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鹏 | 魏禧的纵横气与“策士之文”

自从宋荦、许汝霖将魏禧、侯方域、汪琬的文章合刻为《国朝三家文钞》后，三人就被视为清初最杰出的古文名家。四库馆臣在汪琬《尧峰文钞》提要里，将三人作了比较，认为“禧才杂纵横，未归于纯粹；方域体兼华藻，稍涉于浮夸；惟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经，与二家迥别”，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八同书提要则径直说：“方域才人之文，禧策士之文，惟琬根柢经典，不失为儒者之文。”三家之中，四库馆臣尤为推崇汪琬，而对魏、侯二人均有微辞。不过，四库馆臣对魏禧及其古文的看法在整个清代颇具代表性，赞同者不少。例如，方濬颐即深以为然：“人目为策士之文，吾亦云然。”谢章铤述张仁恬言：“魏叔子有英爽姿，而策士抵掌之风太重。”谭宗浚亦云：“宗浚尝谓国朝魏叔子文有策士纵横气。”所谓纵横气与策士之文，于古人似乎不言而喻，于今人则未必然。可是，目前学界对此讨论并不多，管见所及，马将伟《魏禧论策文与易堂文风——四库馆臣“策士之文”说商讨》认为魏禧论策文中所展现出的凌厉雄健的风格是易堂诸子古文的共同文风，魏禧之文并非“策士之文”，而是“志士之文”。朱泽宝《策士之文：论魏禧散文对苏洵文的继承与新变——以议论文为中心》看似聚焦于此，但该文着力处是比较魏、苏的议论文，说明二者异同及其背后原因，并没有对策士之文的内涵作深入解析。实际上，魏禧确有浓厚的策士气质，而其古文纵横气四溢，并不限于论策文或今日所谓议论文，称之为“策士之文”可谓不刊之论，因此清人的说法值得重视。本文拟从细读魏禧古文入手，对他身上的策士纵横气作必要分析，并尝试对所谓策士之文的内涵作一界定，以就教于方家。

策士，原指战国时期为诸侯出谋献策的游士。这些游士来源复杂，儒、墨、法、兵各家都有，但其中以讲合纵、连横之术的苏秦、张仪尤为著名，被视为纵横家的代表。因此，在不少语境里策士又几乎等同于纵横家。孟子曾与纵横家并世竞逐，但他将公孙衍、张仪等人阿谀苟容、窃取权势之术斥为“妾妇之道”，拉开了后世对纵横家绵延不绝的道德批判序幕。除了政治、外交实践，纵横家也形成了自己一派的学术理论，位列诸子百家之一。班固《汉书·艺文志》于“诸子略”中列纵横家为十家之一，认为：“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隋书·经籍志》基本沿袭这一说法，强调“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以及“佞人为之，则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贼害忠信，覆邦乱家”。话里既有对纵横家善辞令的肯定，也有对其挥之不去的道德担忧与贬斥。

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子部纵横家类仅著录《鬼谷子》《战国策》二书，认为前者是鬼谷子用来教苏、张“捭阖之术”的，而后者“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学纵横者所著”。四库馆臣认为晁氏归类不当，但该划分实则有其眼光独到处，即《鬼谷子》为纵横家学说的理论阐发，而《战国策》所叙策士捭阖之事不尽可信，很可能是讲纵横之学者通过演绎所谓具体事迹来夸耀纵横家在政治、外交中的影响力。今人如吕思勉、赵逵夫等也持类似看法。实际上，纵横家著述本来就不多，又大多失传，后人主要通过《战国策》的描述才对纵横家的形象与气质有生动体会。而《战国策》中所载纵横家折冲樽俎、辩口无碍的辞令，更是直接滋养了后世论说类古文的创作。

综合《战国策》所塑造的纵横策士形象以及前人评价，纵横策士给人印象最深的三个特征：一是不讳言势位富贵，积极主动追求事功；二是高度重视智谋权术，为达目的可置道德于不顾；三是善于夸张声势，以纵横捭阖、极富论辩技巧的辞令吓唬、鼓动或诱惑他人。

