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吉祥 | 实践活动、历史经验与精神文化：中国文化思想特质演绎的三个向度

徐复观先生曾指出，“中国思想，虽有时带有形上学的意味，但归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念世界中观想。”在徐复观先生看来，中国文化虽然具有形而上思想的意味，但却不能只是满足停留在观念世界的维度，“终究还是须落到形而下现实世界中，经受来自人的实践活动的直接检验，才能成为指导人的现实生活的学问”，真正发挥出形而上思想的作用。因此，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只追求在思维层面的合乎逻辑形式的哲学思想，而是强调形而上思想与形而下现实之间的紧密结合，这也是中国文化在思维层面表现出来的重要特质。深究中国文化这种思想特质的演绎历程，首先，人类社会起初徘徊停留在宗教文化的领域，试图在自然宗教神学中寻找人的存在证明。随着宗教改革的开展，人逐渐获得了主体性地位。通过对神秘的巫术灵验发出质疑和追问，人们就从盲目的宗教文化推崇中脱离出来。致使原本“具有人格神化特征的天道，转化成无任何实体形态的形而上天道理想，借助天命的命定功能”，形而上的天道主动选择下沉到现实世界，显现在人们追寻、践行终极天道价值理想的实践活动之中。于是，形而上的天道使命与责任被注入到现实世界每一个人的内心，人的注意力就被转移到对形而下现实领域的兴趣上来，开始正视人自身的实践活动。在践行天道价值理想的过程中，人不断创造着各种直接经验，让人类社会过渡到重视实践活动与直接经验的时代。其次，在直接经验里面注入人的主观意识成分，产生人在现实层面能够给予最大信任的寄托——现实经验。利用人的实践活动，再度检验现实经验的真实性、合理性与有效性，创造带有实践性质的行动经验。行动经验则把现实经验带入到思想观念层面展开，演变出一种类似“实践理性”的态度。“实践理性”赋予了现实经验深刻的思想性意识。在现实生活的洗礼与沉淀作用下，现实经验经过行动经验的中间阶段，转而演化成兼具现实性和思想性的历史经验。在此过程，人就表现出一种试图从形而下现实领域内，追溯、发掘形而上理性思想的倾向。最后，历史经验是构建历史精神世界的基本条件。在历史精神世界中，发挥人的想象意识对历史经验进行加工，让历史经验摆脱现实世界空间的束缚，进阶成精神意识维度的存在形态。在此基础上，借助前人的想象帮助人们逐步看清历史精神世界的真实容貌，发挥现在的想象则让历史精神世界里面的人、事、物皆化身为精神性存在形式。正是想象意识让历史经验走上彻底的形而上思想性发展道路，并促使中国文化蜕变成一种坚持以历史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化。理解历史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化的本质，需要透过历史精神世界内含的丰富故事情节，拨开缭绕在历史精神文化之间的重重迷雾，挖掘隐身其间的古典智慧哲理，便能揭示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至此，经由实践活动、历史经验和精神文化三个阶段，中国文化演绎出从形而上的天道价值理想下沉到形而下现实世界，并依托现实世界的人再度由形而下领域回溯至形而上范畴的思想特质，实现将形而上思想与形而下现实紧密结合的根本任务。

徐复观先生在研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指出“人类文化，都是从宗教开始，中国也不例外。”在徐复观先生看来，原始宗教文化对中国文化造成了深远影响。一方面，通过对原始宗教自然神形成崇拜，人们就在现实世界中寻到信仰寄托；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却也不断阻碍人的自觉意识产生以及继续演化。正因如此，在原始阶段的末期，人类社会曾经发生过宗教改革事件，重新划分了宗教信仰与人类社会的管理范围。通过将人格神化的天道塑造成为形而上的天道价值理想，让形而上的天道以一种价值使命与理想责任的形式，下沉到形而下现实世界中与每个人产生密切关联，使践行天道价值理想成为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最高准则。如许，中国文化开始高度弘扬人的自觉性意识和主体性地位，让人的目光聚焦在现实生活领域，强调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作用，树立起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准则的主体价值导向，帮助人不断积累直接经验，从中提炼丰富的经验知识和思想，让人类社会从仰慕巫术灵验文化过渡到重视实践活动与直接经验的时代。由此，显现中国文化从形而上层面逐渐下落至形而下领域的思想主张。

