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崛起，是偶然还是必然？

近年来，有些人担心，改革开放的势头还能不能继续？深圳，还能不能保持它的辉煌？深圳的高光时刻，会不会已经过去了？

然而，这座城市的故事，从来就不是靠运气。

我们习惯将深圳的发展经验和成绩称为“深圳奇迹”，可“奇迹”意味着不可复制、难以解释，而深圳恰恰相反。它是一套有逻辑、有方法的系统性成功。如果把它简单归结为奇迹，它就失去了现实意义。要真正理解深圳，就必须回答：在中国众多试验田中，为何是深圳走出了这条从边陲小镇到全球一线城市的路子？

如果说广州、上海、北京拥有历史积淀与权力资源，那么深圳靠的是什么？为何厦门、珠海、汕头没能复制深圳的路径？深圳的崛起和超越，是偶然，还是一种被验证的战略理性？

它的经验，如今还有用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回到起点。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时，全市GDP不到3亿元，常住人口仅33万，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00万元。当时人们戏称深圳只有“一条街道、一盏红绿灯、一个小公园”。可如今，深圳的GDP达到了3.68万亿元，占广东省的四分之一，全国的2.73%。深圳的逆天发展，显然不是靠运气，而是其独特路径的必然结果。

在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的起步阶段，深圳的首要任务不是比拼资源，而是提高效率。没有多余可以浪费的资本，只能通过机制、流程、执行力来换取增长。这种资源不足倒逼效率提升的发展路径，成为深圳最早也是最深的内在逻辑。

而机制改革，是深圳跑出速度的关键。在许多城市尚在等待批文的时候，深圳的干部已在拍板，敢于拍板，善于拍板。政策红利的确重要，但在同样起点下，深圳之所以走出独立轨迹，原因是它懂得将政策转化为制度，建立起可复制、可持续的增长机制。也正因此，“敢闯敢试、杀出一条血路”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穿透了多个发展阶段的制度意识。

有件事值得一说。央行深圳分行原行长王喜义曾拍板给刚成立的深交所紧急周转资金。关于这一事件的过程，王喜义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叙述得非常清楚：“从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以来，深交所的运作还是正常的。只是在庄心一任深交所总经理时，有一天他电话报告我说，交易所的资金头寸没了，明天开不了门，请求深圳行暂借10亿元救急，我答应了。我交代计划处处长和主管资金的副行长办这件事，主管副行长拒绝了。他说，总行最近有规定，信贷资金不能用到股票证券市场。我说，现在我们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明天交易所清算不了，开不了门，可能闹出个全世界都知道的笑话；另一个是在信贷方面违一次规，保证深交所的正常运转。我们选哪一个？我的意见要选择后者。但我们的主管同志还是坚持不能违规。这样，我只好叫计划处的同志写签报，直接报我签批。为了照顾同志们的不同意见，我只批准暂借5亿元。结果次日下午庄心一给我来了电话，说5亿元已解决了问题。这时，我的一颗提起的心，才算放了下来。我想在信贷上违一次规，只是我的个人问题，而且不是为了什么私利，而如果交易所没有资金头寸，清算不了，发生了阻塞，开不了门，就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出现的大局问题，就是改革的形象和改革政策的大局问题。”

还有一件事。深圳由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当时在外汇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有些企事业单位出口创了外汇，但没有用途，有些企事业单位不创汇，却又需要用外汇进口原材料。为此有些企事业单位就私下串汇，甚至还出现了黑市。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批捕了几个私下串换外汇的企事业单位头头。后来又要批捕几个人，当时的市委书记李灏没有同意。

李灏回忆这个事情时说：“当时中纪委五室带领几十人，加上省里，有一支近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深圳，任务就是打击外汇黑市买卖，还抓了一个贸易公司老总。有一个礼拜天，市纪委和市检察院的同志到我家里，要我批准对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孙凯风、副总经理张西甫立案审查。特区发展公司当时是深圳最大的公司，出口一批商品，赚了一笔外汇，按规定，应去银行将这批外汇换成人民币，他们却私下将这笔外汇卖给另外的企业了。我跟他们解释说，这件事是合理不合法，外汇只在企业内部调整，老总个人没有从中牟利，因此不能抓，我们很快就会建立一个新制度，它就合法了。中纪委的同志很讲原则，把情况跟北京汇报后，队伍就撤走了。”