在政治、思想大一统完成之后，纵横家作为一个学派失去了生存空间，但喜纵横之术的谋士、文士、侠士历代都有，尤其是在动荡变乱之时以及新旧易代之际，总有人以与战国策士近似的面目出现，魏禧就是其中之一。

魏禧与其兄弟魏际瑞、魏礼以及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等人曾一度隐居翠微峰，人称“易堂九子”。但这主要是为了避乱，魏禧并不想做隐士。对于乱世，他心底似乎有些跃跃欲试。《十国春秋序》写道：“然吾尝观分崩之际，其人才每为特盛。盖天下之治，礼法明而风俗厚，人心安和，虽有奇才异能，皆帖首抑志以就绳墨；及其乱也，愤郁而思动，铤而走险，上焉者纪纲法度不立，而其下得肆志妄作以自尽其才。”《陈胜论》则说：“天下无时不生才，世乱才益多……”正如俗话所说，“乱世出英雄”，天崩地裂之时由于缺少纲纪法度的约束，只要敢于冒险，大胆作为，人才反而更有机会脱颖而出。在《赠程穆倩六十叙》中，魏禧对于像鲁仲连、陆贾这样的“非仕非隐”者极表欣赏，认为当天下有事时，他们优游各方之间，起到了功名之士与隐士都起不到的作用：“然当其有所用之，则魏、赵欲帝秦，燕将守聊城不下，而仲连以片言济事；诸吕危刘氏，陈丞相计无所出，则陆生一见，将相和而社稷安。”鲁仲连排患解难，事了之后不受封赏，拂衣而去，通常被视为侠义高尚之士，但他以辞令化解危机，与策士相类，因此有学者认为他代表的是战国策士中“品高格异的一支”；而陆贾则是秦汉之际复兴的纵横家中一员，司马迁《史记》将其与另一著名策士郦食其合传，称其为“当世之辩士”。魏禧笔下的“片言”“一见”，是刻画策士时常见的夸饰话语，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一出马就能轻松解决棘手难题的纵横策士的推崇。这份推崇，是魏禧染上纵横气的前提之一。

其二，对于纵横之术，魏禧曾下过一番揣摩工夫。苏洵有《谏论》上、下篇，上篇论述臣子劝谏应该向战国游说之士学习，有五种游说之“术”可以效法，声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魏禧《书苏文公谏上后》则认为，更根本的“术”应该是“审其机”，即把握适当的时机，看准事情的关键。在文后自记里，魏禧说：“全部《国策》，只一‘机’字可了。故同一说也，今日不效而明日效，此人从而彼人不从，乃知纵横家非有硬法可学，全在心细手敏处得力耳。”由苏洵文章上溯，魏禧找到的是《战国策》和纵横家。其实，苏洵《嘉祐集》有《几策》《权书》《衡论》等大讲各种权谋之术，其人在宋代就被视为有纵横家气，其文则源自《战国策》。魏禧在《与诸子世杰论文书》中说自己“少好《左传》、苏老泉”，在他文集中因研读苏洵文而写就的书后文还有另外五篇，长期浸淫于苏文，他很难不受纵横家的影响。

魏禧甚至从极不屑于苏、张之流的孟子的文章中揣摩策士进言之妙。他文集中的《孟子牵牛章》，是对《孟子》里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一章的评点。文后总评写道：“此章是古今进言妙用第一篇文字……老泉《谏论》云：‘以龙逢、比干之心，行苏秦、张仪之术。’可评孟子此篇。又妙规模气象，迥然不同，视好色好货诸篇，犹有策士气。”孟子以好辩、善辩著称，在他的身上以及笔下，同样有纵横策士气。魏禧于此可谓心有戚戚，在此篇评点中对孟子如何“提弄”“抑扬操纵”齐宣王解析得入木三分。魏禧此举，很可能是想借儒家经典来为自己文章的策士气背书。可以肯定的是，在他心目中，“策士气”绝非四库馆臣笔下的那个贬义词，他明确表达了对《孟子》此篇的偏爱：“看他千回百转，无数波澜顿挫、峰峦起伏，簇拥着‘五亩之宅’出来处，委是可骇可爱，予生平心玩口说，不忍释手。”长期爱不释手地把玩孟子有策士气的篇章，自然也会对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此外，易堂诸子大多胆识过人，其中如魏际瑞、彭士望、曾灿等都曾佐戎幕，直接参与明清之际的军事斗争，有充当纵横策士的实际经历。魏禧身为“易堂九子”之一，这一小圈子对他的影响可能更直接真切。

