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特区精神 锐意改革开放 |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理论特辑

今天，深圳经济特区迎来45岁生日。深圳特区报理论周刊推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理论特辑”，围绕建设好新时代经济特区、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之一，探讨深圳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勇当尖兵。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典范

——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李君如

“今年8月26日，是深圳经济特区45周年生日。45年来，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大力支持下，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近日在接受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采访时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深圳新的历史使命，对深圳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寄予厚望，要求深圳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如今的深圳生机勃勃，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李君如对正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非常关心。他每天都读《深圳特区报》，关注深圳怎么牢记党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机遇，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城市范例。

党中央坚强正确领导，是深圳成功最根本经验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典范！”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之际，谈起深圳，经常到深圳调研的李君如由衷地赞叹。

他认为，如果要了解中国五千年的文明，那最好是看西安。要了解中国上千年的变化，那就要看北京。要看近百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那就要看上海。如果要看近四五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那就要看深圳。

他进而指出，“我们看深圳，要紧密联系中国发展史、中国现代化发展史来看。深圳经济特区经过45年的快速发展，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一下子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它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好好总结研究。”

“如果要讲深圳成功的经验，可以说有很多很多。我这里仅列举3条，第一条经验就是，从邓小平同志开始，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是深圳成功的最根本的经验。”李君如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后，小平同志亲自到深圳视察，肯定了深圳的成功经验，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之后，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高度重视深圳发展。

“尤其是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为标志，习近平同志当选为总书记，首次离京考察便来到深圳，在深圳发出了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重要宣示，发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他说。

他认为，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通过开放引进先进的生产力，把改革创造的活力同开放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结合起来，这是深圳之所以成功的第二条经验。

他进一步分析认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无论从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历史地位的认识来说，还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恢宏实践来说，还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承担的时代任务来说，新时代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将改革进行到底。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不懈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根本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鲜明特点。

他说，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也是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实施5周年。在这一重要节点，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将为深圳建设新时代经济特区、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注入强劲动力。

“深圳的成功还因为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这是深圳之所以成功的第三条经验。”李君如说，深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面临的资源要素约束更紧，受到来自国际的技术、人才等领域竞争压力更大。深圳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率先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把人才引领发展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战略。在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进程中，人才是决定一个城市能否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以改革创新精神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率先示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经济特区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有着更高要求。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率先示范，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和党中央战略决策，以改革创新精神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率先示范。” 李君如说，深圳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真正把党建工作成效体现在把发展搞上去、把社会治理好、让企业满意、让老百姓满意。

他认为，深圳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大力推进基层党建“标准+质量+示范”建设，织密建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全面质量过硬、全域率先示范，不断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深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他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深圳一定会全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以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坚强保证，把新时代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意义特别重大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为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提出了新任务新使命。

“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意义特别重大。我们过去要求深圳要在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上作贡献，现在还要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作贡献。”李君如说。

他相信深圳，一定能够以推动《意见》部署的各项改革任务高质量落地落实为契机，主动谋划实施更多创造型、引领型改革，努力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制度创新成果，总结成功经验，并把这些经验规范化和制度化。

“深圳能够把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也一定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治理体系。”他说。

办好深圳的事情，关键在党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的新起点上，展望未来发展。李君如表示，“新时代新征程，办好深圳的事情，关键在党。”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全党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持之以恒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深圳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他认为，惟其如此，深圳才能出色完成新时代党中央赋予的历史使命，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李君如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深圳要深刻认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肩负着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赋予的新时代历史使命。”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牢记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蓝图，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牢牢把握深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把改革开放的事情做得更好。

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广东、深圳的根本出路，殷切寄望广东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列、作出示范。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先锋城市，应在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列勇当尖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大势，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把握时代机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李君如说，新时代新征程，深圳一定要牢记总书记嘱托，肩负起新时代党中央赋予的历史使命，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建设好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之一，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勇当尖兵。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是改革开放伟大征程中的关键篇章

——访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张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方法论，是经过实践检验推进改革开放行之有效的办法。”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之际，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研究员在接受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采访时表示，45年来，深圳经济特区始终勇立改革开放潮头，在探索中奋进，在创新中突破。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历程的生动实践和精彩缩影，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征程中的关键篇章，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与改革开放的卓越成效。

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深圳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锐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改革开放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新突破，不断开创经济特区建设新局面。

深圳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

“45年来，深圳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综合实力和城市竞争力由弱变强，书写着‘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张燕说。

自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以来,深圳实现了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攀升至2024年的3.68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年均增长18.8%，经济总量居全国内地城市第三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经济总量持续保持高位增长。”他说，深圳基本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工业产业不断向中高端水平迈进，2021年工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2022年、2023年、2024年连续位居国内城市第一。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为58.2%和68.2%。服务业内部结构持续优化，2024年，以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达76.5%。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经济发展潜力活力动力持续释放，成为拉动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他说。

以先行探索开创发展新局

张燕指出，深圳始终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成为我国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策源地。45年来，深圳在户籍制度、金融、土地、科技、外贸等多个关键领域先行先试，持续为全国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全面深化改革逐步进入系统集成阶段。”他说，2020年，党中央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一揽子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今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赋予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新任务新使命。

他说，深圳推出全国首个个人破产条例、首个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首个数据要素交易平台等一系列全国首创做法，在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制定一批具有原创性和引领性的经济特区法规。深圳综合改革试点从无到有、积厚成势，截至目前，深圳已有48条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分3批次向全国复制推广，改革示范带动效应不断释放增强。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深圳综合改革试点5周年。”他认为，深圳不仅在早期探索中为全国开辟改革路径，更在新时代承担起全面深化改革的使命任务，鲜明展现了改革永不停歇、开放不断进取的特区品格。

以自主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

张燕表示，深圳把创新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孕育出华为、比亚迪、腾讯等一大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企业，5G通信、软件服务、新能源汽车、民用无人机等领域技术水平全球领先，逐步形成自主创新体系，走出了一条从“追赶者”到“并跑者”再到“引领者”的跨越式发展路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步伐加快，创新实力不断跃升。”他说，深圳创新投入产出持续攀升，全社会研发投入连续9年保持两位数增长。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1年全国第一，2024年申请量达1.63万件。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更加凸显，2024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2.5万家，平均每平方公里12家，创新密度居全国第一。比亚迪、华为等龙头企业通过长期坚持自主研发，实现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系统性突破，带动创新链产业链整体跃升。

他指出，深圳持续深化科技创新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出台科技创新“宽容失败”政策，加快构建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生态和科研环境，目前深圳全市人才总量突破700万大关，创新动能持续释放。

“深圳正全力打造优质创新创业生态，充分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全方位深层次建设‘创新之城’。”他说。

与世界紧密联系合作共赢

在张燕看来，自经济特区建立以来，深圳始终以开放为鲜明底色，经过45年的快速发展，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逐渐成长为全球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不断提升开放能级，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完善。”他说。

他列举说，2024年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达4.5万亿元，跃居全国城市首位，为全国贡献近1/3的进出口增量，出口实现内地城市“32连冠”。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2024年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3720亿元，连续三年全国第一。深圳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已有超31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深圳投资布局。深圳积极服务企业国际化产业链布局，高质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截至2024年底，深圳企业累计对外投资设立企业及机构超1万家，遍布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华为、比亚迪、大疆等品牌走向全球。深圳依托前海合作区、河套合作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等重大平台，稳步推动制度型开放，吸引跨境资本、技术、人才加速流动。深圳以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等为窗口，持续拓展城市的全球影响力。