以上两个事件，领导明明可以不用担风险，但是为了城市的发展，他们毅然选择保护下属，自担责任和风险来推动落实。这与一些地方领导一票否决、一推了之的做法完全不同。

这种制度意识，也体现在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中。1999年宝洁公司提出中国一线城市概念时，深圳尚不在列。十年后，它才刚刚勉强跻身“北上广深”行列。但在相对较晚的时间点，深圳却实现了对广州的经济反超，并在多个维度上拉近与北上之差距。这并非依赖模仿，而是坚持自主判断。例如对高科技产业的高度敏感、对制造业生态的持续耕耘，都是它不随波逐流的表现。

1987年，当时的市委书记李灏访问香港时向港督卫奕信询问科技发展方向，港督回答：“那是民间的事，政府不管。”而深圳选择了另一条路——主动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这种与香港路径背道而驰的判断，是深圳持续自主进化能力的体现。

同样的判断能力，还体现在产业生态建设上。大疆创始人汪涛曾坦言，如果没有深圳的工程人才和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公司根本无法成长为世界领先企业。这再次说明，创新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植根于产业生态之中。

治理层面，深圳也展现出非典型的柔韧风格。当年“深圳被谁抛弃”的网文激起舆论风波，时任市长于幼军却选择与作者面对面交流。这种回应姿态，在当时极为罕见，也体现了深圳治理的另一种可能——尊重多元声音、乐于接纳批评，这种开放不是装点门面，而是一种发自心底的治理信仰。

深圳的治理方式，更像是一个充满弹性的操作系统。它敢把权力下放，让一线去试。它不害怕试错，把失败看作探索的必要代价。它也从不固执，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和迭代。与传统的自上而下命令式管理不同，深圳形成的是一个鼓励行动、善于修复、能够自我进化的机制。

2023年，深圳原副市长朱悦宁说有些地方的同志向他请教经验，他告诉他们：“相信市场，市场的力量远超你的想象。”

这，正是深圳治理哲学的注脚。

当然，所有制度与机制的建立，最终都落在一个核心问题上：这个城市如何对待人。

20年前那句“来了就是深圳人”，看似简单，其实涉及城市的文化观、制度观与治理观。它并非空洞口号，而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现实映照。在户籍制度尚未松动的年代，深圳已先行一步，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构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城市。

正如《深圳逻辑》这本书所揭示的，深圳的发展不是奇迹，而是系统性演化的结果，是一整套制度创新、治理逻辑与改革文化的合力产物。

那么，深圳这套逻辑今天还有意义吗？

当然有，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当下中国不少地方面临产业空心化、财政紧绷、人口外流、创新乏力等问题，急需一种可操作、可激发活力的思路。如果回看深圳的路径，就会发现，其精神和方法并未过时。

首先，资源不足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形成倒逼机制的压力系统。今天很多中西部城市虽然不缺政策支持，却在执行力与激励机制上疲软，导致政策空转。

其次，政策不是万能钥匙，机制才是打开增长之锁的真正钥匙。深圳从未依赖一纸红头文件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将政策转化为制度与行动，构建了持续演化的机制平台。

再次，治理必须转型。今天的地方政府不能只扮演审批者和守门人，而必须成为组织者、协调者与赋能者，推动民间力量真正参与城市构建。

还要看到，未来中国的增长潜力不再靠要素投入，而是靠制度效率和创新能量。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真正认识到，创新生态的建设不仅是扶持几个高大上企业，更是对整座城市组织方式的系统改造。

深圳真正提供的，并不是一张可供拷贝的蓝图，而是一种文明气质的展现：在未知面前，不先求稳妥，而先于动身；在坎坷中，不执迷完美，而习惯修正；在风险里，不惧怕跌倒，而愿意承担代价；在人群之间，不以怀疑为本能，而以信任为起点。

它告诉我们，伟大城市的意义，并非在于它已经抵达何处，而在于它敢于启程，并不断以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向着更远的未来延展。

最后还想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深圳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向我们证明，在制度内也可以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