

正像当初采访时一位知情者说的那样,“你这一见报,那边可能就拆不了了。”后来宝安区文管办负责人反馈说,报道见报当天,他们就接到一位区领导的电话,让他们对此事予以高度重视,并要求派人到现场了解情况。至此,这座碉楼算是安全了。

面对一个故事,我们通常会绕过里面可能“碍事”的部分或者有点“敏感”的部分,让故事按照我们喜欢的路径去发展,这样往往会导致故事流于俗套,而且远离真实性,也会失去本有的社会价值。那些纠结的部分,有可能才是故事最精华的部分,是最有含金量的一块矿石,千万不要视而不见给错过了。

抓住关键点去“扫街”

记者圈有句行话叫“扫街”,粗浅地理解,类似没有具体目标的“排查”。尽管可能事倍功半,但记者需要有这种沉淀下去的精神。扫街如果可以抓住一些关键点,效率则会大大提高。

第一个“点”自然是社区居委会,他们掌握着社区居民最基本的信息要素,是社会管理体系的基础细胞。2020年这次疫情,让人们认识到了社区居委会的作用之关键。那些在路口、街口、小巷、居民楼中驻守、巡查或提供物资与外联服务的工作者或检疫人员,都是最基层的社会管理者,其中包括网格员、社区工作者、基层法律工作者、志愿者等等,他们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有上下通达的制度体系,点和面的情况、上情下情都有所掌握,信息来源有一定的权威性。疫情防控期间,本报多数鲜活的社区故事就来自这些渠道。此外,从2015年深圳开始推行“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目前已实现社区全覆盖,社区法律顾问有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他们调解矛盾纠纷,协助街道和社区处理突发事件,与社区法律顾问建立紧密联系,会获得许多生动案例、居民关注的民生焦点,也能了解整个社区生态,并能学到用法治思维去看待和分析事件。

第二个“点”是物管。在跟社区的接触中,记者感觉到,相比社区居委会,物管在社区的渗透性更强,因为物管是管具体杂务的,天天走街串巷,“上天入地”“爬高上低”,对社区的问题和各方面人员也更为熟悉,同时,不带任何官方色彩,对记者的采访活动不会设置框框。

第三个“点”往往会被忽略,就是业主委员会。业委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真实的民意,但目前业委会在深圳的覆盖率还比较低,相关规范和执行还不成熟,在跟他们的接触中需慎重,但仍有必要对这些“更多声音”“基层声音”“对方当事人的声音”给出适当空间。

第四个“点”,可以称其为街面上的“消息站”,比如社区诊所、家政公司、租车行等等。多少家庭故事就在这里上演或被折射,记者需要这些素材,故事里的人可能也需要媒体的关注。

此外,移动互联网时代,“泡”社区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亲临现场,也包括网络上的广泛接触,与尽量多而杂的基层小人物建立网络联系,混一些小区业主群、各种兴趣群,甚至海淘群,都有可能与一件有意思的事或有意义的事相遇。

(作者李宁豫系深圳宝安日报社周刊部主任)

实习编辑 苏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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