“深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与合作伙伴互利共赢。”他说。

在深圳充分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进展新气象

张燕表示，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新征程上，深圳要厚植改革开放基因、增强创新发展内生动力，充分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进展新气象。

他提出，深圳要继续在制度创新上先行先试，敢于在关键领域“破冰探路”。全面深化落实综合改革试点任务，勇于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在科技成果转化、科研管理体制、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方面先行先试，继续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主动对标和对接国际通行做法，加快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同时，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深圳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充分发挥自身在科技、产业、市场、开放等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主动作为。”他建议深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强与广州、香港、澳门、珠海等城市的深度联动，为促进珠三角东西岸融合协同发展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从全国看，要发挥头部城市在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资源要素配置上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区域的城市深度合作，深化促进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的经济合作，推动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面向国际，要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升深圳在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他提出，深圳要强化基础研究、原创技术突破和前沿应用转化，持续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吸引汇聚全球创新资源要素。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形成势、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他认为，深圳要牢固树立和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经济发展、民生事业、生态环保、文化繁荣等各项事业发展，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

他建议深圳，通过着力搭建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平台，深入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推进制度型开放，举办高水平国际会议，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等方式，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努力成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重要城市名片。

“新征程上，深圳要坚定扛起建设好新时代经济特区、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之一的使命任务，持续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张燕说。

新征程担当好先行示范历史使命

——访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

范恒山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年来，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体制创新的排头兵，深圳没有辜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交出了高质量的深圳答卷，发展成为经济发展高地、科技创新高地以及协调发展高地。”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之际，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在接受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采访时说，我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深圳应站在新的起点上，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继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我与深圳改革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

“45年来，我与深圳改革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深圳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范恒山说。的确，经济特区建立以来，范恒山从国家体改委、到国务院体改办，再到国家发改委担任有关领导，他参与、主持了深圳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有关政策的制定，推动、见证了深圳从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特区怎么先行先试？怎么探索创新？改革开放初期，这是当时国家体改委的重点工作，作为经济特区的领头羊，深圳的发展更是关注和调研的重点。我们与当时深圳的相关部门，一起研究推动了一些改革开放政策措施的出台。”他回忆说。

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等的背景下，出现了 “特区要不要特下去”的争论。“面对这场争论，我根据当时掌握的经济特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在《经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明确提出‘特区还要特下去’，特在先行先试，特在改革创新。”范恒山说。

2003年进入新组建的国家发改委后，范恒山先后担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和地区经济司司长，负责推进改革开放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工作。

21世纪初，围绕深圳该往哪里去的问题又引发了一次较大的争论。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再次将深圳推上风口浪尖，“产业外迁”一时间成为全国热议的焦点。

“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指示由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组成调研组，就深圳特区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调研，并提出意见，其中涉及到二线关要不要取消、关内关外的法律要不要统一，以及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他说，“我受命担任了这个调研组的负责人，最终向国务院提交了调研报告，其中的很多政策建议得到批准并在深圳实施了。”

2008年，在负责《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研究制定工作时，范恒山专门到深圳调研，关于推动深圳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写入了规划纲要。

范恒山还主持了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有关规划的编制和政策的制定，参与制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深圳被中央批准为经济特区，尚在大学学习的范恒山就十分关注并持续研究深圳的改革发展问题。如今，他满怀深情地对记者说，“站在新的起点，深圳应更好地总结45年来取得的重要经验，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改革开放再出发，担当好‘先行示范’的历史使命。”

深圳已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协调发展三大高地

回顾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年来取得的成就，范恒山表示，深圳已发展成为经济发展高地、科技创新高地以及协调发展高地。

“深圳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的经济发展高地。”他具体描述，从经济总量看，经过数十年高速发展，2024年深圳GDP已达3.68万亿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从产业结构看，45年来，深圳发展成为产业链比较完整，产业结构比较现代，正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占比较大，如电子信息产业、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行业发展迅速，处于世界前列；前瞻性布局生命健康、航空航天、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从企业看，45年来，深圳涌现了一大批在国内外知名的头部企业，如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顺丰等等，这些头部企业创造了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

同时，他认为，经过45年的努力，深圳也已发展成为科技创新高地。其突出亮点：一是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0年、国内专利授权量连续6年居全国城市首位；二是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众多，2024年各类创新载体超4000家，涵盖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多个领域，企业成为创新主体，90%以上的创新活动由企业主导；三是在5G通信、超材料、基因测序、新能源汽车等前沿技术领域都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性成果；四是培养和集聚了一大批科研人才和创新人才，汇聚天下英才为深圳所用。

“45年来，深圳还发展成为协调发展高地。”他表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全域城市化；二是实现各类人群的协调发展，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都得到了有效保障，均等化程度较高；三是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着力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深圳连续七次荣膺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连续举办两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凝聚起建设文化强国的磅礴力量，主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打造出《咏春》《深AI你》等一系列强势出圈的文艺精品，城市文化软实力不断跃升。

他认为，深圳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大力支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赋予深圳“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的崇高使命，为深圳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

同时，深圳充分用好中央授权，勇担先行先试的使命，坚持从实际出发，紧扣生产力发展、人民迫切需求以及经济运行中的难点堵点，制定和推出有效的改革举措，确保改革抓准抓实抓深抓细。

深圳是全国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范恒山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快锻造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不仅在“量的合理增长”上走在前列，更在“质的有效提升”上勇当尖兵，成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排头兵。

首先，自主创新进一步增强。深圳通过推进体制创新，促进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2024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6.46%，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93.3%，总量居全国第一。

其次，产业升级进一步提速。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和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具有新质生产力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谋划未来产业。

三是开放合作进一步加快。一方面，深化对内开放合作，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持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从一般的商品流动、资本要素流动上升到制度性开放，实现高水平开放。

四是绿色转型进一步深化。深圳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绿色转型的政策举措，发展绿色产业、绿色能源，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推进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生活，提高经济社会的绿色化程度。

五是共享水平进一步提高。深圳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各类人群提供优质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增强市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加快打造全球低空经济第一城

作为低空经济发展的率先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范恒山对深圳积极发展低空经济的做法给以高度评价，“深圳提出打造全球低空经济第一城，做出了规划，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体现了深圳的决心和信心。深圳大力发展低空经济具有明显优势，大有可为。”

他认为，深圳大力发展低空经济、打造低空经济第一城具有很多优势:一是场景丰富，产业完备且层次高，与低空经济有很强的匹配度；二是低空经济的基础条件好，尤其在消费级无人机制造领域占据全球市场70%的份额，已集聚1900余家低空经济产业链企业；此外，深圳的数字经济发展和智能化建设快速，为低空经济健康发展和安全运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条件。

他建议，深圳发展低空经济，要从地区的实际出发，确立发展的重点、步骤和目标，循序渐进。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条件和比较优势，发展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项目。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扎实做好基础性工作。特别要重视和加强人才培养，打造复合型、交叉型人才体系。

新征程要在四个方面下功夫

范恒山说，“希望深圳以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为新的起点，牢记总书记嘱托，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机遇，增强核心引擎功能，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一是着力打造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实施高标准联通，尤其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

二是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这关系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关系到应对复杂的外部形势，关系到长久的发展能力，也关系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持续满足。

三是着力推进全域实现共同富裕。深圳在发展中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方面持续发力，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

四是着力书写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精彩深圳故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先行示范的标准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全市各项工作互促共进、同频共振，进一步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

