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萱 | 他人之絮语：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整体观照

有清一代，中国古代女性文学迎来其巅峰时期。随着清代闺秀作家创作体量及作品出版数量的增长，缀于闺秀诗文集前后的序跋数量也随之增加。彼时前代及并世已有大量可资借鉴的序跋书写，故闺秀诗文集序跋时常取鉴于已有的书写程式，传承序跋书写大传统。然而，因闺秀群体这一创作主体的空前性和独特性，闺秀诗文集序跋又有其新的书写语境并需承担起新的文体责务，因而闺秀诗文集序跋的书写内容呈现出一种关乎性别与时代的特殊性，其自身的生产方式及书写榘范在持续的实践中亦渐趋成型。

于过往的清代闺秀文学及文化研究中，学人多聚焦于闺秀创作的文本本身，闺秀诗文集序跋一类副文本（paratext）则往往作为辅助性材料。事实上，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具有其重要价值：这些序跋的获取方式体现了时代对闺秀文学的接受度、认可度及清代文学女性于文学领域内的可运作范围；序跋作者的圈层和成分能够体现女性直接和间接的交谊圈；序跋的撰述倾向则体现了时人如何看待女性作者及其文本，并展现了被邀序的文人如何巧妙地为具有敏感身份的或交集甚少的作家遣词书文，为研究序跋类应酬性文体提供了一条明朗的路径。由此观之，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自身即构成了一个复杂历史现场，叙说着关于清代闺秀的诸多絮语。

因此，对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进行系统性地把握有助于从外围了解清代闺秀文学及文化生态。想要全面体认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这一文本类型，必须从其基本元素入手。本文尝试从闺秀诗文集序跋的基本元素如获取机制、作者成分、撰述倾向数个方面进行考察，以更清晰地了解这一文本类型的存在方式及意义，从而从另一角度更为深刻立体地体认清代闺秀文学与文化。

（一）亲族赠序及代为请序

一部诗文集的序跋作者有多少、为何人，往往是诗文集作者交谊圈的直接展现。但对于长期处于闺阃之中的女作家来说，相对于男性文人，她们较少有结伴壮游、筵席分韵、结社唱和的机会，生活基本围绕着中馈女红、事亲课子，因而交际圈自然局限狭窄许多，再加之闺阁女子往往不便与家庭单位之外的男子来往过甚，因此亲自广邀序跋对女作家而言并非易事。在这样的境况下，与外界及主流文坛交往较为密切且赏识家中女性之作的亲族（尤其是男性亲族）便成为了为闺秀诗文集贡献序跋的主力。亲族赠序是闺秀诗文集极为普遍的获取方式，闺秀孙佩兰的《吟翠楼诗稿》便收录了其两位弟弟孙诒经和孙诒绅所作序，侄子孙宝瑚、次子胡上襄所作跋；闺秀余希芬的《朗仙吟稿》中包含其父余梦星、其弟余希煌及其姊余希婴之序，不一而足。

除了直系亲族之外，姻亲甚至年代相距甚远之远亲也时而会于闺秀诗文集中留下痕迹，如身为姻弟的吴芳培就曾为闺秀张淑诗集《畹香诗钞》作序，而女作家顾贞立身后百余年的一位远孙则促成了顾贞立诗词集的出版并留下一篇跋文，可见亲族对闺秀作家之重视与扶持。

除了自己为族中闺秀作家题写序跋之外，闺秀作家之亲族亦会向友人、师生乃至耆硕名儒广邀序跋。女作家潘素心之父潘汝炯便对女儿的作品颇为重视，曾亲自“索其（潘素心）稿来汰之，存二卷，授诸筑氏”，他也在为女儿诗集邀序一事上费尽心思，不仅向同邑名士蒋士铨、友人周大榜邀序，更在袁枚隐居山阴之时远行五十里亲自拜访，出示女儿之诗以求一序。闺秀作家的丈夫也时常在邀序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自幼甚嗜诗书的女作家陆凤池有幸嫁与能够赏识自己诗才的曹谔廷，二人凤鸾和鸣，时有赠句唱和。陆氏将殁之时，嘱托曹谔廷：“残纸数十幅，在西房几上，善藏之，如见我也。”曹谔廷于陆氏辞世后裒其诗稿为一册，并请友人序之。友人焦袁熹描述曹谔廷请序之时的情景曰：