首先，在“绝地天通”政策的直接影响下，中国文化强调人的现实主体地位。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受到自然与社会的有限条件的限制，崇尚神秘的巫术灵验，试图在宗教信仰中寻找证明人自身有效价值的精神寄托。一切巫术灵验都是源自人的直接感知与日常经验，缺乏统一的实施标准和普遍的检验方法，无法直接证明神秘巫术灵验的真实性与有效性。神秘巫术灵验如果被普通人任意掌握和使用，倘若是误打误撞预测到未知事情的发生与结果，就会引起人的盲目推崇与信奉。但如果预测与事实结果无法符合，则会立刻被人遗弃与忘却，转而追逐崇奉其它巫术灵验。无论巫术灵验预测的结果准确与否，都会导致人类社会出现巫术信仰泛滥成灾的局面，显然这不利于促进人类社会的稳进发展，威胁到人类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当时执掌政权的颛顼帝，任命黎和重两位肱股之臣执掌巫术大权，主持宗教改革事宜。《尚书·吕行》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这便是著名的“绝地天通”事件。“绝地天通”彻底杜绝了民间存在的种种巫术，规定“只有官方才拥有宣传和制造话语的权力，各种巫术仪式皆由官方进行设置和举办”，将巫术活动与神秘灵验的解释权悉数收归到官方手中。“绝地天通”促使天人相分、人神不扰，使得天人二者各司其职而互不干涉。《国语·楚语》曰：“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天和地各自包揽诸多事宜，理应是由不同的管理者进行管理。神秘巫术灵验的管理权限应归属于天，交由专门的人进行负责；人类现实社会的事宜应归属于地，交由其他人专门进行负责。重新划分天和人类社会的治理范围，赋予人管理和治理现实社会的权力，彻底阻断人类和上天之间直接接触的渠道，便表达出一种要把天、地两者完全区分的倾向。“绝地天通”对原本不容置疑的巫术和神秘灵验发出质问，也是对宗教信仰权威产生的质疑。旨在弱化巫术宗教信仰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让人从繁琐庞杂约束众多的宗教信仰条规中解放出来。只需要专注现实世界社会层面的事务。人的注意力就被转移至现实生活领域中，开始正视到人自身的存在，逐渐形成重视人的主体地位的思想传统。

其次，中国文化将原始宗教的人格神形态，塑造成无任何实体形态的形而上天道价值理想，将人的目光聚焦在现实生活的层面，树立起人的实践活动为准则的主体价值导向。直到周武克商的完成，彻底终结人类社会信仰巫术灵验文化的天神时代。在此阶段，原始宗教的权威加速没落，天的人格神形态被完全剥离，演化成一种形而上天道法则的存在形式，逐渐下落到人类现实社会之中。如许，当形而上天道呈现在现实的人的面前，随即被塑造成人的价值理想的终极境界，成为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须遵循的价值准则。所以，徐复观先生才认为，“宗教与人生价值的结合，与道德价值的结合，亦即是宗教与人文的结合，信仰的神与人的主体性的结合；这是最高级宗教的必然形态，也是宗教自身今后必然的进路。这正是周初宗教的特色、特性。”正是宗教与人的存在价值和理想追求的结合，让人不再向外在神秘的巫术灵验寻求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解答，而是主动将人的目光主动放在现实层面，正视人自身具备的自觉性、能动性和主体性，认识并意会到形而上天道自上而下赋予人的价值与使命，以实践活动努力践行形而上天道价值理想。这样，人的存在价值本原就有着清晰来源，价值选择也有了明确方向，于是，人就能通过下学人事的实践方式，不断实现上达天道理想境界的美好愿景，让人类社会最终形成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根本准则的主体导向。

