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谷 | “丑哪吒”动画形象的生成机制与文化反思

2025年，作为《哪吒之魔童降世》（简称为《哪吒1》）续集的《哪吒之魔童闹海》（简称为《哪吒2》）自上映以来，迅速成为中国影史首部百亿元票房影片。在这部动画电影中，哪吒的角色形象相较于以往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传统哪吒形象多呈现为“灵珠转世”的正义神童，而这部电影则通过“魔丸”设定将其塑造为“黑眼圈、鲨鱼齿、颓废姿态”的“丑哪吒”，打破了古典美学对英雄的完美化想象。实际上，自《哪吒1》上映以来，哪吒形象曾受到多方质疑与批判，因其“烟熏妆”“鲨鱼牙”等，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丑哪吒”。但影片上映后，“丑哪吒”形象深受观众喜爱，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丑哪吒”形象是对传统哪吒形象的一种颠覆和创新。孙佳山从“丑哪吒”形象转变的逻辑、双雄结构的叙事类型和传达的价值观展开分析，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这一形象产生的原因。陈坤从动画形象设计的角度，从叙事、生产模式和技术三重维度分析了“丑哪吒”动画形象转变的原因。虽然学者们对“丑哪吒”形象与传统哪吒形象的角色特征和性格等方面的异同进行了对比分析，但是对于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和意义分析不足。实际上，作为数字媒介时代神话叙事的典型案例，“丑哪吒”形象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就“哪吒”这一文化符号的所指而言，通过解构“灵珠转世”的既定叙事，影片完成了从神圣化到世俗化的符号转译，契合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转型，体现了对当代青年文化诉求的积极回应。从文化传播维度审视，“哪吒”IP的跨媒介叙事实践，体现了现代科技与神话元素的融合，当神话人物突破纸质文本的物理局限，在三维动画中完成动态演绎时，其文化内涵已获得数字时代的阐释空间，重塑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哪吒”的出海更是有力推动了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要理解“丑哪吒”形象的生成，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从每一个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品出发。经典“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或明或隐地体现的制约、规范人类思维、情感与行为的文化-道德与政治力量”。从《封神演义》中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叛逆者，到1979年《哪吒闹海》中追求正义的少年英雄，再到《哪吒》中追求个性的自我救赎者，哪吒的故事经历了一个持续的“编码”与“解码”过程，这3个经典作品中哪吒形象的每一次转变都与社会经济基础、文化矛盾及意识形态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宗法秩序下的反叛叙事：制度挑战者

宋代以来，哪吒的故事不断在民间流传演变，最终在明代《封神演义》作者的创作下，形成了为我们所熟知的故事。在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哪吒是一个面如敷粉、身长六尺的七岁少年。作为阐教至宝“灵珠子”转世，哪吒的出身被赋予神圣性。小说中，他打死龙王三太子、追杀李靖等无视权威的行为，既展现了孩童的任性，又带有神性的跋扈。

这一时期的哪吒形象，深深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其形象和行为逻辑仍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哪吒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天命”与“劫数”所支配。在小说《封神演义》的人物身份设定上，哪吒是陈塘关总兵李靖与殷夫人的第三子，“灵珠子”化身，是太乙真人的弟子，这种设定使他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天命色彩，行为逻辑受制于阐教的天道秩序。哪吒的成长与行动几乎完全由师父操控，他的法宝乾坤圈、混天绫、风火轮等和莲花化身均由太乙真人赐予，象征其作为阐教工具的被动性。就人物的行为而言，哪吒面对夜叉精、敖丙和龙王等非人类时，丝毫不胆怯，甚至对他们动辄打杀，展现出一个暴力和自我的形象。哪吒的暴力行为不仅是个人性格的体现，更是其“成神”的必经之路。在“成神”的过程中，哪吒通过杀戮与重生，逐渐失去七情六欲，最终完成了从凡人到“完美”的神将的蜕变，这种蜕变本质上是将个体反抗消解为天道实现的必要环节。该形象的建构体现出宗教叙事的核心机制，即历史和人物的命运是天数安排定的，所有的人物都是天命预定的棋谱上的一枚棋子，所有主体性实践最终都指向对超验秩序的确认。