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新样板

——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

张建平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也是我国应对外部形势变化的主动作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之际，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在接受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采访时表示，45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大力支持下，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站在新的起点，张建平期望深圳牢记建设经济特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使命和责任，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全国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特别是要持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新样板。

深圳高水平对外开放能级不断提升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45年来始终高擎改革开放大旗，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张建平说，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深圳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中作基地、作平台、作通道、作枢纽，始终走在开放最前沿，高水平对外开放能级不断提升。

“45年来，深圳抓住国家赋予的重大历史机遇和重大利好政策，充分用好特区立法权，不断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实现从一个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蝶变，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他说，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因改革开放而强，不断以丰富的深圳实践，为我国沿海开放到全面对外开放提供了“深圳经验”“深圳样本”，甚至为世界发展提供借鉴。特别是近年来，深圳全面纵深推进先行示范区建设，始终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度参与全球经贸合作，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走在全国前列，为全国作出示范。

“作为全国的开放大市、外贸强市，2024年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迈上4万亿台阶，达4.5万亿元，创历史新高，总量跃居全国城市首位，其中外贸出口连续实现‘32连冠’，是全国‘外贸第一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深圳以强大的科技创新基因和完备的先进制造业体系，推进出口产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他举例指出，深圳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率先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从“三来一补”以加工贸易为主，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深圳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积极培育自主品牌，努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培育了一大批有全球品牌美誉度、全球市场竞争力，并拥有很大全球市场份额的中国品牌龙头和全球知名企业，让“深圳智造”的国际影响力、市场占有率、品牌知名度与日俱增。

“开放发展与创新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协同。”他强调，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凡是把开放发展与创新发展能够紧密结合的国家或者地区，都成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模范生”。未来，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必须要走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相互协同的路径，这也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核心内容。

全球市场“含深度”不断提升以外，张建平还点赞了深圳全力打造“全球投资首选地”的做法。“十四五”以来，深圳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累计3.3万家，约占全国14.6%，近3年增量均为全国第一。目前，已有超30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深圳落户扎根。此外，深圳还积极推动企业、资本、人才“走出去”，不断壮大全球“鹏友圈”，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国际友城总数达95个，友好港增至28个，覆盖五大洲59个国家等等。这些数据都是深圳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

他说，过去，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

深圳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走在全国前列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既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全球经贸规则的战略抉择，也是因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招，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着力点，具有重要意义。”张建平说，深圳对外开放经历了从以要素流动型开放为主，到更加注重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深化过程。深圳率先探索，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走在全国前列，门户枢纽功能不断强化。

“深圳全面深化与香港、澳门更紧密务实合作，发挥好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等重大平台作用，主动对标和对接国际通行做法，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断推动其向更高水平迈进。”张建平充分肯定了前海、河套等重大开放平台在深圳扩大制度型开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张建平说，前海承担着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重大使命。作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前海合作区在扩大金融业、法律服务业开放，探索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800项，成为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

张建平说，河套肩负着促进深港协同科技创新、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的重大任务。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两年来，实现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如深圳数据交易所开展全国首个数据跨境交易试点，完成跨境数据交易金额逾3亿元；揭榜挂帅等接轨国际的科研管理制度吸引全球顶尖科研团队参与，200余个高端项目落地河套等。

“深圳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建设，2024年研制国际标准245项、累计3379项。前海蛇口自贸片区连续三年蝉联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第一。河套成立国内首个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聚集区等。”他说，深圳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开放新格局，不仅巩固了深圳作为外贸强市的地位，更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生动的深圳范例。

“深圳正加快建设先行示范区，完全有条件、有能力继续在全面深化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彰显更强担当，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张建平认为，深圳已经形成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政府服务企业的效率和服务意识、开放探索精神等在全国名列前茅，具有突出的优势。同时，深圳已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战新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还集聚了全球的资本、人才等要素，为下一步更高水平开放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张建平说，这也对高质量发展和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深圳要提供更强的内生动力，叠加国际化发展水平较高，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先进等优势，进一步先行先试，大胆地闯、大胆地试，纵深推进制度型开放，深圳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定能够取得新的进展，为全国提供新经验新模式。

深圳要以更大力度扩大制度型开放

张建平表示，站在新起点新征程，深圳应赓续弘扬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继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努力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作出深圳最大贡献。

他指出，当前，我国推动制度型开放取得重大实践进展，但仍与国际经贸规则存在一定差距。目前，我国正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深圳在开放发展进程中，有条件也有能力率先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不断加快先行先试的步伐，充分发挥前海等重大平台的作用，全面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释放新的开放红利，甚至在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中要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6月，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在新起点上赋予深圳新使命。张建平说，意见明确要求深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支持深圳探索实施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为深圳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开放发展能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张建平希望深圳加快推进重大战略平台落地落实，以更大力度扩大制度型开放，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示范样板。

“目前，深圳被称为亚洲的创新中心。我非常期待，未来通过持续的开放发展和创新发展协同发展，深圳加快打造成为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金融中心等。同时，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之一，与其他中心城市一起引领大湾区城市，共同加快建设大湾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助力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面对未来，他对深圳满怀期待，张建平希望深圳能够对标全球一流城市，不断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涌现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品牌和国际知名企业，继续为全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示范，通过持续努力，打造成绿色低碳、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深圳要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彰显更强担当

——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

尹鸿

“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在接受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深圳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较早提出“文化强市”战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加快打造城市文明典范，高质量文化强市建设迈出新步伐，谱写出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华彩篇章。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站在新的起点，期望深圳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多个方面先行示范，以深圳实践为全国提供新经验新模式，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彰显深圳更强担当，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深圳力量。

深圳已成为全国文化版图中的高地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尹鸿说，45年来，深圳经济特区不仅通过“深圳速度”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文化发展方面也先行探索，沿着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道路奋勇前行，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扩大城市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实现了文化崛起，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文化版图中的一块高地。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一重大论断，在深圳的发展历程中得到生动诠释。

“深圳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科技为基础，文化市场为赋能手段，开放包容，守正创新，打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开放包容的文化体系和文化产品，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和示范作用。”他评价说，深圳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积极推动文化融合，从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学习到展现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创造出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文化形态，并勇当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排头兵。这成为深圳文化发展的鲜明特色。

“近年来，深圳出品的具有深圳特色、时代气象、中国风采的文艺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在全球舞台大放异彩，实现口碑票房双丰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文艺精品是深圳文艺创作从‘高原’向‘高峰’奋进的一个精彩缩影。”他举例指出，作为新时代深圳文艺的“攀峰”之作，深圳原创舞剧《咏春》更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活范例。这是深圳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勇担新的文化使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精彩实践，是文化自信与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发挥深圳的特点和优势，以市场化运作对“文化出海”新路的成功探索。

“正是深圳营造了良好的文艺生态，提供了肥沃的文艺土壤，才出现了今天这样精品迭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他还点赞说，深圳在推动文艺精品“走出去”的同时，也以开放姿态大力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窗口。如“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又如首次走出阿尔卑斯山落户深圳的全球顶级古典音乐节“韦尔比耶音乐节”等，助力深圳迈向“国际艺术之都”。

“文化是民生幸福的要义。深圳让文化真正服务社会，造福大众，持续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市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他说，在深圳，星罗棋布的文化设施让人印象深刻，“十分钟文化圈”初具规模。如深圳的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便捷方便，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更遍布市、区、街道、社区，城市文化菜单不断丰富，文化品牌活动普遍普及，让大家能在家门口享受到普惠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感受到沉甸甸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