在心向往之且长期熏染之下，魏禧有纵横气并不奇怪。所谓纵横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个体身上所具有的与纵横家相类似的气质，二是笔下文章流露出近乎辩士纵横骋说的气象。后者其实是策士之文的内涵之一（后文详论），但由于在考察魏禧身上的纵横气时，除了其自述和他人的描述，主要依赖的就是魏禧笔下流露出来的气象，因此二者有重叠交叉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分析魏禧的纵横策士气质时，依凭的主要是留在文献里的言语文字，其中涉及形象的几度建构：先有魏禧的自我建构、魏禧亲友及世人对他的建构，然后才是本文的重构。虽说对于缺乏影像资料的古人的体认，除此之外也难有更好、更可靠的办法，但我们心里清楚，读其书而想见其人与历史真实之间很可能是有距离的。

首先，虽然在当时以及后世魏禧都是以文章名世，但他并不甘心于只做一个文人，他有强烈的用世之心，渴望建立事功。这是他和纵横策士气质相类的第一点。

魏禧主张为学应追求经世致用，认为“今日之学术”乃是为“他日之治术”奠基。在《复谢约斋书》中，魏禧提到“易堂虽窃有意用世”，说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易堂诸子的治学旨趣与人生志向，声称“以弟一人言之，讲求古今当世之务，盖亦有年”。这封回信的缘起，是谢文洊对彭士望《送熊养及叙》中“经义气节，总属虚美”的说法不满，认为“刑名才智，区区有利于一时，遗害后世不小；经义气节之士，虽未必见用于当世，而启迪万世人心，维持万古纲常，功甚大”。魏禧替彭辩护，认为这并非彭的本意，恐怕只是行文抑扬过当导致的表达不清，“谓刑名富强，智谋才武，有济于世，经义气节反不如其实用，此则专就经义气节迂疏已甚者言之，故遂抑之于其下”。话里不难看出魏禧对空谈经义气节的迂儒十分不屑，他其实和彭一样，对于一味讲求正心诚意终究无救于宗社危急看得很清楚，因此更注重所学的实用性，并不鄙弃刑名之类具体应用科目。在《左传经世叙》中，魏禧更是断言：“读书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适用也，故读书不足经世，则虽外极博综，内析秋毫，与未尝读书同。”在他看来，流于空谈的学问毫无意义，真正可贵的是“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富平李天生书》中，魏禧将《左传经世序》与下文提及的《留侯论》等文章称为“皆仆志趣所在”。

正因为用世之心强烈，所以当魏禧沾沾于勺庭的整治布置时，彭士望认为他这是被外物所役，影响了器识之远大，遂逼问道：“吾辈洞观古今，卓荦独立，而其志乃反出霍去病下，奚可哉？”或许在彭士望看来，真正有抱负的遗民，应该像声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霍去病一样，首先考虑如何驱逐异族、恢复故国。在他的表述里，霍去病并非高不可攀的人物，而是完全可以超越的对象。易堂诸子抱负之远大，于此可略见一斑。可与此相映照的是，当“易堂九子”之一的林时益“老病专艺植、逃禅，不留意世事”时，颇为失望的魏禧对其直言：“吾向许君死，今不为君死矣。”如此性情真挚、坦率异常的朋友责善之语背后，依然是魏禧对于用世的热衷。