另一友人储大文亦提到曹氏向自己出示陆之诗稿，并请为之序以释己悲。面对遭遇了丧妻之痛的友人，焦、袁二人自然难以推脱，陆氏诗集的序跋内容便通过丈夫曹谔廷的请序行为得到了丰富。

值得一提的是，请序的过程并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部分被邀序者甚至会给予明确的回绝。除了请序者与被请序者关系过于疏离、被请序者与诗文集作者文学观念上存在出入这些于男性主流文学场域也会存在的阻碍因素，为女作家诗集请序更会面临一种对女性文学的整体性质疑。

钦善为女作家朱庚《养浩楼诗钞》所作之序便清晰地展现出了为女作家诗集请序的艰难境况，据钦善自言，为得钦善一序，女作家朱庚之夫蔡晓峰先托友人张秋山向钦善出示朱庚诗稿，并刻意隐去朱庚为女性的事实，以期打破钦善对妇人诗的偏见，然而请序一事却仍以钦善婉拒告终。三年后蔡晓峰亲自拜访钦善，然而亦未能立即得偿所愿。最终，钦善“感其（蔡晓峰）意，为卒读之”，并对朱庚“情涵性中，气透纸外”的诗风表示认同，于请序五年后为朱庚手书一序。然而在这篇序文中，钦善仍不忘开首即强调“素来不喜妇人诗”，并通过叙写曲折的请序过程表示为朱庚诗集题序为破例行为，其中对女性文学的偏见仍贯穿序文始终。朱庚诗集得钦善序的坎坷经历其实可以看作闺秀文学被接纳过程中的一个缩影，而在这一过程中，对家中女性创作给予奖掖扶持并利用自己的人际资源为女作家广邀序跋的男性亲族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二）女作家本人索序

作为一种伦理观念和行为榘范，“内言不出阃”“男女之大防”一直根植于人们心中。然而伦理观念指导下的生活实践往往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闺秀作家们在较为合理范围内仍可以与异性进行一些文学互动，因此除了男性亲友代为请序之外，女作家本人有时也会向男性文人亲自索序。其中最为便捷且合理的便是女作家向自己的男性亲族请序，如汪端便曾自吴门邮寄其《自然好学斋诗》初刊与其表舅祖张云璈“索弁简之文”，张云璈欣然应之并着意强调“古来名媛一家多才”，并以为汪端幸在“得全家之才以张其才”，更语带自豪地写道：

从中不难看出张云璈身为汪端戚党之骄傲。由是汪端不仅藉他人之口叙说了一门风雅之盛况，张云璈亦作为族中一员无形中受到了推扬，这样亲族之间的请序活动无论为女作家个人还是作序者乃至整个亲族都可以添上一笔秾丽的色彩。

女作家本人向亲族之外的男性文人请序的情况也偶有出现，其中一种情况是向亲族之男性友人邀序。洪亮吉曾叙写女作家孙荪意本人向自己请序一事曰：

孙荪意的丈夫高第工善画工诗，得到阮元、洪亮吉的欣赏，这为孙荪意提供了与洪亮吉等名士接触的机缘，而能够于宴席上亲自向丈夫之友人问诗请序，也能体现出孙荪意的文学创作受到其夫高第的支持勗勉。

另一种较为常见的情况为女弟子向自己的老师请序。重情重才的男性文人招收女弟子之风于清代渐盛，除了为人熟识的袁枚的随园女弟子以任兆麟为中心的清溪吟社和陈文述的碧城仙馆女弟子等，更有毛奇龄、沈大成、惠栋等学士经生招收女弟子的新现象出现。这些男性文人既已将女弟子带入师门，自然会对她们的文学创作及作品出版有所扶植，因此当女作家的诗文集付梓之时，时常会邀请她们的老师书序。身为袁枚得意门生的席佩兰就曾提及自己“乞序于随园先生”，袁枚虽已允诺，但未及书序便猝然离世，于是席佩兰“谨录先生所题拙集数语，即以弁首，以明学诗之所得云”。即使未得袁枚之序，席佩兰仍整理袁枚的只言片语裒为一序，可见向老师请序于女弟子的重要意义。