构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深圳范式”

“作为创新之城，深圳在全国率先提出‘文化+科技’的产业发展新模式，一大批文化科技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全国首批‘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尹鸿表示，可以说，45年来，深圳经济特区注重文化科技创新，不断以制度突破释放文化产业活力，以科技赋能文化生产，重构文化产业生态，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并逐渐构建起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深圳范式”。

据统计，近20年间，深圳文化创意产业保持平均20%的增长速度，已成为我国文化输出的重要基地和主要口岸。2024年，深圳文化产业法人单位逾10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3754家，实现营业收入12875.08亿元，同比增长约12%，占全国的9.1%。

“这些数据，显示出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劲动力。”对此，尹鸿举例说，腾讯作为世界知名的文化科技企业，在深圳生长并不断发展壮大，突显了科技创新对文化产业的推动作用。深圳有很好的科技创新基础，通过技术驱动、产业联动和政策支持，大力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以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他高度评价深圳文化体制改革成果。他说，深圳文化体制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作为全国首批文化体制改革综合性试点地区之一，深圳于2003年正式确立“文化立市”战略，提出把文化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的目标。深圳还出台了国内第一个文化产业促进条例，随后陆续发布多个文化产业政策或规划，推动文化产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总体发展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年汇聚了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6280家参展机构，吸引超过12万件文化产品、4000多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参展，‘科技+文化’持续创新呈现，突显了深圳这座城市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也是文化产业加速升级，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他举例说，今年文博会上，深圳更发布推动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围绕推进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以“真金白银”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全力提升文化产业“硬核力”与全球“竞争力”。

“一直以来，深圳在发展文化产业中，充分尊重和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政府为市场服务，为文化服务，为企业服务，打造了健康的文化发展生态，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他表示，深圳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导向的同时，极大地发挥市场对文化发展的赋能作用，培育发展文化企业，建设的多个文化产业园区成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或示范基地，推动了游戏、动漫、演艺、文化展览等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期待为全国提供新的深圳样本和经验

“建设好新征程先行示范区，深圳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肩负着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开路探路的使命。”多年来，尹鸿经常深入深圳考察调研，或参加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博会等文化盛事，见证了这座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他说，站在新起点上展望新征程，期待深圳勇当新时代新文化先锋，在文化精品创作、文化产业发展、文化科技创新、国际传播等方面先行示范，同时在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为全国提供新的深圳样本和经验。

他表示，文化精品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希望深圳打造文化精品创作示范区，厚植文化沃土，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积极推动出精品、出大师，打造文化制高点，不断从“高原”迈向“高峰”。同时，希望深圳积极打造文化产业发展示范区，搭好“金鸡窝”，吸引更多大师、优秀企业扎根深圳，安心进行创作生产。此外，当前，人工智能、高清技术，沉浸技术等快速发展，科技创新对文化产业的驱动作用日益凸显。深圳应打造好文化科技创新示范区，以创新为引擎，为全国作示范。

“特别是，深圳应着力打造国际传播示范区。新时代新征程，要以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更高水平的国际传播效能、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他说，深圳应立足“交汇、交融、交锋处”，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打造中国文化“走出去”更好的通道和平台，积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先行示范区故事，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大家在这方面对深圳寄予厚望。”他认为，深圳文博会在国内外都有巨大的影响，成为推动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核心阵地。它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扩大文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与文博会双星并耀、双向赋能的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也将汇聚进一步加强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更广袤的世界舞台。

“让文化不止于文化，而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同时，增强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是未来努力的目标。”尹鸿说，“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文化的力量正‘润物细无声’地融入深圳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期待透过深圳这个‘窗口’，世界能看到一个欣欣向荣、气象万千的文化中国。”

深圳人工智能将引领世界

——访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张景安

张景安

“当今世界，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正阔步向我们走来。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基石与重要的驱动力量，将赋能千行百业，推动人类工业文明深刻变革，智能化、数字化、网联化、绿色化趋势日益显著，对我国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之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张景安接受本报驻京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敏锐洞察时代脉搏，积极抢抓机遇，拥抱变革，正在奋力谱写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新篇章。相信未来，深圳人工智能必将引领世界。

打造最优创新生态助力产业腾飞

“人工智能是当今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领域，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离不开好的创新生态体系。”张景安表示，深圳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的“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锐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的要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标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的要求，把握先机，前瞻性部署，营造了适合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最优创新生态，助力产业腾飞。

“作为我国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深圳全方位建设创新之城，打造了最好的科技创新生态和人才发展环境，吸引了大量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企业和人才。”张景安曾担任科技部党组成员、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先后投身诸多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决策研究工作中，参与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科技体制改革有关政策制定等，他表示，深圳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深圳“丰茂”创新创业生态的滋养。

他举例说，深圳连续3年制定相关政策，从2023年推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2024年接连发布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方案、若干措施，2025年出台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等，全方位为产业腾飞助力。

“我只调研其中几个点，就有充分的说服力。”他说，近年来，华强北创造了华丽转身的生态奇观，成为世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华强北曾经是我国著名的电子市场，历史证明一般成功的地方都有路经依赖的问题，而华强北与时俱进、锐意开拓，蜕变为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硬件创业者提供一站式全供应链产业链超前服务。在华强北调研时，一个22岁的青年曾对他说，华强北是个神奇的地方，给想飞的青年以登天的云梯，可以在无际的天空展翅飞翔。

“深圳良好创新生态使创新企业不断攀登高峰，参与世界标准制定已成深企新潮流，截至2024年底，华为、比亚迪等深企参与研制国际标准3379项。”张景安说，“我曾担任过中国国际石墨烯资源产业联盟理事长，多次到深圳调研，深圳石墨烯材料企业贝特瑞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世界标准使我眼界大开，很受启发。不仅是石墨烯，深圳在光伏、无人机、基因检测等领域都参与了国际标准的制定，为全国作出了示范。”

他说，实践证明，谁拥有新时代人工智能领先的创新体系与创新生态，谁就有可能拥有未来。深圳是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的“先锋队”。短短几年，深圳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特点显著，亮点频现，奇迹迭出。

深圳已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

张景安表示，深圳有良好的创业生态，健全的创新要素，完备的产业链条，活跃的风险投资，丰富的应用场景，形成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创新集群与产业集群，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机器人产业集聚区和公认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

他分析说，目前，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深圳已形成了六大优势。一是打造了新场景新赛道新创新生态，二是打造了较为完善的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三是初步形成了市场拉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创新的新局面，四是吸引了创新创业人才，五是初步形成新时代创新的先进文化，六是企业成为创新的“领头羊”，6个“90%”创新特点突出。

他特别分析道，在全球化竞争中，站在第一线的是企业，决定胜负的是企业的创新能力，而品牌是企业的文化力、学习力、创新力的结晶，是核心竞争力最有说服力的标志。20年前他曾在深圳说，总有一天将为特区企业品牌扬名世界而骄傲。今天高兴地看到华为、腾讯、大疆等一批深企实现了品牌国际化。并且，在人工智能领域，深圳已形成以华为、腾讯等龙头企业引领，高成长性企业支撑，初创企业竞相发展的“雁阵式”梯队。

从“机器人谷”到“机器人湾”，深圳聚集了22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和1000余家机器人企业。2024年深圳机器人产业集群企业数量达74032家，深圳正加速构建全球机器人产业高地。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右邻就是产业链，产业园就是生态圈。”对此，他认为，深圳在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和创新创业集群，产业链覆盖芯片、模型、硬件及应用等全环节，具备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创业者一个创意第二天就能找到供应商出样品，效率全球罕见。