与治学强调经世致用相一致，魏禧《答曾君有书》宣称“明理而适于用者，古今文章所由作之本”，即古今作者之所以写文章，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阐明道理以对世界有所作用。《俞右吉文集叙》说得更直白：“予生平论文，主有用于世。”有论者认为，“有用于世”是魏禧文论的“灵魂和核心”。与魏禧同时的顾炎武有类似看法，《日知录》卷十九有一条专门谈“文须有益于天下”。而且，顾也同样不甘心于仅做文人，《日知录》卷十九“文人之多”条引宋代刘挚“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一语，极表不屑。于魏、顾之同调，可略窥遗民中卓荦者之心胸。而在《宗子发文集序》中，魏禧主张，在先秦诸子、两汉百家及唐宋大家之后，文体与格调已经无所不备，后人所作，如果“识不高于庸众，事理不足关系天下国家之故，则虽有奇文与左、史、韩、欧阳并立无二，亦可无作”，注目所在仍是天下国家。他强调，“文之至者，当如稻粱可以食天下之饥，布帛可以衣天下之寒，下为来学所禀承，上为兴王所取法，则一立言之间，而德与功已具”，即最好的文章，不仅仅是成一家之言，还应该有益于天下苍生，教导启示后人，成就一番事业，如此则立言与立德、立功兼具。《杂说》又云：“作文须先为其有益者，关系天下后世之文，虽名立言，而德与功俱见，亦我辈贫贱中得志事也。”可见，不同于纵横策士大多以辞令苟取眼前富贵，布衣魏禧追求的是万世不朽。

而在亲友眼中，魏禧也不仅仅是个文人。曾灿《哭魏叔子友兄文》一方面肯定魏禧“气节贯日月，文章垂天壤”，另一方面又不无遗憾地说他“经纶才略未得稍展其生平”；而彭任《过水庄悼魏凝叔兄二首》其二也有“可怜一代经纶手，写作几篇文字传”：两人俱以“经纶”许魏禧。

其次，跟纵横家一样，魏禧也不讳言权术机谋，且极为推崇权变策略。《里言》中说：“术字亦有不可少处，但不得已而用，专意利人而用，谓之圣贤；可不必用而用，专意利己而用，谓之奸雄。”类似表达，亦见于《与友人》：“术者，君子所以成其仁，小人所以成其恶。”魏禧以“刀”来譬喻“术”，贼杀人与兵杀贼，用的都是刀，关键是看刀在谁的手里以及如何用刀。显然，他认为权术只是手段，只要目的正当，合乎仁道的要求，那么君子也不妨使用。《里言》另一处甚至说：“君子得小人之术则不可制。”在君子与小人的较量中，君子更应了解小人之术，唯如此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魏禧很看重临事应对时的权变与策略。例如，《隽不疑论》赞叹隽氏在事变仓促之时“能权”，《汉中王称帝论》批评费诗“不知权”，而《唐肃宗灵武即位论》所谓“论理者必深穷其是非之尽，论事者必深穷其利害之尽”，则强调断是非的理是经，但临事时应考虑利害，必要时可从权。

而在亲友看来，魏禧绝非迂懦无能的书呆子，而是遇事时能够出谋划策的谋士，是可以倚靠的对象。彭士望《魏叔子五十一序》里说魏禧“长益为人倜傥画策，妇人孺子咸任之……甲申国变临，一恸几绝，思毁家佐讨贼。家多难，独身任其冲，白刃交前，不废言笑”；魏礼《先叔兄纪略》也说魏禧“多奇气，论事每纵横雄杰，倒注不穷。事会盘错，指画灼有经纬；思患豫防，见几于蚤，悬策而后验者，十尝七八”。在他们的笔下，魏禧不仅能为人“画策”，而且事先拟定的计策后来往往得以应验、奏效，俨然和《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一样有用不完的锦囊妙计。

其三，魏禧跟纵横策士一样好雄辩，喜谈兵，有侠气。魏礼《先叔兄纪略》云：“姊兄邱邦士维屏以先生好雄辩，故折抑之。”魏禧的雄辩，在其文章里有很好的体现，这也是四库馆臣称其文为“策士之文”的重要原因之一，下文将详论。