最后，中国文化强调人的实践活动，树立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准则的价值导向，积极引导人类社会重视直接经验的作用。《史记·太史公自序》言：“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太史公站在历史记录者的立场，指出在实现“绝地天通”的过程中，重和黎两位官员分管天文、地理事务的实践活动，对于整个宗教改革的最终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此以后，在人类社会领域内人就能够自由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情况，不必再向任何自然神寻求神秘灵验的外在证明。既然“绝地天通”革除了人们对宗教人格神的推崇，那么人们又该如何确保寻找到值得信任的信仰寄托呢？答案就在人的自身，尤其是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创造的直接经验之上。随着人的目光转移到现实层面，顺理会对当下世界的器物、事件产生浓厚兴趣，主动向外探索万事万物的价值本原。在探索形而下现实世界中人、事、物内涵的过程中，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获取了大量的直接经验。对人而言，这些直接经验解释源自人的各类现实活动，因而是最为明确、可靠的存在。同时，直接经验作为人的现实活动的产物，是一种“针对具体的可以感知的经验”，其间凝结了人对于现实社会现象的思考与看法，因而具备一定的思想理性特征。深究直接经验内含的理性思想，就帮助人提炼归纳各种丰富的经验知识与思想。在人类社会中，所有人都开始普遍重视那些由实践活动带来的直接经验，并希望借助直接经验来描述与概括的关于人类社会世界的具体看法，不断积累属于人自身的深刻的经验知识，让人类社会从仰慕神秘巫术灵验文化过渡到注重实践活动和直接经验的时代。

中国文化极为重视源自人的实践活动的直接经验，指引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积累直接经验，由此形成掺杂了人的主观意识的现实经验。人们利用自身的实践活动，检验现实经验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就将直接经验深化为带有实践性质的行动经验。行动经验把产自形而下生活范畴的现实经验与知识，通通放置到思想观念层面展开，从而形成一种类似“实践理性”的态度。正是“实践理性”让现实经验与知识资源，获得了深邃的思想理性意识，于是，现实经验与知识经历来自现实生活的洗礼与沉淀，得以演化成历史经验的存在形态。历史经验兼有现实性与思想性两种属性，是进一步构建历史精神世界的前提条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中国文化促使人从形而下现实出发，寻求形而上层面理性意识的思想倾向。

首先，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生活的领域，就会在现实层面寻找到值得信赖的依托——现实经验，并给予现实经验最大限度的信任与推崇。现实经验建立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之上，是由实践活动诞生而来的直接经验的深度演化。直接经验的形成，只需要有人的实践行为参与即可。但是现实经验的成因却有所不同，是人们通过将自身的注意力集中到现实和生活领域，其间掺杂了人的主观意识和理性思想，因而现实经验是能提供部分指导生活功能的存在。因为现实经验孕育形成于生活之中，是人们在现有时间里努力“作为”的产物，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价值的现实性佐证。”所以，生活之中必然就融入了时间的概念，并利用时间不断向前流动的特性，推动生活进程本身的发展和前行。在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制造产生一种互证彼此存在价值的做事关系，在人与人的做事关系中源源不断演化出各种现实经验。”李泽厚先生认为，生活就是“‘与他人共在’即共同活在这个世界中，就是日常生活。”生活就是一个人能与另外的人一起，大家共同存在于现实世界里面，彼此做到互不冲突，处在一个较好活着的状态。所以，生活的本质便是“活着”的状态。人既然是活着的人，那么必定会衍生出人为什么会活着？人应该如何活下去？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等问题。活着的人迫切需要寻到人的存在形式和存在价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人在所处的现实生活里创造各种现实经验。对普通个人来说，只有人现实经验才是最值得信任的存在，没有任何一种事物能够掩盖过现实经验发出的真实光芒，没有任何一种事物能够完全替代现实经验赢得人的高度信赖。人们一边努力创造现实经验，一边建立起坚持信仰现实经验的真理时代。