“深圳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优势明显，闯出了一条成功之路。”他说。

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不断提供新经验

“人工智能是未来世界竞争的一个制高点，在人工智能领域创新领先的国家将制定规则主导未来。”张景安说，当前，深圳正高标准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和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全力建设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场景应用先锋城市，在这场关乎未来的科技较量中，全力抢占先机。深圳的成功经验可供其他城市借鉴。

他回顾说，我国互联网早期商业模式技术主要是学美国，但后来在移动互联、微信、短视频、电商、移动支付等方面超过了美国。深企走在我国创新的前列，突破重重障碍，人工智能创新阔步前进。目前深圳就有两方面引领世界，一是深圳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市场拉动创新产业迅速发展，二是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助力创新发展。这是深圳显著的特点，在全世界也独具特色，水平较高。

他认为，从现实发展和竞争来说，人工智能融入实体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造福人类。而在这一方面，深圳的人工智能是融入实体经济的一个样板，不仅在全国，在世界都是领先的，深圳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同时，深企以云计算、人工智能、智能驾驶等为代表的数字产品与服务，正在打破海外市场难以撼动的文化和地缘壁垒，成为“出海”的“先遣队”“领头羊”。

他表示，值得一提的是，深企积极拥抱开源，正在开辟一条技术普惠与全球共生的新路径，推动全球AI技术从单极霸权转向多级共生，重构AI开源生态的底层逻辑，完成由技术跟随到生态主导的转向，从而将引发全球人工智能大规模的开源浪潮。

“中国开源人工智能发展，为全球进步带来了催化剂。”他说，深企等用开源浪潮重塑AI的版图，催生了人工智能应用的大爆发。深圳充分利用庞大的开源生态系统和应用场景，让其遍及智能制造、数字政务等各个领域。

他说，相信未来，深圳在人工智能发展领域将不断提供新的深圳样本与经验，引领世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争做创新全球化的“领头羊”

张景安表示，深圳经济特区已经走过了45年辉煌之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展望未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站在新的起点，希望深圳勇担使命，在人工智能领域等，争做创新全球化的“领头羊”，为我国和世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他说，面对世界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都不能包打天下。国与国之间只有通过交流、互鉴、开放、合作、共享，才能共同面对这些挑战。科学是全世界的共同语言，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是最佳工具。科学技术不仅是交流合作最佳平台，也是文明对话的窗口，可以在科学技术合作交流中跨越文化的鸿沟，提升多元思维能力和国际合作的智慧，实现多种文化在互动创新协同创新中实现更好的升华，使人类文明的光辉价值更好地体现。

“从今天来看，我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年，在人类长河中是短暂的一瞬，而深圳和祖国都实现了跨越性的巨变。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人类所有发现发明与创造的奇迹都源于科技创新全球化。衷心希望深圳经济特区争做创新全球化的“先锋队”“领头羊”，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创新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他还希望，深圳利用人工智能在绿色创新和实现双碳目标方面也为全国和世界提供新经验。“深圳是国务院批准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希望深圳不仅创新发展走在世界前面，同时加快打造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在绿色创新、环境友好、建设美丽中国等方面同样也做全国和世界的表率。”他说。

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明前景

——访国家发改委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区域政策室主任李晓琳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之际，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区域政策室主任李晓琳研究员在接受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采访时表示，相信深圳将赓续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坚定不移把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向新境界，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2025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回顾过去45年，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大力支持下，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砥砺奋进，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李晓琳表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深圳要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之一，坚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勇当尖兵。

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磅礴伟力

45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大力支持下，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发展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深圳新的历史使命，对深圳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寄予厚望，要求深圳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李晓琳表示，如今的深圳生机勃勃，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深圳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在谈起深圳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和重要启示时，作为经常到深圳考察调研的国家发改委专家，李晓琳表示：“深圳成功的首要经验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她说，45年来，从创办经济特区到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战略部署是深圳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勇毅前行的强大底气和自信来源。

李晓琳认为，始终保持改革创新的城市精神，是深圳成功经验之一。深圳作为全国的改革先锋，“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始终贯穿于特区的改革发展全过程，在实践中不断冲破思想观念束缚与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探索更好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引领性、突破性的改革创新经验，为特区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生态。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前沿技术、产业创新、世界级企业不断诞生，特区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

李晓琳表示，深圳的成功经验还在于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城市底蕴。从特区创立之初，深圳就担负起率先打开对外开放大门的重要使命，充分发挥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持续推动深港联动，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积极拓展全球市场，在深度参与全球竞争合作中获得了发展的先机。这种开放包容的城市底蕴也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人才涌入深圳，为深圳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内生活力。

加快锻造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

李晓琳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经济特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等多重国家重要战略交汇之地，深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定扛起了经济大市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加快锻造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不仅在“量的合理增长”上走在前列，更在“质的有效提升”上勇当尖兵，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深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李晓琳分析，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到科技成果转化、再到新兴产业集群成长，深圳逐步构建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特别是近年来，深圳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夯实基础研究根基，增强“源头创新”能力，布局建设鹏城实验室、光明科学城等重大基础研究载体，形成了一系列标志性、革命性的重大成果，不仅事关深圳自身面向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更对我国抢占全球价值链高端、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有力应对外部冲击具有重要意义。

她说，着力推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是深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深圳一直是我国产业创新最为活跃的地区，技术成果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2024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接近45%，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突破2.5万家，新增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29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96家，新增数量均居全国首位、总量均居全国第二，“20+8”产业集群蓬勃发展，抢抓人工智能、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等产业新风口，引领全球产业变革。

她认为，着力提高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是深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措施。近年来，深圳持续完善山海连城的城市风貌，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等优质公共服务供给，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营造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城市吸引力不断增强。

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新的深圳样本

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也是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实施5周年。在这一重要节点来临之际，6月10日，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下称《意见》）。李晓琳表示，这为深圳建设新时代经济特区、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注入强劲动力。

李晓琳说，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是新时代推动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大举措，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关键一招，也是创新改革方式方法的全新探索。

她说，试点实施5年来，各项改革任务扎实有序推进，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成果和典型经验。为进一步巩固和拓展试点的成果，在已有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支持深圳在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加大力度，更好发挥深圳在全国一盘棋中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办、国办公开发布了《意见》。这是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大举措，是2020年印发的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升级版，也是我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宣示。

“《意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重点改革任务，在深圳开展先行探索。”她表示，《意见》围绕“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进金融、技术、数据等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健全科学化、精细化、法治化治理模式”等4方面重点任务，提出的15条措施极具针对性、实操性，对深圳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提出科学指引。

她相信，新起点新征程，深圳会以深入推进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勇当尖兵、率先示范，为全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新的深圳样本、深圳方案。

以高水平改革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

李晓琳表示，站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的新起点，深圳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和党中央战略决策，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奋力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勇当尖兵。

新起点新征程，她表示深圳要坚持以高水平改革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是深圳的基因，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深圳要始终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突破争先，通过持续的更高水平的制度创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巩固城市竞争力的根基。要深入实施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坚持双向开放更好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她说，深圳要以科技自立自强为引领当好产业创新的龙头。发挥企业主体活跃的优势，畅通产学研转化全链条，增强原始创新和基础创新功能，加快突破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技术，解决重点行业“卡脖子”问题，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更好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我国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赢得战略主动作出更大贡献。

