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 | 联盟党重返执政,德国该何去何从?

大湾区评论

02-28 09:25

摘要

投票结果揭示了德国政治格局的两极分化趋势,极端保守与极端进步势力的得票率均大幅上升,而中间派政党的生存空间则日益受到挤压。


图解 | 联盟党重返执政,德国该何去何从?

2025.02.27





PART·1

选举结果

2月23日,德国大选圆满结束。正如预期,由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组成的联盟党赢得了最高票数。但出乎意料的是,尽管联盟党原本预估能获得30%的选票,最终却仅收获了28.5%。而上届选举中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SPD)的得票率大幅下滑至第三位,仅得16.4%,与2021年相比减少了近10个百分点。本次选举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带有纳粹历史背景的极端保守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其得票率几乎翻倍,达到20.8%。同时,极左翼政党德国左翼党(Die Linke)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得票率为8.8%。这一投票结果揭示了德国政治格局的两极分化趋势,极端保守与极端进步势力的得票率均大幅上升,而中间派政党的生存空间则日益受到挤压。

2025年德国联邦议院政党票选举结果(来源:POLITICO)

2021年德国联邦议院政党票选举结果(来源:POLITICO)

依据德国最新选举法规,德国联邦议院的选举机制采用了单一选区两票联立制,以此方式选出共计630名议员。德国选民拥有两票投票权,鉴于全国划分为299个联邦选区,因此直接通过选民的第一票选出299名议员。至于余下的331个席位,则是依据选民的第二票——政党票,按比例分配给各个政党。依据德国选举法律,唯有获得超过5%选票的政党(除特定例外)方能在议会中占据席位。这意味着,作为昔日“交通灯”执政联盟一员的自由民主党(FDP),仅收获了4.3%的选票,以及从左翼党中分离出来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仅赢得了4.972%的选票,两者均因未达到法定门槛而无缘议会席位。


在此情形下,联盟党赢得了208个席位,选择党获得了152席,社民党占据了120席,绿党则有85席,左翼党收获了64席,另外还有1个席位属于无党籍人士。鉴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独自赢得超过半数的316席,因此,拥有最多席位的联盟党最有可能领导组建联合政府。

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席次分布(来源:Tatsachen über Deutschland)

目前最可能产生的组合结果有三种。首先,联盟党与社民党的联手已经确保了328个席位,超出了构成多数内阁所需的316席门槛,这一模式与默克尔过去所领导的大联合政府相似。另外两种可能的政府组合,即所谓的“肯尼亚”联合政府(联盟党+社民党+绿党)“猕猴桃”联合政府(联盟党+绿党)。“肯尼亚”联合政府是在大联合政府的基础上纳入绿党。尽管这样做可能在席位上带来更大优势,但联盟党作为右派政党,与绿党代表的左派之间存在诸多分歧,这反而可能加剧联合政府的内部矛盾。例如,舒尔茨领导的“交通灯”联合政府(社民党+自民党+绿党)之所以崩溃,正是因为左派的社民党对右派的自由民主党不满。在选举前,联盟党领袖默茨曾提出放宽核能管制的立场,这使得联盟党与绿党在能源政策上存在显著分歧。正因如此,这使得除大联合政府以外的联合政府组合都不太可能。

三种可能的联合政府:“肯尼亚”联合政府(联盟党+社民党+绿党)、大联合政府(联盟党+社民党)、“猕猴桃”联合政府(联盟党+绿党)(来源:半岛电视台)

由于所有政党拒绝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这使得少数派“猕猴桃”联合政府成为可能。图为除去“猕猴桃”联合政府和选择党,在野党所拥有的席次(来源:德国之声)


PART·2

保守派重新执政

世界已今非昔比

大联合政府的架构为德国在默克尔的领导时期奠定了极为稳固的发展基石,确保了国家长达16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在这段时间里,德国凭借其举世闻名的制造业实力,不仅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上保持了全球领先地位,还充分利用了国际资源与市场优势,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的蓬勃增长。尤为重要的是,德国与俄罗斯之间建立了稳定的能源合作关系,从中获得了价格相对低廉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合作大大降低了德国工业生产的成本,为经济的持续扩张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庞大的市场需求成为了德国商品和服务的重要出口目的地。德国企业凭借高品质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在中国市场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繁荣。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成为了欧盟经济的坚强支柱。


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的经济要远高于其他G7发达经济体(来源:金融时报)

经济学人曾用“欧洲病夫”来形容德国经济(来源:经济学人)