而哪吒的反叛叙事在“剔骨还肉”的故事中达到了高潮，反映了明代社会对宗法制度的反思。明代商业化的社会生活开始脱离传统礼教控制，这与哪吒大逆不道的形象相贴合。在《封神演义》中哪吒主动挑起矛盾，打死了巡海夜叉，又打死了龙王三太子敖丙，老龙王敖光欲上天宫告哪吒杀子之罪。李靖得知此事后，认为这是哪吒惹下的灭门之祸，为保护家族威逼哪吒认罪自裁。面对父亲李靖的威逼与宗法制度的压迫，哪吒以极端的方式——剔骨还父、割肉还母——断绝了与家族的血缘关系。在哪吒死后，李靖仍然对他的魂魄进行无理逼迫，火烧他的庙宇。这使哪吒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当他得到莲花化身之后，断然采取了下山报仇的举动。这时，哪吒已完全不把李靖当作自己的父亲，而是把他看作冤家对头，一定要捉住李靖，“报一鞭之恨”。在封建社会，哪吒的这种行为被看成是忤逆乱伦的。哪吒故事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批判了“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的封建道德原则，既是对父权的反抗，也是对封建孝道的讽刺。然而，哪吒的反抗并未彻底成功，而是在燃灯道人的玲珑塔威压下被迫屈服，最终只能向李靖认罪。这一结局揭示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强大与顽固，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宗法伦理观念的批判，但是又无法完全突破其束缚，暴露出明代社会意识中进步性与保守性的复杂交织。

（二）改革浪潮中的英雄叙事：正义殉道者

新中国成立后，哪吒形象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原著中的天命劫数、因果报应等消极色彩逐渐淡化，神话故事的色彩则被保留下来。最具代表性的是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动画电影的呈现方式使哪吒的形象更加生动，电影中的哪吒是一个双丸子头、丹凤眼、俊美秀气、极具亲和力的娃娃神形象，融入了敦煌壁画与民间版画的元素。与原著《封神演义》中哪吒的跋扈形象不同，影片中哪吒是一个生性善良、反抗压迫、追求正义的英雄少年。

《哪吒闹海》中哪吒的少年英雄形象，契合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渴望变革、追求正义的心理。这部1979年的动画电影是在“思想刚刚有点解放、‘四人帮’的影响还未完全肃清的情况下，为了向建国三十周年献上美术电影工作者的一份礼物”。相较于明代《封神演义》，1979年的《哪吒闹海》在故事情节上做出了明显的改动。影片中本应该守护人间的天官龙王却要以人间孩童为食，这使得哪吒大闹东海的行为从原本顽皮惹祸变为救人心切的正义之举。如此一来，电影将龙王、夜叉精和敖丙塑造成哪吒的对立面，呈现出鲜明的正邪对抗。哪吒与龙王的抗争超越了个人恩怨，表现为一种正义的抗争，真实目的在于拯救陈塘关百姓，体现了“以全城人民利益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最终，哪吒凭借其强大的法力和武艺击败了为祸人间的龙王，成为陈塘关的救世英雄，展现了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利益的高度统一。可见，“这个时期的善恶观是十分清晰的，是以民众利益或者说集体利益为判别标准的”。故事的结局不仅承继了正义战胜邪恶这一传统主题，更是具象化地展现了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如何通过协同性的斗争得以统一，深刻呼应了时代精神对集体行动效能与价值共识的吁求。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以思想解放为肇始，这一结构性变革深刻重塑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形态，《哪吒闹海》完成了对解放思想时代浪潮的影像转译。影片通过哪吒与李靖的父子关系叙事，呈现了封建宗法文化对个体情感的规训，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透过对父权的祛魅得以彰显。创作者在进行动画改编时有意弱化父子之间的对抗关系，将李靖塑造为怯懦守旧的封建家长形象。这一角色既承袭了封建父权制度的符号特征，又通过软弱形象暗含对宗法伦理的批判。而哪吒形象虽然被设定为对父权表现出强烈质疑的叛逆主体，却始终受制于时代伦理的隐性约束。这种矛盾性在自刎场景达到悲剧性顶点，当哪吒与龙王展开终极对抗时，他无法完全割舍与父亲的情感羁绊，选择以肉身毁灭完成对陈塘关百姓的守护承诺，最终在伦理撕裂中以极端方式实现了对父权的象征性妥协与孝道伦理的自我献祭。哪吒被塑造为兼具抗争意志与牺牲宿命的“正义殉道者”，成为新时期的“文化英雄”，这一文化符号既彰显出反强权、反压迫的斗争精神，又折射出历史转型期个体主体性觉醒的复杂面向。总之，创作者对《封神演义》中所涉及的李靖与哪吒的传统父子关系进行了艺术重构，通过将哪吒转译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表征，影片深刻映照出社会巨变中个体的精神挣扎与价值重构。