其次，人们利用实践活动检验现实经验的真实性、合理性与有效性，进而将现实经验深化为富有实践性的行动经验。行动经验把一切产生自形而下的器物和日常生活的事件、经验知识，通通放置到思想观念层面进行展开，形成类似“实践理性”的态度。经验之所以被称作是经验，细分缘由有二。一方面，经验确是来源自现实生活中，是人们根据亲身生活经历提炼而来，具有鲜明的现实属性。脱离了人与生活维度的经验，便不可再称为是经验；另一方面，经验还具有实践性特征。经验通常都是能够被反复的重现和验证的存在。因而，人既可以做到重复实践自己经验的生成历程，也能够将其他人的经验甚至是前人的经验重新印证，并从这些他人的经验里汲取自己所需的经验知识资源，运用到人自身的实践活动中，形成所谓的行动经验。李泽厚指出，“使用制造工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但哲学界往往对此‘熟视无睹’……人类生活和生存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种族的基本的、突出的、巨大的、主要的特征，在于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奇怪的是，这一基本事实却为哲学家们所熟视无睹，不加重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明显区别在于使用和制造工具，人们使用和制造工具的行为就会产生行动经验，彰显一种强烈的“实践”特征。一言以蔽之，即行动经验不仅含有着日常生活的现实经验层面，还显现出行动经验内在的实践性，“实践”便是决定人类一切活动正当性的根本原则。以往大多数哲学家，要么是刻意轻视实践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要么是干脆就直接对实践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这些显然是以偏概全的做法。因为“人类并非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人自己把自己建立起来的，人类不是靠基因变化而是在长期使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造就了自己。”所以，人们在长期的日常生活过程中，需要不断以实践性行为活动，创造各种样式的现实经验，并采取实践方式验证现实经验的合理有效性与真实性。需要将人为实践提炼而来的关于器物、事件的知识经验资源，提升至思想观念层面加以展开，演变形成“实践理性”的态度。“实践理性”坚持将实践行为当作是检验现实经验的真实有效程度的根本方法。在“实践理性”态度的作用下，让现实经验不再只是专注现实实践活动的层面，而是在现实经验中发掘出行动经验在理性意识方面的内容。于是，人无论是做任何事情，面对何种源自生活的现实经验，首要准则便是坚持“实践理性”的态度。也就是说，人的实践性行动经验为人带来了“实践理性”，而借助“实践理性”态度去对待现实经验，又能够将源自现实生活的经验知识资源提升到更高的维度——思想观念层面。现实经验不再是现实生活实践行为的单纯反映，而是变成能够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经验性意识。行动经验造就而成的“实践理性”态度，让人既在经验中实践与前行，也在经验中提升与成长。坚持“实践理性”的态度，便能回答任何关于现实经验的真实性与价值性的问题。

最后，人们不会一直停留在行动经验的阶段，而是会将“实践理性”的态度贯彻到底，持续加深现实经验的思想深度，让现实经验变成兼具现实性和思想性的历史经验。那些经过生活洗礼的现实经验，就得以提升拔高至历史经验的维度。如果说行动经验改变了现实经验只专注于实践活动的倾向，那么“实践理性”则是把现实经验放置到思想观念层面进行深度演绎，让现实经验拥有能够容纳思想观念内容的性质。概而言之，只要把现实经验提拔至行动经验的层次，将那些形而下器物、事件的经验知识放在思想观念的层面展开，以“实践理性”态度推动现实经验演变成为思想理性意识，就在思想意识层面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实践活动。于是，现实经验就衍化成兼具现实与思想的存在。一方面，现实经验能够为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实践活动，提供着现实性实践意义层面的证明。另一方面，现实经验则可以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行动经验，加以抽象化提炼为具有思想理性特征的意识，再反过来影响人的日常生活与实践活动。这样一来，现实经验就与现实生活产生密切联系。有目共睹，生活最为明显的特点便是不可重现性。生活在时间向度的规定下，只能做出不断向前推进的选择，但这也为生活带来能够反复回顾的历史特性。正是生活的历史性，让人们除了能在当前时刻创造丰富多样的现实经验，同时也能不断回溯那些在过去时间里面形成的现实经验。但由于现实经验全部都形成在现实生活之中，致使现实经验历经过生活的洗礼、沉淀之后，就被镀上一层厚重的历史性外膜，并为历史经验的孕生做好铺垫。李泽厚认为，所谓的历史就是“绝对性、积累性，即人类总体的实践经验、意识及其思维方式的积累和生成。”历史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产生的现实经验、思想及意识的总和，也是一种绝对的、逐渐积累的存在本体。历史作为存在本体，其中必定包含有着历史经验的成分，必然包含着现实经验与行动经验产生的实践理性。因而，历史便是一种兼有现实与思想属性的存在。实际上，这种具备双重属性的历史经验，就成为中国文化能够从形而下现实世界中，寻找到一条回溯至形而上思想世界的晋升路径的关键中介。