从学术渊源来看，纵横家与兵家之间关系极为紧密，“纵横家的基本理论，是在兵家思想的启发下产生的，或者可以说是在兵家思想中生发、发展起来的”。由于外交和军事经常互为犄角，因此纵横策士往往也喜欢谈兵。魏禧生平好研读《左传》，“于其兵事，稍有窥得失，曾著《春秋战论》十篇，为天下士所赏识”。虽然自知纸上谈兵与沙场鏖战是两回事，但魏禧爱好谈兵的心性按捺不住，其文集中除《春秋战论》讨论春秋时期著名战役外，另有《兵谋》《兵法》等篇，前者总结《左传》涉及的三十二种军事谋略，后者则总结《左传》提到的二十二种行军打仗的方法。此外，魏禧还编有《兵迹》十二卷，涉及中国古代战争的各个方面，其中卷十一《远邦编》甚至叙及域外各国的军事情况。

兵荒马乱之时，武力往往受到推崇。军事中的兵谋、兵法乃“万人敌”，是重整山河的根本手段，自然受重视，明清之际士人热衷于谈兵正缘于此。此外，个人的武勇侠义也会受到礼赞。有学者认为，纵横家中像鲁仲连一流人物就演变成后世的“侠”。依前述彭士望“叔子……年十一即知求友，志气轩豁，重然诺。长益为人倜傥画策，妇人孺子咸任之”的说法，魏禧身上显然有侠气，所谓“重然诺”以及替人画策、受妇孺倚重，不就是司马迁《游侠列传》所强调的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吗？魏禧在《大铁椎传》中塑造了虎虎有生气、来去如游龙的侠客“大铁椎”，而文末论中特意将其与用铁椎刺杀秦始皇的力士联系起来，又隐隐透露出他对游侠的期待绝非仅仅是个人的快意恩仇，而是反抗暴政与复兴家国。

策士之文的内涵，似可从文章的思想内容与形式风格两方面予以界定。前者是内在的“魂”，后者则是外在的“形”。站在正统儒学的立场，魏禧古文里传达的思想观念极不醇正，甚至有大逆不道之处。这主要涉及两点。

其一，身具纵横气的魏禧讲权变，其中蕴含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道德风险，认可为了事功不惜突破各种羁绊的做法。而正统儒家自孟子起就极不屑于诡遇获禽，坚决反对以成败论是非。在《相臣论》中，魏禧主张：“相臣上参天子之柄，下可以达百执事。国家之利害，苟迫于所不得已，则虽逆天子之法，犯群臣之怨，冒天下之大不韪，必且毅然为之而有所不敢避。”《留侯论》文前附识则称：“忠臣以兴复为急，虽杀身殃民而无悔；仁人以救民为重，故通权达节以择主。”魏禧认为，只要最终结果是好的，那么过程中的“逆法”“犯怨”“冒天下之大不韪”“杀身”乃至“殃民”都是权变时可以接受的代价。在讨论岳飞奉诏班师回朝结果被害一事时，魏禧认为岳飞选择有误，因为“与其死于奸臣，孰死于敌之为烈；避专制之罪名，何如弃二帝、败国家、涂炭生民之祸为酷”，权衡轻重利害，正确做法应该是不奉诏，“专力图金，克中原以迎二帝，然后还戈而清君侧”，最后自请抗命之罪。他感慨岳飞囿于臣节、不知权变：“故忠武一日为纯臣，则举朝忌之杀之；忠武一日为叛将，则举朝畏之尊之。古今亡国之情势，类皆如是。惜乎忠武之未可与权也。”清初冯景非常欣赏魏禧文章，其《解舂集文钞》补遗卷二《与高云客论魏序书》誉为“才兼众体，可称有笔”，而《解舂集文钞》卷十《驳魏叔子论策二条》，则痛批魏禧一些观点偏颇，恐怕会遗祸后世，“其尤甚者如《宋论》惜岳忠武未可与权”。四库馆臣也痛惜魏禧文章虽好而“学问则多讲权略”。《读宋李忠定公集》中，魏禧又说李纲若是岳飞，“必不听金牌召还”，因为李纲“敢于犯难为反经合道之事”。在论姜维事时，他再提“反经合道”。所谓反经合道，就是在不违背“道”的前提下做出灵活的权变。《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即反经行权，是为了有更好的结果。与魏禧对照的是，清初另一著名遗民吕留良对所谓权变持保留态度，认为倘若无所不为，不受约束，就不是圣贤门下：“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动以豪杰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顾小节，此为作用权变……由是观之，圣贤门下岂有靡所不为之豪杰哉？”依吕氏说法，魏禧恐怕会因其思想的驳杂偏至而不得入儒家之列。