（三）个体化时代的成长叙事：自我救赎者

在以“复兴”为主题的新时代语境下，国产动画创作不断地适应着快速变迁的社会文化环境。在三维动画制作技术的赋能下，动画电影《哪吒》对哪吒形象进行了极具颠覆性的当代重构，在凸显其主体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增加了喜剧性表达策略。影片融入了漫画与游戏的元素，塑造了一个鲨鱼齿、黑眼圈、双手插兜、步履不羁的“丑哪吒”形象，而变身“魔丸”后的哪吒则被赋予英气十足的少年气质，拥有健硕的体魄与如火焰般怒竖的发型。

影片《哪吒》塑造了一个融合现代意识与反叛特质的英雄形象，深刻反映了当代青年群体追求个性解放、挑战传统的精神诉求。《哪吒》系列动画影片解构了封建压迫和阶级斗争的简单正邪二元对立的叙事，哪吒的反抗对象不再是具体人物，而是抽象化为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命运”本身。相较于传统“灵珠子”转世的正面设定，哪吒被重构为“混元珠”中“魔丸”转世的暗黑形象，其桀骜不驯的外在表征使其长期被陈塘关百姓视为“妖怪”。然而，哪吒内心深处对亲情和友情的珍视，以及对正义的执着信念，驱使他持续地与“魔丸”的魔性本质进行抗争，最终在颠覆世俗偏见的同时实现对自我价值的确认。而与之相对的，是龙王的儿子敖丙，承载了“灵珠”的纯净与希望，但却囿于妖龙身份被家族委以复兴重任，差点入魔而放弃灵珠之纯净，但被哪吒反抗命运的坚定信念所感化，最终选择与哪吒共同对抗天命。影片尤为深刻地描绘了哪吒与敖丙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双生”关系，敖丙的善良与哪吒的挣扎，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他们与命运抗争，最终克服内心恐惧与自我怀疑，凸显了影片“逆天改命”的核心精神意旨。他们之间的互动，既是一场对自我的探索与超越，也是对人性中的善恶、选择与命运这些主题的深刻探讨。“我命由我不由天！”“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乾坤。”这正是现代社会中人类对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与宣言。

此外，影片重构了原著中“剔骨还肉”的情节，李靖与哪吒之间不再呈现为对抗性关系，更契合现代社会的家庭伦理观念。即使哪吒是注定带来灾祸的“魔童”，李靖夫妇仍展现出对哪吒深沉而无条件的爱，为哪吒的成长提供了情感上的依托，正是依托于这份坚实的情感联结，哪吒得以重塑肉身，最终突破宿命论的禁锢。李靖夫妇对哪吒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深刻映射了现代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包容性支持。相比之下，龙王长期遭受天庭的压制与禁锢，由此滋生了强烈的家族怨愤和复兴的期望，并且将这种怨愤和期望强加于敖丙身上，赋予其复兴龙族的重任，致使敖丙陷入身份认同的矛盾与挣扎之中。敖丙在结识哪吒后，其主体意识开始觉醒，龙王也因此意识到其基于父亲角色的权威和自身经验为敖丙铺设人生道路的做法限制了敖丙的主体性发展，他最终选择鼓励敖丙挣脱既定轨迹去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一关键性的父权让渡使敖丙从家族束缚中解脱出来，促进其从被家族命运操控的“工具”蜕变为独立自主的个体。纵观两人的成长轨迹，哪吒在亲情的支持下突破“魔丸”命运的禁锢，敖丙在友情的力量中挣脱被强加的家族使命，两人最终都超越了外界的定义与束缚，掌握了自身命运的主宰权，深刻呼应了现代社会对个体价值实现的重视。

哪吒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变化与经济、技术和价值观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绝不能简单地将不同时代动画作品中哪吒成长故事的叙事差异，完全归咎于创作者个人主观艺术观念。“动画电影是一种文化活动，对动画创作的根本性解释需要从生产的时代语境中探索答案。”唯物史观视域下，“生产力-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三者之间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为理解文化现象的生成机制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框架，为我们分析“丑哪吒”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一）动画产业市场化转型对“丑哪吒”形象塑造的影响