此外，通过不同的契机或特殊的经历，女作家也可能向自己的同里、友人等与亲族毫无关联之人请序。女作家董宝鸿的《饮香阁诗钞》里仅载刘澍序一篇，而刘澍与董宝鸿既无亲缘又无师承关系，甚至也没有以他人为纽带的间接接触。刘澍为董宝鸿书序的原因可以从刘澍所作的一篇记文里得到解释。

由此段记叙可知，为亡夫守节的董氏不仅未能得到族人的理解肯定，甚至饱受诟辱，无奈之下投奔崇节堂，得崇节堂主持刘澍出策庇护，因而与刘结缘并得其书序。由于董氏的特殊经历及刘澍的特定身份，刘序基本围绕董氏守节一事展开叙写议论，如言董氏“坚贞自守，其节苦矣”“妇之节伸矣，而才可勿论”，无不体现了刘、董二人以妇节为纽带的特殊关系。

（三）（亲族之外）主动赠序

在泛情且重才的明清时期，不少文人学士都加入了鼓励闺秀创作的阵营，因而除了闺秀作家的亲族之外，更有一批与闺秀本无亲缘关系的学士为闺秀诗文集题写序跋以声援女性创作。其中，如袁枚、陈文述等自身便收有女弟子的学士自然会为女弟子的诗文集题序书跋。袁枚曾序骆绮兰诗集曰：

由于师生之间相对密切的接触和深入的了解，老师赠序往往蕴含更多的情感，如对弟子才学的珍视、身世的惋惜等，这一点也体现在了袁枚此序当中。除了自己为女弟子题写序跋外，老师主动为女弟子索序也是时常可以见到的情况。曾师从李世治、陈箫楼、张理庵等人的女作家沈善宝的诗文集序跋便可展现出她的诸位老师对她的助益，如佟景文序便提到“今春理庵报书寄皖，附其女弟子沈湘佩初集诗来，且索序于予”，披览沈善宝之作后佟景文觉其“言之有物，一空前人窠臼”，因而为其书写了一篇评点细致至单篇诗作的序言。闺秀作家的老师也会时常向其他文人学士引介女弟子的作品，从而丰富女弟子诗文集序跋的来源。为沈善宝诗文集作序的一位满族官员富呢阿扬曾提及自己为沈善宝书序的经过。

此处陈箫楼虽未直接为沈善宝的诗集向友人邀序，但通过他的引介，使得沈善宝的诗作受到富呢阿扬的欣赏，从而主动索沈集全稿并为其书序，陈箫楼仍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清代编选闺秀作家合集之风盛行，在搜集采摭作品的过程中，不少富有才情的闺秀作家被发掘并得到赏识，而合集编选的参与者时而会单独为闺秀别集慷慨赠序。女作家周曰蕙的《树香阁遗草》中有戈载序一篇，然周、戈二人在周曰蕙生前似毫无交集，这篇序的末端记录了戈载书序之由：