总的来说，历史经验建立在现实经验和行动经验的基础之上，具备现实经验和行动经验的绝对性。但无论是现实经验还是行动经验，都是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直接经验演化而来，无法离开人的主观性思想意识和“实践理性”态度的作用。历史经验同样无法离开现实生活的滋养，由此衍生出一种积累性。由于历史经验具有真实性、绝对性和积累性，才能将人类所有的现实经验、行动经验和思维思想等因素集中囊括到自身范围，让人们不管是遇到何种事情、需要做出何种选择，都能从历史经验之中寻得解答。现实经验在经由行动经验的中间阶段，在受到生活的影响和作用演变成历史经验，成为建构历史精神世界的基础条件。同时让中国文化由形而下现实领域成功跨越至形而上思想世界，拥有实质可能。

中国文化通过以历史经验为基础材料，而筑建起一个独特的历史精神世界。在历史精神世界之中，历史经验借助人的记忆能力，达到恒久留存在世间的目的。然后在历史精神世界内发挥人的想象意识的功能，将历史经验升华成精神性意识，同时也将承载着历史经验的人、事、物等主体对象，一并转化成精神性存在形式，就为现实世界的人树立各种精神榜样，并为人们提供接连不断的精神力量源泉。这样，在历史精神世界范围内，历史经验借助想象意识的加工与改造能力，有效摆脱了现实广延空间的束缚，进阶衍生为永恒的精神性意识存在，促使中国文化走向以历史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化发展道路，披露出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特征。由此，中国文化便真正从形而下现实领域中回归至形而上思想世界，演化成彻底的形而上精神文化存在形式。

以历史经验为理论基石，就搭建起属于历史精神世界的空间架构。毋庸置疑，人类社会是处在形而下层面的现实世界，历史精神世界则是建立在形而上层面的思想世界。由于人类社会存在广延属性的限定，致使历史精神世界唯有置入人类社会以内，才能确保历史精神世界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历史精神世界表面上被划分到形而上学领域，但是由于历史精神世界生成本源却是形而下现实经验与知识，再加上历史精神世界包含着不计其数的历史经验与思想，成为凝集现实与思想、兼具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存在。在历史精神世界的范围，人又该如何去认识历史经验呢？谜底就在人拥有的记忆能力身上。所谓记忆，就是人伫立此刻回想观望过去时间的意识化产物。即使是时间已逝，往事俱已不在，人却可以在记忆中回顾观望过去时间，洞察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经历，明晰在过去时间中产生的现实经验的深刻内涵。因此，历史经验依靠人的记忆能力，在人们不断回想追忆的过程中延续着自身的存在形态，并且为人的现实生活提供了源源不断地经验借鉴，在历史时空中呈现一种独特的“实践理性”态度，影响现实世界的人的实践活动和理性意识。