“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要理解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必然要求从经济基础的分析出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市场化转型，这一转型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更深刻重塑了社会生产关系。在此背景下，文化产品作为一种兼具艺术属性与商业潜力的特殊存在，其创作、传播与消费过程均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市场逻辑的深刻影响。

市场逻辑向文化生产场域的深度渗透，已然深刻重构了文化产品的生产逻辑与价值取向，这种转型带来的竞争压力与创新动能，迫使创作主体将受众期待置于生产逻辑的核心位置。创作者不得不主动调整表达策略，在满足市场诉求与吸引受众的过程中，试图建构经济效益与艺术价值平衡的生产模式。《哪吒闹海》创作者基于市场语境的创造性转化需求，将哪吒从中国传统神话谱系中的文本符号视觉化为祛邪卫道的荧幕英雄形象。哪吒惩恶扬善的英雄主义特质凝练为特定时代的文化符号，深刻嵌入集体记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当代受众审美经验的多元化与对角色复杂性的期待，使得传统单一化、扁平化的英雄叙事渐显阐释乏力。文化消费习惯的转变驱动文化生产持续更迭，促使创作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展开重新编码和创造性转译，以回应现代主体的精神需求。正是在此背景下，《哪吒》系列电影创作团队展现出对现代性生存困境的敏锐洞察力，将现代元素和时代精神植入哪吒形象的设计和意义编码过程。在保留英雄主义内核的同时，制作团队在影片中融入了青年亚文化的反叛特质与张扬的个性表达，增强了角色与现代审美的亲和度。《哪吒》的创新绝非停留于人物造型和影片画面设计等形式层面的视觉符号革新上，其本质在于通过性格的立体化塑造与情节的当代转译，实现了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既保留了神话原型的文化底色，又赋予其符合时代精神的阐释空间，在形式革新与内容重构的辩证互动中完成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

动画产业的市场化转型构成驱动文化生产持续更迭的深层动力，要求创作主体具有跨文化传播的国际视野，以回应多元文化受众的审美范式与认知图式。好莱坞影业依托成熟的文化工业模式批量生产和输出高概念影片，虽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视听体验，却也引发关于文化主体性如何坚守的深层追问。在此境遇中，中国动画的突围绝非止步于文化主体性的象征性宣示，而是需要培育强大的文化转译能力，突破文化符码的传播壁垒，打造具有鲜明文化标识度与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动画作品。《哪吒》系列电影的创作团队在技术层面积极借鉴国际电影工业的前沿技术，在文化层面也并非对传统符码的简单复刻，而是将东方美学深度熔铸于角色造型、画面构图以及氛围营造之中，并通过叙事策略的革新与内容表达的深化，赋予哪吒形象以更深层的哲学意蕴。当影片围绕成长困境、命运抗争与自我救赎等人类生存论共通性哲学命题展开时，“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宣言便超越文化边界，以普适性的精神内核唤起跨文化受众的情感共鸣。质言之，《哪吒》系列电影在形象建构和精神内核的双重突破，恰恰回应了当代社会的文化心理需求，展现出中国动画电影创作者在文化的深度开掘与提升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上的能力。

（二）数字技术发展对“丑哪吒”视觉奇观的建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亦是如此，文化产品的生产始终受到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哪吒形象的创新离不开技术条件的支撑，数字技术几乎涉及动画电影制作的所有环节。《哪吒2》的完成，集中了“主创团队4000余人”和“近140家中国动画公司”的力量，构建了一个覆盖建模、特效制作、渲染等所有关键环节的全流程矩阵化执行体系。可以说，从神话小说到2D动画电影，再到3D电影，表现形式的革新直接依赖于物质生产技术的进步。“自20世纪90年代数字动画的问世，3D动画、CG虚拟特效、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等广泛运用到动画制作”，数字技术的具身性介入，不仅改变了动画的制作模式，还提升了视听表达的层次，使得作品在情感传递和文化表达上更为精准有效。