其二，魏禧文中最受清人訾议的，恐怕是他公然无视君为臣纲的儒家伦理规范。对于君臣伦理，他以古代理想的君臣关系立论，认为大臣理应敬君如天，可一旦君主“淫暴昏庸足以危宗庙而覆国家，则放之、废之，断然而不疑。此其迫于所不得已，虽犯天下之公议，而不以为非”。这其实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原君》《原臣》篇中的思考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受到孟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论断的影响，极具革命性，与一味坚持愚忠的小儒泾渭分明。在《拟褒崇岳忠武王议》中，魏禧认为宋高宗不配作人君，指名道姓地直斥“赵构昏逆”，甚至声言：“而赵构不孝不弟，暱奸仇忠，罪亦不容于死，则当刬夷陵墓，刻碑于上，宣示其罪。”《鹤征录》卷四辑有《松窗笔乘》一条记录，载钱塘吴瑹符曾当面批评魏禧“论岳鄂王事，谓宜铸高宗像跪于墓，乖君臣之义”。在以理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大部分儒士都会认为魏禧这类论调有悖于儒家根本伦理，早已不是“反经合道”，而是离经叛道。

有趣的是，在《与毛驰黄论于太傅书》中，魏禧主张“论古人者，不可苟为同，尤不可苟为异”，前者因见解不高超，无非是不能博取名声而已；而后者为求立异，钩深索隐，附会穿凿，“足眩人听闻，移其心术者必甚，此贤智之过，流毒所以无穷。苏氏论文章横绝千古，后之君子不无遗憾，亦正坐此故耳”。这些话，在一些清人看来，正可以移用到魏禧自己身上。

此外，魏禧不少论策文的内容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提出应对策略，其性质与策士运筹帷幄相似。魏禧认为，策文应该是“坐而言，起而可见诸行事”，即策文首重应对策略之得法有效，以实用为上。他的策文很好地实践了这一主张，多是当之无愧的经世之文。例如，《救荒策》将救荒措施分为“先事”“当事”以及“事后”，分别提出八策、二十八策、三策，大多切实具体，不避琐细，方便人们参照实行，如“立义仓”一策下，特别提到建仓库时，“如系五间，只以四间贮谷，空闲一间，以便搬移仓谷，防整仓及新谷发热等事”。而《制科策》认为应该“废八股而勒之以论策”，并提出具体考试方法，也是切中时弊之论。读魏禧这些策文，仿佛在聆听一位胸有成竹的策士侃侃而谈，原本疑难纷杂的问题迎刃而解。

相较而言，论文比策文更强调个人观点的树立与阐发，以成一家之言为标准，要求更高。例如，《晁错论》针对晁错削藩招致七国之乱一事展开讨论，先引苏轼《晁错论》中的观点，然后旗帜鲜明地抛出自己的观点：“夫错削七国是矣，其所以削之术则非也。”接着以大禹治理黄河时将河水分成九条做类比，阐明削藩的指导方针：“力合则难御，势分则易制也。是故离其交而乘其敝，缓其谋而分其力。”历史上秦并六国，刘邦战胜项羽，都是如此，“未闻有欲谋其人，顾先声以动之，而激之以合其党者也”。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先笼络诸王、孤立吴王，“然后以大军临其地，赦其国内臣民将士胁从者，夫必有缚濞而至者”，最后再“耸以灭吴之威，而开以世享之利”，让诸侯王推封子弟，自然就消除了因藩国过于强大而导致的对中央朝廷的威胁。魏禧此番谋划，有极为明显的策士操弄权术的色彩。而其论述，或类比，或以各种史事为例证，再加上整散相间的文辞，既有蛊惑性，又极具气势，是典型的策士之文。