期望将周氏词作编入闺秀作品合集的戈载单独为周氏诗词集书序一篇，无论对戈载还是对朱周夫妇而言，皆是有益的文学往来。除了被编选入总集或合集，部分被认为具有价值的闺秀诗文集可能会被重刊出版，在这种情况下，主理重刊事务者便会成诗文集新的话语掌握者，他们往往会主动留下自己的序跋以说明重刊之缘由和目的，并时常会邀请他人为重刊本新增序跋。同治壬戌年间（1862），洪肖梅在与程柯亭论女士之诗词时偶然得知闺秀作家陆蒨的节烈事迹，洪氏以为“旧印百编，半埋赤燧，若不重编甲乙，寿以香梨，将何以阐彼幽贞，扬兹鸿藻，于是便通过程柯亭求得陆蒨诗集残稿，与友人程秉钊一同编校出版。促成陆蒨诗集重刊的三人不仅使陆蒨之诗作重见天日，更各自留下一篇序跋，这三篇序跋较初刊本序跋更为详尽，不仅丰富了陆氏的诸多人生经历，亦增加了陆氏作品被埋藏多年终被辗转重刊的故事，为诗集更增添了一份故事性。与之相类的例子还有戴燮元合刻重刊鲍氏三姐妹诗集、吴廷康重刊吴宗爱诗集等，虽重刊之机缘和目的不尽相同，但主持重刊者往往都会主动留下自己所书序跋，重刊增序也成为了闺秀作家诗文集序跋来源的其中一种。

除自序之外，题序书跋皆为一种互有往来的交际行为，因此一部诗文集的序跋作者构成能在很大程度上展示诗文集作者的交谊网络。受限于特定生活域所的闺秀作家的交谊圈不似男性文人一般广阔，家中的男性亲族往往是她们可与之直接接触的对象及间接与主流文坛产生系结的纽带，因而男性亲属的交谊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作家的潜在交际网络可以蔓延至何处。以女作家左锡嘉为例，为左氏的别集《冷吟仙馆诗稿》《浣香小草》《吟云集》及《冷吟仙馆诗余》作序跋者共8位，他们与左氏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左锡嘉与其别集序跋作者社会关系图

除了左氏之姊左锡蕙和左锡璇外，其余6位序跋作者皆为与左氏之男性亲属包括丈夫、儿子、女婿有往来之男性文人。男性亲属代为请序这一行为，使左氏之作品被传至她自身较难接触的男性文人的手中，而通过这些男性文人的阅读、题序等活动的行进，左氏与男性文人之间及左氏作品与主流文坛之间的隐性交流得以展开。在这一文学生产行为的过程中，女作家的男性亲属所起到的桥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且根据不同男性亲属对女性书写及出版的重视及支持程度，不同女作家的隐性交际网络也以不同身份的男性亲属为基点而发散，如史筠的序跋作者构成，基本以其丈夫余耀为主导从而向外辐射，而张䌌英、张纶英、

三姐妹诗文集的序跋作者构成，则明显以父亲和弟弟的交谊圈为主。

为更系统地了解清代闺秀作家诗文集序跋的作者构成，本文择取100位闺秀作家，并对她们诗文集之序跋作者成分做了量化分析。据笔者统计，100位闺秀作家中，有父为其题序者8人，有兄弟题序者24人，有夫题序者23人，有子题序者14人，有婿及其他姻亲题序者9人；相比之下女性亲属的数量则寥寥可数，其中有母为其题序者2人，姊妹、嫂为其题序者共6人。此外，女作家自作序者19人，除女作家自身外的女性序跋作者共33人，约占题写序跋总人数的8.3%，其余91.7%皆为男性。于可考的男性作者中，与丈夫产生关联者的比例约为17.9%，与兄弟产生关联者的比例约为13.4%，与儿子产生关联者的比例约为7.6%，与女作家父亲产生关联者的比例约为6.05%。由此可见，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基本为一个由男性，尤其是女作家的男性亲族所主导的文学领域，其中女作家的丈夫和兄弟两种角色尤占重要地位，一方面他们自身对女性书写及出版表现出更为宽容和支持的态度，自身较为积极地为自己的姊妹或妻室题序，另一方面亦会广邀亲友题序书跋，以扩大姊妹或妻室诗文集的影响范围。此外，不少女作家会为自己的诗文集作序，意味着她们一定程度上握有阐释自己本人及自身作品的权力。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闺秀作家与大多序跋作者为间接接触，二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主体相离之态。事实上，诸多序跋作者与女作家之间交集尠少甚至相当疏远，作序者往往仅是因为女作家的亲友之托而应承作序。如刘晓华为张䌌英所作的《淡蘜轩诗稿序》对张䌌英本人及其诗作只字未评，而是通篇叙写自己跟从张琦（张䌌英父）和张矅孙（张䌌英弟）问学的经历和自己对老师诗论的追随，至于张䌌英及其作品，刘晓华仅以两句颇显谦冲之语带过。