数字技术的介入为“丑哪吒”这一兼具生命力、情感深度与视觉震撼力的高度艺术化存在提供了技术可能。其形象建构过程凸显了技术媒介对艺术表达的深入介入。在人物外貌视觉表征的塑造层面，创作团队依托数字建模技术的精密运算，成功塑造出一个极具反叛特质的“丑萌”肉身，这种颠覆性视觉建构突破了传统动画美学的既定范式。在人物动作和表情的设计过程中，运动捕捉技术与面部识别技术系统的协同运用，形成了情感表达的算法模型。这一技术实践提升了角色的细微动作与表情变化的精准度，增强了“哪吒”动态演绎的自然流畅度和情感表达的感染力。技术媒介介入在人物外貌与表情的建构层面，实现了对人物多维性格特质的揭示，使受众群体得以直观感知角色内在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数字技术对动态画面的重构，则通过算法优化的渲染技术实现视听沉浸感的质性跃升。在粒子系统与物理引擎的协同运算下，动态细节得以在每一帧画面中精准呈现，既丰富了视觉符号的隐喻，又有效地传递了角色的内心冲突。以哪吒的火焰特效为例，其形态变化既是对“魔丸”身份暴戾特质的符号化呈现，又隐喻了其内心的愤怒与挣扎，这种技术赋能的符号建构，使“丑哪吒”形象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存在实感。

此外，“丑哪吒”的神话世界在数字技术的渲染下呈现为宏大的视觉奇观。在影片的视觉建构层面，动画制作技术通过对光影粒子、材质纹理与动态轨迹的精密运算提升了画面的逼真度。这种技术介入增强了观众的观影沉浸感，在视觉认知维度上完成了从“观看”到“在场”的感知转型。具体到叙事场景的营造中，哪吒与敖丙的决战时，火焰与冰霜特效交织在技术媒介的介入下得以精准呈现，细腻而富有戏剧性的光影变化赋予场景以强烈的动态张力，营造出极致紧张氛围与视觉震撼，外化了哪吒与敖丙截然相反却又互相纠缠的命运。不仅如此，在电影《哪吒2》中，“特效镜头近2000个、超过第一部镜头总和”，电影中“裂空爪”掀起的风云变色、“三龙王能量冲击波”的炸裂释放以及“万箭穿心”“百万天兵压境”等动态场景，均依托物理引擎渲染技术被精细地刻画出来，将传统特效的“模拟现实”推向“创造超现实”。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制作团队对数字技术的运用未止步于视觉奇观的营造，而是深入文化基因的转译层面，创造性地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象以现代表达。制作团队以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符号为根基，将青铜器纹饰、三星堆图腾等文化遗产元素进行数字化转译，构建起具有历史纵深感的视觉意象体系。影片中天庭的云雾弥漫、山河社稷图的水墨渲染、海底世界的鳞片反光等场景，均通过光谱分析和材质建模展现了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实现了东方美学与现代动画视觉语言的有机融合。从技术伦理的视角审视，技术媒介在《哪吒》动画影片中的运用并未消解艺术创作的主体性，反而通过算法模型与创作意图的辩证互动，形成了技术与艺术的共生机制。

（三）主流价值观在“丑哪吒”形象中的正确引导

主流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或群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被广泛认可和遵循的价值观念，“反映出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的基本取向”。“丑哪吒”形象的诞生，并非单纯的艺术创新，而是深刻反映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对文化生产的塑造作用。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维护和提高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丑哪吒”形象正是在主流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塑造下应运而生的。