她认为，深圳要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建设。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带动作用，高水平建设深圳都市圈，依托深中通道等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协同发展，提升大湾区整体发展能级。更好发挥前海、河套等国家战略平台作用，持续深化深港合作，在融入国际大循环中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她说，深圳要进一步探索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友好发展制度环境，在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上形成强大集聚效应，打造国际化人才集聚高地。

她还建议深圳以改革创新精神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率先示范，真正把党建工作成效体现在把发展搞上去、把社会治理好、让企业满意、让老百姓满意。

经济特区在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 樊纲

樊纲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而在这45年当中，“建特区”这个由中国最先创造的发展模式，已经几乎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时的一个“必选项”。45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用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逻辑框架，进一步分析一下为什么经济特区能够在落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早期的“发展破局”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不仅是在中国，也可以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起到重要的作用。

通过体制和政策的“优势落差”，用新的体制有效配置稀缺资源，形成“资源聚集洼地”，形成发展的突破并带动全国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就是缺资本、缺技术、缺人才，那些发达国家富有的生产要素在我们这里是最为稀少的。但过去计划经济的想法，是要用政府集中配置资源的办法，把我们仅有的那一点稀少资源利用起来，形成发展的突破。应该说，这种方法在初期阶段也会取得一定成果。但是这种计划配置方式的问题，在于无法在所有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作用。特别是没有各种经济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没有所有经济主体出于利己动机去捕捉各种机会，积极创新，灵活地配置资源，所以计划配置往往陷入僵化，宝贵的稀少资源既没有合理地集中配置，也没有高效利用，在当时的行政体制下被“撒了胡椒面”。

以市场体制为导向的经济特区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用新的体制(最初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市场体制，但总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原计划体制的僵化)和新的发展政策(包括外贸政策、外汇政策、引资政策、投资政策、用工政策等)，形成这一区域与全国其他区域的体制与政策的“落差”，用这种差异，形成“资源聚集洼地”，把全国各地的一些稀少资源“吸引”过来，使之得以集中地有效利用，发挥最大的作用，从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当时资本、人才稀少的国家实现增长的突破，带动全国的增长，实现计划经济没有做到事实上也很难做到的事情。

这一分析可以解释以下的现实情况：像深圳这样较为成功的经济特区，地处经济开放的前沿，但在最初阶段，吸收最多的不是“外资”而是“内资”，引进最多的不是国外的人才而是内地的人才；转移最多的不是国外的技术，而是在内陆地区发明的但没有充分利用的技术。深圳经济特区当时起的作用，一个是把当时的很多企业给集中到深圳来了，另一个就是把全国的许多人才集中到深圳来了。中央并没有对经济特区给予什么财政上的特殊支持，而只是“给了政策”，正是这种用新体制和新政策的落差，把全国的一批优质稀少资源集中配置到了经济特区，使之有效地重新配置，导致经济特区很快实现了高速发展，也提高了全国经济整体的发展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

有人曾经批评说，中国的经济特区并没有利用多少外资，而是“抢了”其他(较落后)地区的优质资源。事实上，正是经济特区的出现，才结束了计划经济和当时行政体制下 “撒胡椒面”式的配置资源方式，资源被市场上的种种“落差”所吸引而得以重新配置。这正是经济特区打破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作用和特殊魅力。落后国家优质资源特别稀少，所以需要对仅有的一点资源集中有效地利用。经济特区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计划经济的、集中有效利用优质稀少资源以实现发展突破的新方式和新模式。

通过经济特区迅速扩大对外贸易以充分利用相对优势

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而不仅是增长)，就一定要利用国际市场，突破自己低收入水平下的窄小市场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充裕资源创造价值，换取自己没有的资源(如技术设备)，才能实现发展。

经济特区在最初建立时的一个主要的现实目的，就是发展对外贸易，而且是发展“三来一补”之类的加工贸易，最大限度地利用作为发展中国家较为充裕的要素禀赋即劳动力，以实现发展的突破。

发展对外贸易，会涉及很多政策上的改变，比如相应的财税、外汇、金融、海关等方面的政策安排，都要做出改变。这些改变，很难在全国同时进行，需要有一些区域先行先试，而且是综合配套地进行试点。经济特区就是发挥这一功能的有效工具。经济特区都设在沿海地区，有利于较快地对接国际市场，实现外贸的突破。而深圳经济特区毗邻香港，贸易的往来在各种层次上一直延续着，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深圳的加工贸易和对外出口很快实现了飞速发展，速度大大快于其他经济特区，也就不难解释了。

对外贸易有利于更大规模地利用我们相对充裕的资源，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经济特区成为全国各地“农民工”最早流动转移和聚集的地区。经济特区是一个国家的特区，利用的是全国的资源，并使全国的资源得以更充分和有效地利用。

加快引进稀缺要素，弥补禀赋不足

经济特区的另一个发展功能，就是在最方便的地方开始引进外资，以及外部的管理、技术人才要素，从而弥补那些增长要素的不足。

引进外资、外企，也涉及到许多政策的改变，需要相应配套的体制，这在发展初期还无法在全国全面实行。建立经济特区，就是要在一定区域内开始实施起来，创造经验，以向全国推广，也使得这一因素尽快在一些区域内开始发挥作用以实现发展的突破。沿海地区具有运输成本低的区位优势，原来有开放的历史和文化，最容易实现外资和外企的引进。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往往是一些边境地区，甚至是三国的边境地区，容易最先实现发展，就是因为在这些地区最容易实现“优势互补”，使不同国家不同的稀少要素能够组合起来实现较高的增长。

经济特区率先引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稀少要素，不仅是资本，还有技术、管理知识、市场渠道、企业制度等，也就率先改变了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能够(有可能)率先“提升”产业结构。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特区在后来都成为高新技术相对发达的地区。

经济特区率先改革，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经济新体制和发展新模式的借鉴

经济特区率先对外开放，所起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引入了新的“市场取向”的利益主体，改变了利益格局，从而有利于体制改革率先展开，更多的人“愿意改”甚至是推动改革。而在有关体制改革“如何改”的问题上，开放的作用就在于加速引入信息增量，从而改变人们的知识与信息结构，使改革加速。外贸活动、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过程，都是吸收信息与知识的过程；而引进外资、外企，则更是将各种信息与制度的载体引入了国内，都导致一国内制度知识与制度信息量的增大。

经济特区在率先开放的过程中，率先获得了较为完全的制度信息；这些较为完全的信息会体现在先行先试、率先取得进展的体制转轨过程中，而这些率先实现的改革，会在全国起到示范的作用，较多的有关制度的信息就在这一示范过程中进一步“外溢”到全国，比如会在全国的改革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作用，也会在人们到经济特区考察学习的过程中扩散到各地。

而且，这种由率先开放所获得的信息增量通过经济特区的实践消化、吸收，转化为一国的“内部知识”，而不再是“外国”的知识。直接学习外国的做法，会有许多东西难以适应本国的特殊实际，而学习经济特区，则是在学习在本国已经行之有效的做法，与全国其他体制的整合也更加容易，改革的“不协调成本”就会小得多。人们这时已经不必“出国考察”，而是可以到经济特区学习。总之，通过经济特区的改革实践，由开放所获得的信息得以消化之后再传递出去，信息增量已经以一种更为容易被全国和其他地区所接受的方式存在，成为推进改革顺利展开、减少改革成本的重要因素。