刘晓华对于张䌌英生平和作品的沉默失语些许透露出他们之间关系的疏远，他校勘此诗词集并为之作序的最重要的原因并非真正赏识张䌌英的作品，而是因夫子“命为序”，可见为女作家作序这一行为中难以避免的被动性和社交属性。如果说男性文人之间互题序跋更近乎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那么男性文人为女作家书序作跋显然具有更为强烈的交际性和社会性。

（一）传记化倾向

对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进行总体观照，其体制以散文为主，又不乏骈体，亦有部分序跋融合骈、散写法，这与清代骈文中兴的大背景不无关系，同时也展现出了序跋作者的创作追求，即在实现序跋叙事与议论的文体责务的基础上亦保持对形式和辞藻的追求。至于撰述形式，大抵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以议论发端，奠定整篇序或跋文的基调走向，继而以女作家之事迹或作品为佐证，在推挹女作家及其作品的同时证明议论的合理性。如曹贞秀为席慧文诗集所书序文开首言：

曹氏先以古代贤媛之例证及诗教与妇教的相通之处导出妇人可为诗的假说，继而以席慧文的事迹及诗作验证。

由席慧文的贤孝、谦冲的品质和雅洁婉约的诗作，曹氏诗教与妇教相通的假说成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结论，此处序跋作者的议论与女作家事迹及作品相衍相生，共同服务于序跋的文体责务。其二则于序跋开首径直书写女作家身份及其作品、事迹并以此为序跋主体，文末或缀以议论或抒情语。以毓华为归真道人所撰《冰雪堂诗稿序》为例。

而无论哪种撰述形式，其书写方式几乎不离通过展现女作家生活中的断面，往往以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来记录女作家言辞行为。以事记人为典型的中国传统传记式写法，加之闺秀诗文集序跋往往以女作家为某某之女，某某之妻为开端（如第二种撰述形式），并时而追溯家族渊源，传体写法更为显著。

序、传二体本就有密切渊源。传体本初为经学的解释手段之一，后以刘安《离骚传》为拐点渐由经学解释方法转向以记叙人物生平为主，而后诸多史、子书序常以此方式写就，受子书之影响而形成的别集绍述此传统，故别集序自西晋诞生之初亦近于传体，多以书写别集作者为主。然而别集序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渐渐表现出脱离传体的趋向，且随着文艺理论的渐趋成型及时代风气的嬗递，别集序已逐渐脱离本初形态，至清代，理论性及系统性的批评方式成为文学批评的大势所趋，其时已成为批评文类的一个重要支流的序跋自也是文学理论的汇聚熔钧之处，由是清人序跋“绝不肯泛泛叙述交情或徒献阿谀之词，而是力求以理论作为批评的标准，时而又加之有力例证的铺陈”。然而此语显然是针对主流文人著述而言，相较于男性文人别集序跋，闺秀别集序跋则呈现出极为明显的传记化倾向，这一书写方式使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形成了重作家论轻作品论、重叙述而轻议论的情况，闺秀个人事迹的记录时常成为序跋内容主体，对女作家作品本身的批评鉴赏及由作品衍生出的文艺理论的阐发沦为配角，序跋由此呈现出一种偏坠之态。兹以沈兆褆为其姊沈韵兰诗集所作序文为例。

此序以大篇幅叙写沈韵兰的行迹，细至年月的记叙令沈韵兰的生命图景历历如绘般展现。该序对沈韵兰生平的记录效能比之于沈韵兰诗集收录的《瞿夫人沈女士淑英传略》并不逊色，甚至时间线更加细致完整。议论及诗评则被置于末端简单带过，其中一句“其诗之工，词之雅，当世名工闺秀类能赞美，更不赘言，仅叙其原委于此”更表明了此序更倾向于承担传记职能。此类撰述方式广泛存在于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之中，极高的传记性特质常使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极度接近于被收录于女作家诗文集中的传略、行状、寿序、墓志铭等文体，甚至会达到淄渑难辨的地步。

