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鹤鸣著作《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适宜性研究》。

提要：

与传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比较容易造就更为合理的现代道德文化。具体来讲：第一，与以往所有经济样式相比，市场经济在实现人类过上好的生活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第二，从社会公平正义角度看，确保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平等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第三，从制度建构角度看，市场经济对于建构具有现代道德文化的民主制度发挥出基础性作用。

“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可以用一个词概括：社会转型。”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傅鹤鸣把自己定位为“生活在这一大转型时期且从事道德理论研究的人”。博士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在伦理学领域深耕多年的他时常感到，我国目前伦理学理论研究现状和现代中国人的伦理实际都与这个特别令人振奋的时代产生了时代差，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引发了道德文化系统性的不适宜性。他将自己对该问题的研究与思考整理成册——《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适宜性研究》一书已于近日出版，该书是《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第七辑）系列丛书的其中一本。

一 道德文化的不适宜性何以产生

什么是道德文化系统性的不适宜？傅鹤鸣解释到，在这个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道德体系已经力不从心了，新的还在建立过程中，而转型又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道德乱象、道德问题，其实这都是正常反应。“很多人说你看现在人心不古，道德滑坡，其实只要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长一点，就会发现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社会现象。”他继而补充，“当然，我不是说道德乱象本身是正常的，而是说转型中出现这些道德问题是正常的。道德滑坡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社会问题，每次社会转型都会出现道德文化的不适宜，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也曾感叹过‘礼崩乐坏，周文疲惫’，其实说的就是周天下道德文化的系统性不适宜，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就是在进行道德文化的系统性重建工作。”

总体上看，传统中国社会的经济是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其经济活动的自发性、分散性和不足性等特点非常明显，因此对一些涉及巨大财力的公共性事务，如开挖运河、修筑长城、抵御外敌等，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公共权力来实现，即必须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来实现。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是与当时的经济现状耦合的大一统的强权政治。同时，与之相应的文化体系则为儒家文化。“以伦理组织社会”就是这种文化的写照。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家国一体的伦理文化，其核心内涵就是“三纲五常”。儒家文化主要通过“三纲五常”将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伦理化，从而实现它与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完全耦合。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延续了近两千年，其深层次原因就是社会结构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之间达到了高度的相互匹配，功能互补。

“换言之，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种超稳定性的社会结构，儒家文化讲求家国不分，私人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合一的伦理文化，而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和平衡关系，显然传统儒家的‘三纲五常’已经无法与之相匹配。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重建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除了去其糟粕外，更重要的是注入符合当前时代的新的东西。”傅鹤鸣说。

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在文化哲学著作《人文精神之重建》中提出了三个命题：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时代中国人当是现时代中国人。现代中国人该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中进行承接和转换，有生活根基地而不是概念式地赶上时代的步伐与节奏。要破解此课题，必须对现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有着清明的认识与把握，否则我们的理论思考最终逃脱不了概念王国的命运。

二 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重建如何实现

傅鹤鸣认为，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重建所遭遇的社会转型的时间始于1840年，中国自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之日起，就无可奈何地走上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的第一次“激烈碰撞”给中国带来了西方武装侵略和文化观念的巨大挑战。

“可以这样说，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是被‘逼’的，且走的是一条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来改造、重构中国社会的转型之路。”傅鹤鸣说。从表层上看，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意识形态、人们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等元素的连续性在强大的西方文明面前戛然中断了，其实不然，传统中国社会的各种元素尽管在制度层面以及治理者主观愿望上似乎“隐退”了，但实际上它们以一种历史惯性或潜在的方式继续存在着，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正因如此，才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了“二元社会”这一特殊社会变迁图景。

傅鹤鸣解释说，这里讲的“二元型”社会，不是时下一般意义上的由于城市与农村差异而导致的“二元型”社会，而是特指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传统中国社会因素与现代西方社会因素交叉并存而导致的“二元型”社会。这种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重建所遭遇的外生型和“二元型”的社会转型之路，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重建之路既不能“照搬照抄”，走西方之路；也不能完全无视西方道德文化的影响与作用，走一条完全排斥西方的“纯而又纯”的中国道路。其必由之路是走中西方道德文化的会通之路。