“丑哪吒”这一颠覆性形象背后蕴含的善良、勇气和正义等品质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导向。影片以亲情、友情和勇气等为叙事支点，在娱乐性建构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仁爱、忠诚与坚韧不拔等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影片塑造的“丑哪吒”不再是《哪吒闹海》中“灵珠”转世的完美英雄少年，而是一个携带“魔丸”印记的频生事端的、相貌怪异的“魔童”。其非常规外貌特征与内在品质形成强烈张力，表面呈现的怪异形象与深层蕴含的善良本性构成戏剧性反差，形象颠覆与价值坚守的辩证统一，实现了对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其精神内核并未脱离主流价值体系。在亲情层面，面对父亲的严厉管教和外界的孤立排挤，他曾反抗亲情，但母亲的疼爱以及父亲的隐忍和牺牲促使他重新接纳亲情，选择与父亲并肩作战，主动承担起保护陈塘关的责任。在友情层面，因“魔丸”身份而遭受的孤立塑造了他既渴望友情又自我防御的矛盾性格，他与敖丙命运本应相悖，但却结下了深厚情谊，二人最终合力对抗天界，不惜以生命守护彼此。面对世人的误解和根深蒂固的偏见，哪吒选择坚守自我信念，最终完成了“不认命”的自我救赎。这一成长历程所彰显的对真挚情感的珍视、对责任的担当以及对自我价值的坚守，与主流文化所倡导的积极价值观相呼应。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脉络中，“天下大同”的价值理念作为隐性文化基因，悄然影响着影视作品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叙事。随着中华文明主体性日益彰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蕴含的包容性价值体系，与部分西方国家侵略性意识形态形成了愈加鲜明的对比。这种价值取向的差异，恰恰凸显出“天下大同”传统智慧所内蕴的开放性特质。在文明互鉴维度上，我国始终秉持承认差异性的交往伦理，既保持对他国意识形态的辩证审视，又坚决拒斥资本主义“普世化”叙事模式的认知陷阱，同时开展真实、立体、全面的主体性国家形象叙事。迥异于好莱坞商业影片中孤胆救世的叙事窠臼，《哪吒》故事剧情实则投射出一种立足中国当代精神场域的英雄叙事逻辑。影片中人性深度与情感张力的元素占据了显著位置，但影片的叙事根基并非建立在个体与集体的二元冲突之上，个体在与集体及命运力量的互动中寻求和谐。哪吒自出生就被陈塘关百姓视为“妖怪”，但在亲情和友情的触动下，他选择直面命运，以守护陈塘关百姓的行动挣脱了妖魔化的标签，最终融入了“陈塘关”这一集体。这种叙事既能贴合新时代主流价值观，又能激发观众共鸣。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一种积极的辩证法：“个体心理空间的扩大的同时也会带来公共服务意识的生长”，个人往往还是会归属到集体中，找到自我的价值。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路径，即个体与集体在相互融合中实现共同发展。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艺术领域，对社会的现实状况反思往往是艺术家们创作灵感的来源。艺术家们把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转化为艺术作品中的主题与情节，创作出蕴含深刻社会内涵的作品。在传统认知中，哪吒是一位英俊威武的神话英雄，但“丑哪吒”以一种反常规的姿态出现在大众视野，成为国产动画的标志性符号，重塑了中华传统文化IP的文化价值，体现出对创作者当代个体困境、审美霸权、文化符号价值的深刻反思。

（一）“丑哪吒”作为时代镜像对个体困境的映照

哪吒从“魔童”到英雄的转变，远不止于神话故事的现代改编，更是一种对现代性个体化困境的文化转译。“丑哪吒”所承载的反叛精神及其对宿命的抗争，精准地映射了当代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普遍焦虑。随着“加速社会”的来临与数字媒介的全面渗透，当代社会的“命运”日益呈现为一种“不确定性”，导致许多年轻人深陷无力感与行动困境，甚至滋生自我认同危机与价值虚无感。这种弥漫性的社会心态构成了“丑哪吒”这一反英雄形象得以引发广泛共鸣的现实基础。影片巧妙地借由“魔丸”身份设定，将哪吒塑造成一个被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物，其所展现出的孤独、愤怒与挣扎，正是当代青年在社会压力下精神困境的隐喻。在原著《封神演义》中，哪吒被塑造为一个鲜明的反叛者的形象，其抗争矛头主要指向封建父权与宗法制度。哪吒在天命的指引下，历经劫难成为了具有强大神力的神灵，完成了其神性宿命。而在电影《哪吒》中，哪吒的反抗对象由具象的制度压迫者转变为抽象的“命运”本身。在经历磨砺后，他同样成为了具有强大神力的“神”，但其核心特质却非纯粹的神性。影片着力刻画并保留了其作为“人”的丰富情感，使其在神格之上依然保留人的品质。“丑哪吒”形象的去神化特质，核心体现在其对既定命运的不屈抗争以及在逆境中坚守本真的举动上，呼应了青年群体内心深处对自我肯定与认同的深层诉求。这种强烈的情感共振，使得“丑哪吒”不仅是一个虚构的角色，更成为观众情感投射和精神宣泄的文化载体。影片以“逆天改命”为叙事主线，艺术化地回应了当代个体对“加速社会”的抗争与自我救赎的渴望，是对当代青年精神困境的一种隐喻。