然而,尽管联盟党的领导人默茨决定采取大联合政府的模式来寻求政治稳定与力量的汇聚,他所面临的执政环境却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在舒尔茨担任总理时期,德国经历了长达三年的俄乌冲突,并且在此期间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不幸遭到炸毁,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德国的能源格局。德国如今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轻松获取来自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供应,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国内民众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以及工业基础的严重受损,许多企业因能源价格飙升而陷入困境。更为棘手的是,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政治信任因战争而产生的隔阂日益加深,这种政治上的信任关系并非一朝一夕所能重新建立的。因此,即便俄乌双方最终能够达成停火协议,德国在恢复与俄罗斯的天然气贸易方面仍将面临重重困难。比如,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德国国内对前任总理默克尔的执政时期也出现了不少批评之声。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认为默克尔政府在能源政策上过于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从而导致了德国在能源安全方面的脆弱性。


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大幅降低了对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来源:德国能源与水经济协会)


此外,舒尔茨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欧美建制派的舆论所左右,难以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保持战略自主的空间。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舒尔茨政府对援乌有所顾虑,结果被欧美舆论描写为“懦弱”。这使得德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一边倒地倾向美国,在斡旋与调停战争时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除了俄乌冲突,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德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样也受正面临着显著挑战。拜登执政以来,中美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促使欧盟的对华政策逐渐与美国趋同。尽管舒尔茨政府初期有意与中国建立积极的经贸往来,但在跨大西洋建制派舆论的强烈影响下,其立场被曲解为“亲中”,并因此承受巨大压力。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舒尔茨政府最终跟随美国的步伐,加强了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这一系列举措对中德关系的政治层面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舒尔茨访华期间,大量英文媒体批评舒尔茨政府过于“亲中”(来源:POLITICO)


除了政治层面的诸多考量之外,德国对华出口贸易的格局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随着中国国内高端制造业的迅速崛起与蓬勃发展,德国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传统优势地位正逐渐受到挑战,不再像以往那样显著。特别是在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制造业领域,例如汽车制造业,这一趋势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实现了对德国的弯道超车,成功打破了德国在传统内燃机汽车市场上长期占据的垄断地位。凭借着对新能源汽车技术的持续投入与创新,中国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了先机,还在海外市场上与德国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态势。中国电动汽车品牌的海外拓展,使得德国汽车制造商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面临被蚕食的风险。这一系列变化促使中德两国经济关系从原本的互补共赢,逐渐转变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格局。


德国和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全球出口份额(来源:荣鼎咨询公司)


PART·3

建制派与极端保守派的分裂

德国该何去何从?

德国不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其国内局势同样见证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安格拉·默克尔担任总理的时期,德国选择党还仅仅是一个处于边缘地带、备受排挤的小党派。然而,时至今日,选择党已经今非昔比,迅速崛起为德国最大的在野党。这一转变无疑对立场偏向中右的联盟党构成了巨大压力,迫使其在众多政策议题上采取更为保守的立场,旨在防止本党的支持者进一步流向选择党。


选择党在德国议院的席次呈现稳步增加的趋势(来源:维基百科)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选举之前,德国政坛就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向。当时,默茨领导的联盟党在移民法案问题上与选择党展开了合作,尽管这一法案最终未能获得通过,但这一事件标志着德国主流政党首次打破了长期以来不与极端保守主义政党合作的“潜规则”。


从投票的结果可以看出,选择党的支持者大多数来自东德地区(来源:德国之声)


此外,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俄会谈中的表现也引发了广泛争议。有人指责他在关键时刻“背刺”了欧盟和乌克兰,然而,这种看法其实有些片面。特朗普及其团队真正“背刺”的,其实是欧洲的建制派力量。与此同时,他们却对欧洲的极端保守派示好,频繁抛出“橄榄枝”。这一现象不仅揭示了美国内部价值观的激烈冲突,更将这种冲突逐渐延伸到了跨大西洋关系之中。


身为极端保守派和民粹主义的阿根廷总统米莱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出席特朗普的总统就职典礼,而美国传统盟友的建制派领袖却没有被邀请(来源:路透社)


那么,这个极端保守派的跨大西洋联盟究竟基于何种共同价值呢?或许可以从他们的政治理念和主张中找到线索。这一联盟所秉持的共同价值,可以概括为现实主义、民族民粹主义以及对“进步”自由主义的反对。这些价值观在欧洲极端保守主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疑欧情绪、国族主义以及基督教保守价值观等。


约有100万选民从支持联盟党转向了支持选择党(来源:德国之声)

除了极左翼政党,每一个政党的支持者都有一部分流向了选择党(来源:德国之声)


面对这一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默茨所领导的中间偏右联盟党正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他们既可以作为欧洲右派的领头势力,吸收一些极端保守主义的政策理念,从而开启跨大西洋关系的新篇章;也可以像欧洲其他建制派领袖那样,坚守“进步”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但这样做可能会逐步被极端保守派和极端进步派所挤压,生存空间日益狭小。这一抉择不仅关乎德国国内的政治走向,更将对跨大西洋关系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我们仍需密切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以期更全面理解并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



图解作者

王希圣: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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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周宇笛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覃筱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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