在率先进入发展新阶段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新探索、解决新问题

经济特区最先发展了起来，为全国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经验，同时也会最先经历发展的过程，最先面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经济方面的问题，也包括社会、文化、政治方面的问题。比如，当一部分人率先在经济特区的发展过程中富裕起来之后，经济特区就率先面对收入差距的社会问题；当大量农民工涌入经济特区打工的时候，经济特区就最先遇到了城市化过程的种种矛盾，需要率先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当经济特区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时候，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就率先成为突出问题，成为先富起来的中产阶层所关心的问题。经济特区率先面对这些问题，就为全国处理这些问题不断提供经验教训和示范。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经济特区的“持久性”，或经济特区在经济发展全过程中存在的意义：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会不断有新问题出现，都需要一个国家内部有一些区域先行先试，率先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与途径，以减少全国处理这些问题的改革成本。因此，我们要结合发展阶段的演进，来看经济特区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新的意义——经济特区将不再仅仅具有率先发展经济的功能，也将具有率先在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各方面的功能。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深圳经济特区不断地被中央提出新的要求，赋予新的试点功能，这集中体现在2019年中央将深圳定位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要求它实施进一步的综合试点改革。

也正因如此，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的时候研究中国的经济特区，不仅是为了总结，也是为了进一步地发展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远没过时，经济特区还是进行时!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深圳经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陈江生

陈江生

在全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新征程上，深圳经济特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嘱托，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率先示范，把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落实到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牢固树立抓党建带全局、抓基层强基础的鲜明导向，坚持全面推进、突出重点、典型引领、目标导向，不断增强全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党建工作引领全面工作，为深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勇当尖兵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取得了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新经验。

思想铸魂：筑牢政治忠诚的思想根基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始终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推进党建的首要任务和重大政治责任，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以思想统一凝聚发展合力，不断夯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思想根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深圳第一时间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提出要在加强宣传解读上下功夫，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充分发挥全媒体宣传矩阵作用，多形式分层次开展宣讲活动，多角度立体化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概念、新观点、新论断，推动全会精神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同时要求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深入研讨学，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切实吃透精神实质、把握精髓要义，不断增强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在党纪教育方面，深圳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重点，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深入开展警示教育。通过编写党员干部党纪法规教育读本、制作警示教育专题片、组织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等形式，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推动纪律意识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深圳抓机关党建、抓头雁工程、抓队伍建设，建立起“五学联动”“双学双讲”学习机制，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制度，打造面向全市党员干部的“深i学”线上学习平台，成立机关青年学习会，做到学习有组织体系、有定期计划、有精选内容、有适当方法、有实际成效；打造“机关先锋说”“我是深圳公务员”等宣讲活动品牌，让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激励身边人。高标准高质量开展主题教育，深入开展“赓续弘扬特区精神，勇当改革开放尖兵”学习讨论、“大走访、大座谈、大起底”、万名党员微调研等行动，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效；首创市委巡察与机关党建督查相协调工作机制，把党建督查发现的问题纳入巡察整改清单，实现“巡察+督查”的监督叠加效应，有力推动机关政治建设落到实处；结合公务员素质培养“雏鹰计划”等行动，组织年轻干部、专业干部到重大平台、重大项目建设一线学习锻炼，培养研究攻坚问题、解决攻坚难题能力。这一系列举措，为全国党建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鲜活的案例。

强基固本：激活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实施强基工程行动计划为牵引，坚持全面推进、突出重点、典型引领、目标导向抓好基层党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让党的旗帜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出了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以基层党组织的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助推经济特区发展跑出了催人奋进的“加速度”。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就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面对超大型城市基层治理难题，深圳一方面持续深化党员到社区报到工作机制，完善一体化民生诉求综合服务体系，做好服务党员、服务群众、服务企业工作，提供家门口的优质服务和精细管理，开展党群服务中心提质行动，让“中心”走进群众“心中”；另一方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实到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深圳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积极探索具有深圳特点、体现深圳优势的城市治理新路径，让城市运行更安全、更有序、更智慧、更高效。通过把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深圳充分落实了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的改革任务，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高效能治理优势，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确保了社会既充满生机活力又保持安定有序。

链上赋能：塑造产业发展的“红色引擎”

秉持着“党的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就跟进到哪里”的原则，深圳探索围绕产业集群组建产业创新链党委，完善产业链的组织架构，促进产业链上不同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不仅加强了党组织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也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党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功范例。

通过积极探索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深圳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强的组织支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一是以党建促“连链”，打通产业链条。深圳各区聚焦辖区重点产业和优势产业，深入调研分析企业发展情况和分布特点，按照“分门别类、一链一策”原则，探索以产业园区、龙头企业为“链主”两种模式成立产业链党委，提供场地保障、政策优惠和服务支持，建立定期走访、把脉问诊、项目对接等多项制度，保障产业链党委切实发挥作用。二是以党建促“补链”，推动四链融合。深圳建立健全产业链党委发挥纽带作用的各项机制，强化科技、产业、金融和人才等部门间协同联动，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产业协会等交流合作，补齐产业短板。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产业链党委联合链上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以及政府部门党组织议事，从以往的党委“单人拉车”转变为联席会议成员“集体推车”，推动产业链党委工作开展有序有力有效。三是以党建促“强链”，助力产业发展。针对党建工作容易与企业发展、产业升级脱节的问题，深圳推动产业链党委链接多方资源力量，进一步发挥党组织联系服务企业的作用，为链上企业发展赋能增效。链接政策资源，建立面向产业链党委的跟踪辅导机制，发挥其熟悉产业、熟悉企业优势，将各类政策传导落实到链上企业，精准“滴灌”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需求、项目申报、知识产权等痛点堵点问题。

坚持“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深圳一年接着一年抓、一锤接着一锤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在新征程上续写党建引领新篇章

45载春华秋实，深圳党建工作与经济特区发展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书写了“党建强则发展强”的绚丽篇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圳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为指引，以改革创新精神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上继续率先示范，赓续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始终保持热火朝天、只争朝夕的创业氛围，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持续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让企业满意、让老百姓满意。

潮起海天阔，扬帆正当时。期待深圳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上创造更多新经验、展现更多新作为，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不断开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境界，坚决当好“两个维护”的排头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范例

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干春晖

干春晖

国家战略锚定的历史坐标

四十五载风云激荡，深圳经济特区的成长史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史。从南海之滨的边陲小镇到屹立世界的创新之都，这座城市始终肩负着为国家探路的历史使命。回首奋斗历程，“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已融入城市基因，印证着“发展是硬道理”的深刻实践。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圳的坐标被赋予全新维度——作为经济特区，需在制度型开放中提供新经验；作为先行示范区，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树立城市典范；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更需在深化区域协同中破解制度性壁垒。三重使命的叠加，要求深圳以更高站位审视当下挑战：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创新能级跃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高水平开放与安全发展的动态平衡？回答这些时代课题，正是深圳续写改革新篇的历史责任。

一、理论逻辑：深圳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意蕴与实践启示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与试验田，其发展历程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密码。这座城市从诞生之初就肩负着破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命题的历史使命，如今更承载着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优越性的时代重任。理解其深层关联，需要从国家战略、治理创新与文明形态等多个角度展开。

（一）国家战略体系的政治承载

深圳的核心价值在于成为国家战略落地的关键支点。回溯历史，这里曾以“三来一补”产业验证了经济特区的可行性；在新时代坐标系中，中央赋予其三重定位形成战略闭环——经济特区要探索制度型开放新路，先行示范区须构建“五位一体”发展范式，大湾区核心引擎则承担区域协同创新的破冰任务。深圳的实践生动践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前海探索的跨境规则衔接彰显“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治理智慧；光明科学城贯通产学研的机制创新诠释科技自立自强的实现路径；坪山保障房与商品房共享优质配套的实践则成为共同富裕的城市注脚。深圳的独特功能正体现在将国家愿景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方案，形成连接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战略转化中枢。