此外，“丑哪吒”的形象本身即构成个体在社会中边缘化地位的具象化表征，反映出当代个体在追求个性与自我表达时所面临的普遍性困境。“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部类，总是跟某一种社会思潮或哲学思潮发生一定的联系。”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度交织的时代背景下，青年群体呈现出从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体系中脱离的趋向，转而致力于追求个性彰显。亚文化作为一种蕴含反叛性和创新性的文化符号，是个体化困境的宣泄出口，为“丑哪吒”这一反常规的英雄形象的诞生提供了文化土壤。在亚文化场域中，叛逆、个性、与众不同等特质常被视为一种潮流，“丑哪吒”外在形象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亚文化群体特有的审美和认同需求。此外，“丑哪吒”以其“魔童”身份和叛逆性格，打破了完美英雄的固有范式，这种内在人物形象的突破体现了一种反叛心理，与青年亚文化中所蕴含的对既有社会秩序的不满高度契合，展现了个体在自我实现与社会期待之间的矛盾。“丑哪吒”形象的广泛传播也使得这一形象成为他们表达自我、寻求认同的重要符号。

（二）“丑哪吒”作为文化符号对审美霸权的解构

审美霸权实为对“美”这一概念阐释权的垄断，其内核在于将审美判断单一化和绝对化。这种垄断不仅限制了“美”的多元性，也阻碍了审美领域的自由交流。当大量新奇的视觉现象出现在社会中时，人们的内心便开始萌发“这是美吗”“这是丑吗”“什么是美和丑”的意识斗争，“美”的权威意义便开始崩塌。“丑哪吒”以颠覆性形象出现在荧幕面前，直接冲击了单一化的美学界定，瓦解了“美即善、丑即恶”的审美伦理的文化霸权。长期以来，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形象被禁锢于“完美型人格”这一设定之中，俊朗外形、挺拔体态与凛然正气成为英雄形象的统一外在表征。然而“丑哪吒”的审美变革恰恰始于对这种符号秩序的颠覆，电影以标志性的烟熏妆容、反讽性的颓废体态以及“市井痞气”的行为模式，塑造出“丑萌”特质的反传统英雄形象。这种刻意的视觉变化，不仅使崇高的英雄形象有了世俗温度，更有效唤起了观众对角色边缘化处境的深切共情，使之更契合现代观众的情感体验与心理需求。此外，传统审美逻辑是本质主义认知的缩影，先验地将“美”与“丑”置于价值对立的两极，认为“美”即正义、崇高与理想，“丑”即邪恶、低俗与堕落。事实上，“美”与“丑”并非先验的，也并非一成不变的。电影中，“丑哪吒”形象凭借其复杂的情感层次与完整的成长轨迹，恰恰在“丑”之表象下折射出人性的本真状态。哪吒一出生就因“魔童”身份陷入“丑”的评价漩涡中而一直遭受社会排斥，当观众目睹其在孤独境遇中依然展现出勇气和正义时，观众对边缘性个体的深切共情已经形成。此种设计不仅超越了“美”与“丑”二元对立的僵化逻辑，其深意暗合了道家“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的辩证智慧，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在西方文化产品长期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审美话语权往往被其垄断性输出所霸占，非西方文化的表达空间被挤压，而“哪吒”的“出海”则以新国风美学展现出中华文化的东方美学魅力。截至2025年3月9日，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累计票房达148.82亿元人民币，跻身全球影史票房榜第6位，并且成为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第1位，该片还创造了全球单一电影市场最高票房纪录。而此前全球影史票房榜前十位均为好莱坞电影，这一现象更标志着东方美学通过产业实力撬动全球文化话语权的重大突破。在漫威宇宙、DC宇宙等好莱坞电影中，审美霸权体现为对特定美学风格的推崇，视觉冲击力、英雄主义、浪漫爱情等这些元素在好莱坞电影中反复出现，逐渐形成了观众对美的固定认知。当银幕内外的观众每观看一次好莱坞电影时，美国式的审美判断就在认知中被强化和内化一遍，进而此类被建构的“美”的标准将会迁移至日常生活实践与价值判断之中。然而，在这种全球审美同质化趋势下，《哪吒》系列电影展现出独特的美学重构实践。创作者并非简单拒斥西方美学，而是基于本土文化根性与全球传播效力的双重考量，在继承传统美学资源中的“丑怪”元素的基础上，将“丑感”创造性转化为别具一格的“美感”。好莱坞电影长期建构的审美霸权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记忆，当影片成功打破好莱坞电影对全球票房榜的垄断，其文化意义已经超越商业价值本身。《哪吒》系列电影既没有陷入对传统美学的僵化复刻，也未完全屈从于西方审美范式，而是以数字媒介时代的东方美学重构打破单一审美标准的垄断格局，向世界传达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于多元包容、和谐共生、交流互鉴。