在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思想逻辑中，心性理念的设定彰显人的主体地位导向，造就了人的主体主观性思辨能力，让人能够依靠心性意识自觉主动体知感悟事物的本原意义。孟子最早完整论述“心”的概念，提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的著名观点。一方面，孟子强调心作为生理器官是人身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心”具有思考和反思的特性。孟子的“心”在认识到生理层面意义的基础上，更为注重心灵活动的方面，假定心不进行任何思考行为，就会导致我们无法获取任何思辨层面的理论知识；唯有心不断进行思虑活动，才能使认识去蔽澄明。发挥人心的思考能力，便能够进一步衍生形成人的想象意识能力。很多时候，“由于人身体及活动范围的限制,亲身所能观察的事物其实非常有限。故事的创作、讲述与聆听或阅读，借助想象力，把语言文字转化成意识中的图景，就大大扩展了精神世界里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的想象之中充斥着意识当中的作为现实事物模仿物的影像的显现。所以，“想象意识是一种意向活动，意识的意向性是指意识总是关于某个异于自身之物的意识，因此在想象的过程中意识总是超出自身指向一个对象，即想象物。”这样，人利用自身的心性意识活动，借助想象意识通过对外在客观物（无论事物是否真的在现实世界中存在）进行意向性思考、加工与创作，从而形成关于人本身的思维意识改造能力。因而，随着想象意识的加入，让历史精神世界具备了改造能力，并将历史经验衍化成精神性意识的存在形态，在人类社会中长久留存下去。中国文化向来注重人的心性意识对现实世界产生的作用，并将想象意识作为人的心性的一种重要能力，让人具备改造与加工记忆、历史经验与思想等素材的能力。发挥想象意识对记忆与历史经验等思想素材进行加工和改造，一方面将历史经验上升到精神性存在的维度，另一方面也让历史经验中的人、事、物等主体，皆化身成为精神性的存在形态，彰显历久弥新的精神张力，以供现实世界的人所铭记缅怀和世代流传。在历史精神世界之中，发挥想象意识的能力便能让不复存在的历史经验，以生动形象的光景再次浮现在人们面前；增补填充因历史本身内容记录的缺失，而出现的某个具体历史时空里的空白内容；对记忆、历史经验和思想等要素进行深度加工，创作出数量繁多的现实作品与思想作品。这样，历史经验在经受想象意识的改造、加工后，不再是原本产自现实、浑身散发思想理性意味的历史经验，而是被拔高至精神意识的层次。由于历史经验蜕变成抽象的精神性意识，就导致创造历史经验的人、事、物，同样转变成精神性存在形态。如此，历史经验彻底摆脱现实框架的束缚，随时随地能够为人的想象意识所加工、映现。于是，虽然以往历史时空已成云烟而逝者如斯夫，却依然是能够长存于历史精神世界中间，为现实存在的世人所想象与膜拜。上至三皇五帝先贤伟绩，下到尧舜禹圣哲功业，对人来说尽管已是年深日久、不复存在，却依然可以透过历史精神世界的视阈，清晰见证那些历史经验发生的详细过程。

历史性精神意识常伴在人的左右，成为影响人们现实生活的重要精神力量。譬如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夫子“逝者如斯夫”的临川之叹，亚圣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治世之志，六祖慧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顿悟之思，李太白“危乎高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之感……等等，诸如此类故事传闻，显然都是掺杂了历史创作者的想象意识。一方面，前人在其自身所处时空，通过融合一定想象意识创作出来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后世之人在理解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同样也需要运用想象意识加以领会。于是，无论是前人、现实之人还是后来者，当其看到一段段激动人心的文字表述，听见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言语感叹，意会一幅幅摄人心魄的励志画面，其间无不是透露着催人奋进的精神张力，散发出激励现实生活中的人奋发卓越的精神力量。在今人看来，“那些中华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早已作古，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言谈举止与思想精神”，都已经同其本人一起化身成精神性存在形态，源源不断、永无止境影响着后世人类社会。可以认为，前人的想象为其本人积攒的现实经验注入精神活力，为我们作为后来者看清历史精神世界的容貌提供可能；现在的想象则一边绘制当前阶段产生的现实经验的外貌形象，一边又让历史精神世界中的人、事、物化身为精神性存在，成为现实生活里人们在思想意识上的精神榜样，并供当下之人瞻仰与缅怀。如许，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经典故事、传世作品等历史对象，于现今而言虽物是人非甚至荡然无存，却始终为人铭记口口相传。正是想象意识让历史经验超越了个体生命存在形态的限制，转化变成精神性存在形态而延续至今。这也为处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了认识历史中的人、事、物的有效途径。