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中强烈的传记化书写倾向的形成有其特殊语境。从文体语境的角度出发，首先，闺秀诗文集序跋作者以亲族为重要基点，出于避免自卖自夸的避嫌心理，身为女作家亲族的序跋作者时常刻意对女作家作品避而不谈，如前述沈兆褆序其姊沈韵兰诗集时言“其诗之工，词之雅，当世名工闺秀类能赞美，更不赘言，仅叙其原委于此”，可见避嫌心态会致使序跋书写的天平向女作家个人行迹书写偏移。另外序跋作者其中不乏诸多女作家晚辈，出于对长幼尊卑的顾忌，晚辈时而会避免对女作家作品的直接评议而转向对作家事迹的书写。如孙宝瑚序其姑孙佩兰诗集时言“瑚不敏，曷敢序姑之诗，然姑之诗固无藉乎瑚之序，而瑚之受恩于姑，转不能不藉姑之诗序而志之”。鲍之兰的侄子鲍文逵亦在序文中表示。

可见当族中晚辈接受为女作家书序的要求时，内心虽有为长辈书序、评议长辈作品的惶恐，但仍兼有身为族中一员，须记录女作家信息、扬扢女作家声名的责任感，两种情绪的交织促生了对直议女作家作品的回避，而使序跋内容完全倾于书写女作家本身。身为女作家亲族的序跋作者的这一回避性书写方式致使闺秀诗文集序跋于书写实践中进一步走向传体书写。其次，如前述，闺秀诗文集序跋的作者网络藉女作家亲族的交谊向外延展，故而有较高的交际性与应酬性，在此情境下，诸多序跋作者多出于与请序的女作家男性亲族的情谊而非真正欣赏女作家诗作而为之书序。闺阁诗虽以清丽之辞居于文坛，然“或赋新妆而开镜，或吟残月而论钱”“皆脂粉争妍，未免裙笄结习”，其絺章绘句之闺阁习气往往为主流文人所不屑。对闺秀诗作的一语带过甚至避而不谈却转向书写闺秀本人的事迹行谊，庶几是男性文人的一种暗中表态。另一方面于文化语境中，相对于女作家这一新生社会属性，闺秀作家身为贤妻、慈母、孝妇的传统性别属性显然更为重要。金吰闻曾为同里傅廷标之继妻郭蕙诗文集书序，文中多叙郭氏贤能治家及与傅氏联吟分韵之事，于序文末尾金吰闻总结道：

此序虽为郭蕙诗文集所题，然最终却归于对傅廷标喜得嘉偶的欣慰，可见于金氏眼中，郭蕙身为配偶之属性俨然高于女作家属性，相较于成为一名女作家，郭蕙的诗文才能更应服务于其夫的偕隐之志及夫妇之间的凤鸾和鸣。与之相类的说法于闺秀诗文集序跋中并不尠见，从诸多序跋作者“贤母之传，不以其文，而以其人”“窥行谊，勿徒以语言文字求之”等言说便可窥见传统性别属性与女作家这一新生社会属性地位之主次。以是，即使在本应将所序之人的作家身份置于最醒目的位置的序跋文体中，闺秀作家仍时常主要以女儿、妻子、母亲等身份被呈现，作家身份则沦至次要位置。与之相应，女作家身为孝女、贤妻、慈母的德行事迹占据重要位置，基于作家属性衍生的相关书写如诗作批评、理论阐发等则被倾轧压缩，闺秀诗文集序跋由此更靠拢于传统的传记书写轨道。