就外在形式风格而言，魏禧之文之所以被称为策士之文，是由于他的文章往往是议论纵横，博辩无碍，与策士说辞在形式上极为相似。邱维屏在序魏禧文集时说：“冰叔之文既精强于事理，操术甚切，而笃于情，畅于其势，明于辨。”曾灿序文也说：“叔子爱苏明允，故其文特雄健。而又不肯学古人专家，步趋其形容，摹其謦咳，往往好出高论奇识，凌厉古人。”在《与诸子世杰论文书》中，魏禧也很自负：“吾好穷古今治乱得失，长议论，吾文集颇工论策。”又云：“然如苏氏父子论，则古当不有是，不谓开创，殊不可得。吾诸论亦私自谓苏氏后恐无其偶。”若析而言之，则魏禧古文有以下三个特点与策士之辞近似：一是文多议论且好议论、善议论；二是见识过人，喜辩驳，时或好大言；三是行文重修辞，气势凌厉。

先看其一。《魏叔子文集》二十二卷釐为论、策、议、书、手简、叙、题跋、书后、文、说、记、传、墓表、杂问、四六、赋、杂著十七类，其中“文”实际特指哀祭文，四六属于骈体，杂著则是将一些不好归类的作品归集一处。因此，如果衡以一般古文文类术语，这些文章涉及论辩、书简、序跋、赠序、传志、记文、哀祭、辞赋等。如果搁置较为特殊的辞赋，将其余文章进一步归并，则除了侧重抒情的哀祭、主于叙事的传志以及杂记文外，大多属于今日所谓论说文，二十二卷中多达十四卷。魏禧文多议论，于此可见一斑。

因为善议论，魏禧不仅在其最自负的论策等论说文中大逞其辞锋，甚至在其他文类中也屡发议论。例如，被不少人视为无聊应酬的寿序，在他笔下却往往因为议论风生而别具一格。《闵氏熊太君百岁叙》开篇交代作序缘起之后，即由熊氏生年为隆庆六年（1572年），联想到该年万历帝登基，感慨“四十八年太平天子，实始基于此”，由于四海昇平，熊氏“取寿也固宜”。可笔锋一转，说百年中内外多故，“天下之势凡五六变，当其时者，盛衰新故之感，贫富之相乘，安乐忧患更迭洊至”，一般人受此折腾并不易长寿，而熊氏高寿如此，或许是因为她身为女性不关心外事、儿孙赡养备至以及先天禀赋所致。至此，似乎已是文无剩义，但魏禧又宕开一笔，写他闻见所知的另两位高寿女性，并在文末说熊氏与蔡氏“又皆生长嘉、隆之间”，全文于是再度归结至明朝太平岁月之福荫，与前文形成呼应。原本一篇很普通的寿序，在魏禧议论的勾连下，寄寓了遗民对明朝盛世的深情追忆与感怀，显得摇曳多姿。此外，像《赠杨仲子六十叙》，也是以议论胜出，文后所附许师六评点称：“不实叙仲子行事，只就人不易知上发议论，而生平已隐跃言下。通篇从无生有，反覆动人，以龙门纪传手笔为寿文，安在寿文之不可传也？”音实难知，而许氏洵为赏音。

其二，关于魏禧论策文之见识过人、喜辩驳，上文讨论其文章思想内容时我们已经多有领略。兹再举一例，《正统论上》开门见山说“古今正统之论，纷纭而不决，其说之近是者有三，欧阳修、苏轼、郑思肖是也”，接着简要概括三家观点，承认“三者之说皆近于理，而郑氏为尤正”，但声称三家“各有其偏见，不可以不辨也”，只要“辨其非，则是者出矣”，随即分别辨明三家之“蔽”，最后亮出自己的观点：“古今之统有三，别其三统而正统之说全矣：曰正统，曰偏统，曰窃统。”全文丝毫不拖泥带水，简洁干脆，如锋利的匕首，出鞘后直击要害，虽然看似没有文采，但行文中洋溢着对自己见解的高度自信，因此尽管直来直去，却显得气势凌厉，令人印象深刻。