因此，历史经验借助想象意识衍化成永恒的精神性存在形态，推动中国文化走上形而上精神文化的蜕变道路。一方面，想象意识让历史经验演变成为精神性意识。另一方面，想象意识使承载历史经验的人、事、物等主体也衍化成为精神的存在形式。这样，无论是历史经验本身，还是与历史经验有着密切关联人、事、物等历史主体，全都具备精神属性。再加上历史经验及其中包括的人、事、物等要素，皆是历史精神世界的核心组成部分，共同推动历史精神世界走向精神文化发展道路。于是，想象意识就对历史精神世界造成了重要影响。“所谓的想象意识，它的作用并不只是陷于帮助人们抒发各种情感与情怀，获取被用来去满足人的众多不切实际的缥缈幻想，而是充当着思想或者知识的得力助手……需要不断被反思，以此开掘出思想的财富。”想象意识不仅具有改造历史经验的能力，还充当起思想和知识的助手，通过将各种思想与知识加以抽象和反思，由此衍生形成精神文化。因而，精神文化就是指想象意识利用历史经验等素材制造出来的思想性产物，代表了人们对历史精神世界认识程度的持续深化。随着精神文化的降生，促使中国文化走向历史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化发展道路，历史性从此就成为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理解以历史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化的本质，需要透过历史精神世界的内部视阈，梳理其间蕴藏的大量故事情节和生活经历，深挖其中隐含的哲理智慧，才能精准领悟形而上精神文化的要理。一般来讲，任何抽象思想与理论刚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时，总会刻意披上一层朦胧面纱，给人留下一种隐约含糊的思想印象，让人不能轻易看清精神文化的内涵本质。根本原因则在于这些抽象性精神文化，其中既包括了现实生活的内容，又包含着浓厚的思想理性意识。如若只是沉浸在表面形象层次，必然会造成大量的认识偏差。面对历史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化，不应拘谨在某一名词属性或具体思想内容，而是应该寻找到历史精神世界内部的人、事、物等参与对象，深入参与对象所属的历史时空世界之中，直接面向那些人、事、物在历史里更迭衍化的事实经验和理性思想。因而，历史精神世界内含的历史经验、思想和人、事、物等历史对象，本身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帮助人穿越历史的表象以看清问题的本质，让人在见证历史兴衰盛亡变迁之际，形成以史为鉴不偏不倚的有效反思。随后，拨开缭绕在历史精神文化间的重重迷雾，便披露出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特征。

中国文化自诞生之时，就具有独特鲜明的思想特质，强调形而上思想与形而下现实之间的紧密结合，展现出一种由形而上层面主动下沉到形而下领域，再从形而下现实领域重新回归到形而上层面的思想演绎历程。关于中国文化思想特质具体演绎的过程，主要分为实践活动、历史经验和精神文化三个向度表现出来。首先，人的实践活动在现实维度承接着自形而上向形而下落实的天道价值理想。在“绝地天通”政策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将形而上天道转化成行为准则和价值理想的存在形式，成为人在现实世界里必须遵循的最高准则规范和必须践行的终极价值理想。这样，人的注意力就聚焦在人的自身，形成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准则的主体价值导向，依靠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大量的直接经验，并对直接经验给予充分信任。其次，历史经验是兼具现实性和思想性的存在，是中国文化从形而下现实经验中间发掘带有形而上意味理性思想，继而进阶至形而上思想维度所必需的关键中介。直接经验掺杂了人的主观意识就演变为让人值得信赖的现实经验，现实经验经由行动经验的中间阶段产生一种带有形而上意味的“实践理性”。正是“实践理性”将现实经验与知识中的深刻理性思想发掘出来，经过生活的洗礼与沉淀，演化形成兼具现实性和思想的历史经验，构建历史精神世界以沟通联结形而下现实与形而上思想两个维度的世界。最后，历史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化，便是中国文化完成由形而下向形而上蜕变显现出来的本来面目。历史经验借助人的想象意识能力得以摆脱广延空间属性的束缚，演化成精神性意识的存在形式，不断激励着现实社会中的人奋勇前行、进取有为，让中国文化以一种历史为本的形而上精神文化姿态，重新回归上升至形而上的层面。至此，中国文化经历现实层面的直接检验以后，拥有深刻的现实价值与意义，成为真正能够指导人类社会的思想理论。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家哲学视阈下安康优秀传统家训的教育思想研究”（21JK0003）；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新时代凝聚社会共识的路径探析”（23JK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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