（二）书写妇德传统的延续

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向传体的靠拢并非仅就形制而言，女性传记以记录妇德、宣扬教化为主的传统内核亦体现在闺秀诗文集序跋之中。刘向《列女传》作为第一部系统的女性传记合集，对其后正史中女性史传及女性散传书写皆产生了深厚影响。出于戒天子、宣王教的书写目的，妇德书写成为《列女传》的重要内容，书写女性的这一传统在传统性别观念的支撑下获得了强大的延续力，直至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中仍犹燃不熄。部分序跋作者就曾明确展现出列女书写传统的影响以及向列女书写传统的靠拢，孙宝瑄于序文中叙写沈善宝卖诗鬻画以安葬其父母、弟妹及伯叔，慨叹沈氏“经营八棺，心力蕉悴”“苟非至情至性，曷克任此”，而后则以一句“此事置之《列女传》中，足为巾帼生色”结尾，足见列女书写传统已烙刻于序跋作者心中，当他们为闺秀作家诗文集书序题跋时会以列女传这一标尺对女作家进行度量，列女书写已对序跋书写产生一种隐形的干预。更有序跋作者有以序跋记录女作家德行以备列女传采摭之意，如雷飞鹏曾序杨蕴辉诗文集曰：“读其诗，景其行，扬扢其风雅，可以兴矣。当上之史馆，传列女，以风化天下后世。”顾若群序其姊顾若璞《卧月轩稿》时赞其“敦节惠，盛文藻，德也言也，古之人亦未必兼之而两有之”，并直言“异日请传列女以备惇史”。在此意旨下，序跋书写便会自然而然地向列女书写传统靠拢，偏向对女作家妇德事迹的叙写。此外，因诸多诗文集授梓于女作家离世之后，以追忆悼念为出版目的，相通的存在意义更促使了闺秀诗文集序跋向行状记略、墓志碑诔等女性散传的书写模式靠拢，而此类女性散传皆以“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为重要书写责务，这也导致了妇德书写传统进一步渗入闺秀诗文集序跋书写。

在传统性别观念的陶染与书写女性的传统的导引下，妇德书写时常充斥于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之中，甚至可谓序跋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在书写女作家生平时，序跋作者往往会将女作家的一生凝练为几个典型事件，这些事件时常与妇德相关，且往往通过女作家与他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展现，以朱城为其女甥凌祉媛诗文集所书序为例，朱序言曰：

朱城以凌祉媛听从长辈劝导不多作诗、伴夫夜读唱酬、以己身代母病三件事塑造凌氏形象，分别通过女作家与亲长、丈夫等人的关系展现了柔顺、贤、孝这些传统性别观念中妇女应具备的德性，而这些事件实则与凌祉媛诗作本身并无过多联系，更倾向于纯粹的妇德记录。此外，当闺秀作家身上有较为卓著的妇德事迹时，这一事迹时常会被序跋作者们反复叙述，甚至会以压倒性优势将序跋书写的其他内容推至边缘。前述闺秀作家孙佩兰，因殉夫未果苦节数十载，又独自抚育儿子成才而为人称颂。孙佩兰所著诗文集《吟翠楼诗稿》共录序跋10篇，除了儿子胡上襄之跋文以叙说裒辑刊刻母亲诗集的过程为主，其余序跋皆书及孙氏的节烈事迹，有些序跋则直接以书写孙氏事迹为最主要板块，如朱智、应宝时二人序便以“然有可传之诗，未即皆可传之人”“从来烈妇，罕著诗名；不少才媛，终惭妇德”之类话语发端，一开始便为序文奠定了以妇德书写为主的基调，继而以逾一半的篇幅叙写孙氏事迹，其叙说重点已相当明显。至若孙佩兰的二位弟弟孙诒经、孙诒绅所书序文，则几乎以全部篇幅书写孙佩兰的贤孝品质及节烈行为，作品论则可谓枝微末节，与其说此二篇为诗文集序跋，倒不如说是以记录孙佩兰妇德为主要目的传记。通览孙佩兰《吟翠楼诗稿》所收序跋，孙氏个人事迹俨然成为了第一叙述焦点，其作为节妇、贤母的妇德光芒已以喧宾夺主之势将孙氏的作家身份及作品本身推至边缘位置。