毋庸讳言，如策士说辞往往虚张声势、大言恫吓一样，魏禧古文也时有英雄欺人之谈。例如，在讨论邲之战时，开篇以极高调门宣称“善战者不败。善败者持其势而制之，不至于大溃而不可止”，然后提出的“救败之道”是让荀林父“以先济之赏赏陷阵之士，以鼓先济者而鼓楚师”，认为如此即可像韩信背水一战一样置之死地而后生。全文昂扬自信，贯注而下，一般读者很容易被说服，可文后所附温伯芳的点评却并不买账：“楚庄为君，叔敖为宰，有制之兵，有能之将，而欲以不和之师侥幸取胜，其必自歼于河上无疑。”他认为魏禧的文章虽然“纵逸可诵”，但文中观点是“所谓只可隔壁听者也”。“隔壁听”，即“隔壁听话”，《汉语大词典》释为“大言无实，空有声调，难经目验”，温评此语可谓一针见血。

魏禧另有些文章大言不惭则是为了高自位置，这与纵横策士游说时为了吸引君王注意力的做法如出一辙。例如《与杭州汪魏美书》中魏禧直言汪拿他当普通人对待，“足下则可谓失人”。这声口，宛似著名策士郦食其初见刘邦时，上来就教训他“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其做派，也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战国策·齐策四》所载“齐宣王见颜斶”时颜斶要求“王前”。

其三，魏禧的论说文和纵横策士的说辞一样，为了实现良好的说服效果，颇为重视修辞，行文气势凌厉。例如，《尉佗论》云：

魏禧替秦汉之际的赵佗谋划，认为以当时情势，有四策可用，而赵佗未能乘时取功名、裂土封王，仅采取只图自全的中下之策，很是可惜，但以此让境内百姓远离秦末战乱，仍值得称赞，因为他至少没有选择首鼠两端的下下策。文中魏禧居高临下，直斥赵佗“非大丈夫”，气势咄咄逼人，分析对策时举重若轻，将群雄纷争之事视如反掌，于极度自信中流露出策士抵掌而谈、天下尽在掌握中的风采。这段文字以散行为主，但其中“不智小以谋大，不力轻以任重”前以“然且”领两个四字句“保境息民，德施甚厚”，而“苟目前之安富，忽天下之大计”之后又接“首鼠两端，因循顾望”两个四字句，四六错落对仗中音调铿锵；另外如“内不拊循其民……外劫暴秦之威”“进不足……退不足……”等构成对比，三个“是谓”之间构成排比呼应，都是通过精心修辞来使行文贯注而下，形成凌厉气势，令人目眩。

再如，在劝谏方以智的《与木大师书》中，魏禧写道：“迩者道誉日盛，内怀忧谗畏讥之心，外遭士大夫、群衲之推奉，于是接纳不得不广，干谒不得不与，辞受不得不宽，行迹所居，志气渐移。”这段文字，第二、三句“内怀”与“外遭”对举却又字数不一，然后以关联词“于是”引出三个整齐的六字排比句，再接以两个四字句，读起来既整丽又不板滞，极为流畅。又如，《与临川王伟士书》论教养子弟之道，列举正反历史事例为证，洋洋洒洒，令人信服。而援古以证今，恰恰也是纵横家在游说时爱使用的方法。

魏禧身上纵横策士的气质，与其笔下呈现出的策士说辞气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互为因果、彼此成就。清人所谓“纵横气”“策士之文”等说法，其实敏锐地抓住了其人、其文的主要特征。考察魏禧及其古文，不仅要注意文体特征的辨析，也要关注思想学术与古文创作之间的互动。研读魏禧古文，不难发现他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在崇尚实学、追求用世、反思君臣关系等方面存在同频共振现象，从中可略窥明清之际遗民群体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的某些共性，其意义已经超出文学史上个体文学成就的探讨，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探究价值。而本文关于策士之文内涵的探讨，虽然主要基于对魏禧古文的细读，但或许也适用于类似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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