（三）“丑哪吒”作为消费符号对文化价值的重塑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该如何理解“丑哪吒”形象在现代动画电影中的创新性重构？这一形象已然由传统神话意象蜕变为极具市场吸引力的现代消费符号。这一转变的深远意义，不仅体现在哪吒形象视觉创新及其衍生的商业价值中，更彰显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上。一方面，从商业层面来看，“丑哪吒”在重塑消费群体对传统意象的认知过程中成为具有显著经济效应的消费符号。当丑萌可爱的独特形象和善良大爱的精神内核糅合而成的哪吒人物满足消费者心理期待时，现象级的票房奇迹、跨媒介开发的优质IP及衍生品、品牌跨界合作等便展现出强大的价值变现能力。这不仅为关联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推动了以文化IP为驱动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哪吒2》上映以来，“丑哪吒”的Q版模型、挂件、徽章等周边产品掀起抢购热潮，“电影衍生出主题乐园、潮玩手办、联名商品等10多个产品系列，带动‘谷子经济’市场规模同比增长超过40%。哪吒盲盒预售排期达4个月，部分款式溢价超200%”。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丑哪吒”作为消费符号所蕴含的强大号召力和市场潜力。这一现象为文化创作者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促使他们以开放的视角去拓展传统文化符号的商业价值与市场空间。这种思路与方法的核心就在于，通过深度洞察当代受众的情感结构与审美无意识，将传统文化创新性地融入符合时代语境的叙事中，建构具有文化深度与市场活力的新型文化产品。

另一方面，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文化价值的传递层面，“丑哪吒”源自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经由现代动画电影的创造性重构，成为了一个跨越时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消费符号，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在现代社会中的再生性文化能量与持续性影响力。鲍德里亚将符号消费定义为生存方式，是当代社会获得身份、意义和声望的一种渠道。故而，消费行为也与商品蕴含的符号价值深度绑定。个体利用消费中的符号内容来反映其对某个社会群体的认同及归属，消费成为身份认同获取、发展与维系的关键实践。在“丑哪吒”的形象建构中，观众既能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又能感知到现代审美与视觉科技的深度融合。这种双重体验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而是通过技术媒介实现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的辩证统一，使“丑哪吒”形象升华为具有能产性的文化符号，在历史传统与当代精神之间构建起意义链接的桥梁。《哪吒》系列电影的票房突破与衍生品市场的繁荣景象，折射出受众通过这一文化符号进行民族认同展示的趋势。其内在驱动力既包含个体对文化符号的自我认同，更蕴含着集体层面的民族自豪感建构。在此过程中，“哪吒”已超越单一的文化产品属性，演变为民族情感共同体的象征性符号，持续参与着文化认同的建构实践。

“丑哪吒”形象的诞生，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原版小说《封神演义》到动画电影《哪吒》，哪吒形象的价值传达发生了转移，从反父权反封建向自我实现的方向转移，体现了时代的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电影创作团队对哪吒形象的现代化改造是建立在动画产业市场化、数字技术发展和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之上的。同时，文化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哪吒”这一文化符号一经生成便具有了相对独立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符号的“哪吒”不仅是文学与艺术的结晶，更是承载着民族文化记忆的载体，不仅传承历史智慧与道德，还是增强集体认同的重要文化资源。哪吒形象的改造既是对当代社会个体困境的反映，又是对审美霸权的解构和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塑，使“哪吒”这一文化符号具有了更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在商业化浪潮中，哪吒形象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和精神内核仍然贯穿其中，体现了文化产品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在此背景下，“丑哪吒”形象的成功塑造，为其他传统文化IP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有益借鉴，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只有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文化创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继续坚持这一原则，推动中华文化在守正创新中实现更大发展，促进文化自信自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基金项目：海南省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新时代中国南海海洋文化话语体系创新研究”（Qhyb2024-139）；海南省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海南自贸港文化安全风险防控研究”（Qhyb20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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