妇德书写于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中的展现究竟为固有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序跋作者自觉的选择甚至是对闺秀作家有意的教化规训，如今已难对诸多个案一一析别，但可以肯定的是，确有部分序跋作者有意地向妇德书写传统靠拢，甚至直接表明以序跋为工具，达到表彰妇德、实现教化的目的。前述女作家陆蒨所作《倩影楼遗稿》经由金绳武初刊于咸丰丙辰（1856），附魏谦升、金绳武序跋两篇，皆以序作者生平、诗文集刊刻缘起及过程为主要内容，为较为普遍的诗文集序跋形态。咸丰庚申（1860）年，“贼至常郡，艳女士（陆蒨）之色，欲犯之”，面对贼寇，陆倩面不改色、厉声大骂，最终“贼大怒，以刃刺之至死”。同治壬戌（1862），程柯亭偶然得知同里赵氏手中有金氏所印《倩影楼遗稿》，时程柯亭与洪肖梅二人交好，洪肖梅对陆蒨及其诗文集表现出浓厚兴趣，因而程柯亭向赵氏乞得陆蒨诗稿赠予洪肖梅重刊。再刊的《倩影楼遗稿》新增了洪肖梅、程柯亭、程秉钊三位对重刊有贡献者的序跋，对比初刊时魏、金二位的较合榘范的作家论加作者论式序跋，新增序跋可谓完全走向了妇德书写的路径。三人都直接表达了以宣扬陆蒨德行为序跋书写及重新刊刻的首要目的，如程秉钊于序文开首言“奇节烈行，往往出于其内”，且一句“信乎诗之为教，感人至深”更点出其教化属性。洪肖梅则赞陆蒨“其生死大节如此，以见女士之足以辉煌彤管者，不在才与遇之区区也”，更直言重刊文稿是为了“阐彼幽贞，扬兹鸿藻”，足见其对陆蒨节烈之举的重视远过于陆蒨之才。程柯亭亦提及洪肖梅具“扬阐之盛心”“求畸人烈行之足以表彰”，借出版诗文集以阐德扬行的目的已显而易见。甚至可以想见，若无陆蒨遇贼抵抗至死一事，陆蒨的作品本身并不足以引起三位序跋作者的兴趣，其诗集也终将汩没于历史潮流之中。在宣扬表彰妇德这一明确目的的指引下，新增序跋大抵围绕陆蒨不屈于贼人的节烈事迹展开叙述，并加入一些初刊序跋并未提及的能展现陆蒨德行的事迹，洪肖梅序述说了陆蒨丈夫谢士俊酗酒一事。

有趣的是，似是为顾全谢陆夫妇颜面，尽管谢士俊酗酒一事发生于陆蒨诗文集初刻之前，但初刊序跋作者对此事并未直言。而重刊序则详叙此事以体现陆蒨面对家中窘境时的贤惠和面对谗言时的果决，陆蒨懿德足范的形象由此更加多维立体。可见重刊新增序跋基于展现及宣扬妇德的目的写就，其中贯穿始终的妇德书写正是序跋作者的自觉选择，序跋此时已然更似宣扬教化的工具，其本初的文体责务则被抛置一旁。此类宣扬闺秀德行的序跋能够以更为轻松日常的形式渗入闺阁，于潜移默化中达到“有裨于风化”“广教化而移风俗”之熏陶效能，从而与官方的妇教闺训作品桴鼓相应，偕同构成包含不同层级的妇教系统。

规模化的闺秀文学于清代的崛起，皴染出了文学史中一幅空前绚烂的图景，附着于闺秀诗文集的序跋作为这幅图景的衍生物，与之共同郁起、滋长并渐而成型。基于闺秀作家的独特身份及闺秀文学的特殊定位，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形成了自己的获取方式、作者圈层及书写内容，使得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于序跋书写业已成熟的时代，发展出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与价值，向我们更为立体地展示了清代闺秀文学及文化的特有生态。清代闺秀诗文集序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且复杂的历史现场，这一文本空间中存在着多种角色、话语、视角和力量角逐，叙说着关于清代闺秀文学及文化的诸多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