总结来说，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重建完成之时，其实也就是现代中国“二元型”社会转型变成“一元型”社会之日。至此，包含道德文化元素在内的西方元素与中国本土的元素也就实现了真正融合，从而将长时期困扰我国道德文化建设中的“西化”与“化西”两个难题得以历史性解决。

三 “道德的社会”比“道德的人”更为根本

在傅鹤鸣看来，进行道德文化的系统性重建工作，首先要建立“道德的社会”。正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城邦善”相对于“个人善”具有优先性。“假设整个社会是不道德的社会，但却让我来做一个道德的人，这个要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傅鹤鸣说。

建立“道德的社会”，首先要构建合乎道德的经济基础。现代中国道德文化重建要获得真正进展，必须建立于现代市场经济之上。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释的道理：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名为追求“一人之私利”，实则实现“天下之公利”。

在傅鹤鸣看来，与传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比较容易造就更为合理的现代道德文化。具体来讲：第一，与以往所有经济样式相比，市场经济在实现人类过上好的生活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第二，从社会公平正义角度看，确保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平等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第三，从制度建构角度看，市场经济对于建构具有现代道德文化的民主制度发挥出基础性作用。

四 法律必须接受道德的审察

除了经济外，当我们在谈论道德时，另一个概念也总是无可避免地与之相伴，那就是法律，显然现代道德文化重建也离不开法律。傅鹤鸣认为，法律一定要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即法律必须接受道德的审察。

傅鹤鸣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著名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是促成当今对法律进行道德考量的重要直接原因。在这两次审判中，战犯及其辩护人声称：他们的所作所为均是按照他们国家实在法的规定而进行的，具有合法性，至于对法律本身的善恶判断，这不是他们的义务，而是立法者的义务，因此，他们不应对他们为执行法律所做的事情负责。检察官们则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是服从还是不服从当时的法律，而是在面对明显的谋杀和野蛮的犯暴时，他们依然存在某种更高的义务，如不履行该种义务，理应受到严正的审判。基于此种理据，纽伦堡国际法庭和东京国际法庭都对“二战”战犯进行了有罪宣判。

“在法律之上，我们有一种更高的要求，这就是道德的要求。军官可以指挥你瞄准射击，但是在枪杀无辜的时候，你可以抬高一公分，这就是道德。”傅鹤鸣说。

五 抓精神文明就像抓杯子里面的水

现代中国道德文化的建构有哪些方式呢？傅鹤鸣解答说，建构道德文化的方式有很多，例如我们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抓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在参与这个历史进程的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上都要交出优异答卷。“尽管总书记讲‘两手都要硬’，但是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要硬起来，比物质文明建设这一手硬起来，可能要付出10倍的努力，尽管这个话讲起来好像两个是等量齐观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傅鹤鸣说。

“抓精神文明不像抓GDP，GDP可以看到今年是多少，明年是多少，这是可以量化的，而一个人的道德水准提高了多少，没办法有一个确定性的表达。但我们仍旧可以看到一代人观念的成长，一个国家道德水平的提升。”傅鹤鸣说，“我经常开玩笑说，我觉得我儿子这一代的道德水准就比我们这一代高，他们那种对平等的理解，对社会公益的关注，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可能就不一样，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傅鹤鸣举例说，抓物质文明就相当于端一杯水，很容易端起来，但是一松手杯子就掉下去了，而抓精神文明就像抓杯子里面的水，水很难抓起来，好像总抓不到实物，边抓边流，但是你松开手之后，手上一定会留下水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是效果。

六 每面墙都可以育人，每棵树都可以育人

除了政府之外，学校也是参与现代中国道德文化建构的重要主体之一。作为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傅鹤鸣深感学校教育对道德文化建构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专门谈到教育问题，对我们的思政课老师寄予厚望，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我们自己也是这种感受。”傅鹤鸣说。

在傅鹤鸣看来，育人不是单兵作战，而应该是体系化、全方位的。“学校应当让每面墙都可以育人，每棵树都可以育人。要从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去实践，去落实书本上的概念。生活不是名词解释，只有让学生亲身感受体验到思政老师在课堂上讲述的美德，才能真正实现育人的目的。”

编辑 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