（二）治理创新：探索超大城市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新路径

面对土地开发强度全球领先、人口结构多元复合等超大城市共性难题，深圳正重构城市治理的逻辑链条。创新“统租统管+嵌入式服务”破解空间矛盾，建立人脸识别三权分置体系平衡技术伦理，首创居住证梯度赋权促进社会融合。这些探索构筑起全周期治理的实践样本，为破解“城市病”贡献兼顾效能与温度的深圳实践。

（三）道路自信：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

深圳的历史性意义更在于创新现代化发展的中国叙事。当西方某些理论宣称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深圳以人均GDP全国领先同时保持较低水平收入分配差距的现实，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突破“增长悖论”的可行性；当传统发展观割裂经济与生态，这座城市工业总产值持续居全国城市首位却实现单位GDP能耗连年下降，在大沙河生态修复工程中书写“两山理论”的城市篇章；在全球技术竞争深化的背景下，河套深港实验室的冷冻电镜在跨境自由流动中产出前沿成果。正如在中央授权框架下探索跨境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创举所昭示：中国道路的内在特质体现为一种融合与平衡的智慧——它积极借鉴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同时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引导资本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目标；它热情拥抱技术革新带来的机遇，并通过法治框架对技术应用进行有效规制，避免潜在风险。这种辩证统一的实践哲学，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实践脚注。

二、实践路径：构建先行示范区引领下的三位一体发展新格局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深圳需构建经济特区、先行示范区与大湾区协同的三维实践体系。

(一)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

深圳经济特区的核心使命已在历史坐标系中完成关键转型，从政策红利的单向输入口升级为制度创新的制度型开放集成平台。这一跃迁的本质在于新时代的开放已超越关税减免、市场准入等传统维度，深入至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专业资格互认等制度层面的系统集成。深圳的特殊价值，恰恰体现在能以“一国之内”的治理优势率先突破国际规则壁垒，在中央赋权的改革框架下探索制度型开放的中国路径。

当前的主攻方向需聚焦三组关键命题：其一是构建分级分类跨境数据管理体系，破解要素流通的制度性梗阻。其二是重塑标准对接的转化中枢。针对粤港澳三地职业资格互认的“玻璃门”，可探索在法律、建筑、医疗等民生领域建立职业能力等价评估体系，在粤港澳大湾区卫生健康合作框架下试点香港执业医师在特定医疗机构开展跨境诊疗的备案制管理。其三是构建风险防控的压力测试机制。通过设立企业合规“沙盒监管区”，允许在前海试水离岸贸易的新型结算工具；同时完善对跨境金融创新的宏观审慎评估框架，建立创新容错与风险熔断的动态平衡模式。

(二) 聚焦高质量发展：塑造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新优势

先行示范区的内核要求深圳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实现从单一领跑到系统示范的质变，这意味着必须同步破解创新浓度、空间效能与民生温度的复合方程。在科技创新维度，核心矛盾在于打通基础研究向产业转化的“惊险通道”。当前需重构科研组织逻辑，建立企业主导的“需求引导型”联合攻关体，由深圳的链主企业提出前沿命题，高校院所承接基础研究；同时深化科研经费“负面清单”管理改革，允许科学家自主调整资金用途方向与周期。

空间治理转型则面临更复杂的多重约束。深圳面临将土地紧约束的物理劣势扭转为精明增长的制度优势，推广“统租统管+模块迭代”的城中村有机更新模式，通过国企平台整租连片物业，保留保障性居住功能的同时嵌入社区食堂、托育中心等小而美设施；同步推动工业区块线提质增效，探索协议置换加容积率奖励政策，引导低效厂房向研发总部转型。这种空间重构不仅破解职住分离的城市病，更在寸土寸金的背景下再造出支撑创新的多功能复合空间载体。

民生福祉领域的关键在于破除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机制障碍。制度创新的靶点指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针对2000万实际管理人口结构，建立以社保年限与纳税贡献为基准的梯次共享机制。例如在教育领域，居住证持证人连续缴纳社保满两年可享受义务教育学位保障；医疗保障实现社区医院全覆盖的常住人口服务包；住房保障则打通“人才房-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的流转通道。这种制度安排以增量改革避免资源挤兑，使“幼有善育、学有优教”的愿景照进不同群体的现实。

(三)强化核心引擎：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与融合发展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枢纽，其战略价值不仅在于地理区位的中心性，更在于破解“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制度背景下要素流通的制度性梗阻。这种枢纽功能的本质，是要在保持制度差异的前提下构建区域协同的“最大公约数”，通过制度创新转化主权边界为发展梯度。当前的关键突破点需聚焦三方面的衔接：基础设施的硬联通是物质基础，规则的软联通是效能核心，人心的融通则是可持续保障。

在物理联通方面，需超越传统基建思维转向功能协同网络构建。深中通道的通车不应仅视为交通工程，而应成为珠江口两岸产业的产业功能协同轴——配套建设前海与翠亨新区的产业协作云平台，实现深圳科创成果在中山半小时产业化转化。西丽高铁枢纽则要打造为湾区资源调度中枢，以“高铁+城际+地铁”三网融合模式压缩时空距离，使香港科技园与光明科学城形成一小时创新生活圈。这些工程的意义远超设施本身，它们实际在重构区域经济地理版图。

规则衔接的突破更为关键。深圳可在中央授权框架下，探索制度差异转化为创新势能的特殊机制。在河套试点科研跨境自由港机制（含联合清单/执业认证）。同时，打通港澳青年“引育留”的闭环通道，建立港澳青年“引育留”全链条服务体系。

人文融合的深层支撑在于创新共同体的培育。这既是人力资源的流动，更是创新文化的交融。当香港青年设计的智慧医疗方案在东莞转化量产，澳门青年的文旅IP通过横琴走向内地市场，大湾区才真正成为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当制度枢纽功能充分激活时，深圳既是资源流动的集散节点，更是创新规则的翻译转化器——探索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可行路径，将国家战略转化为区域动能。

三、支撑保障：筑牢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系统性制度基础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范例，需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筑牢根基。这套保障体系的核心在于构建市场活力激发、空间治理优化、风险防控协同的三角支撑结构。在营商环境方面，深圳正探索企业合规治理的激励与容错的平衡机制——既以负面清单明确底线红线，又通过科研免责、柔性监管释放创新张力，使制度成本转化为创新动能。面对全球最严峻的土地紧约束挑战，空间治理需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建立存量提质加飞地协同复合模式，通过容积率奖励政策撬动旧工业区迭代新生，依托深汕特别合作区探索研发与制造跨区域联动机制，在存量中拓增量、从约束中创空间。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则更需前瞻视野：建立跨境金融宏观审慎与微观合规双轨监管机制，对数据跨境流动实行分级分类动态管理，以制度韧性护航高水平开放。这些探索的本质，是将改革从碎片化突破转向系统集成，形成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承重墙”。

使命跃升与改革自觉：新征程上的国家担当

深圳四十五载的实践昭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制度创新的持续攻坚。面对高质量发展中的创新瓶颈、治理挑战与开放平衡课题，深圳须肩负起三重使命的政治责任：以制度型开放破解要素流通壁垒，以系统治理重塑空间效能与民生温度，以规则衔接深化大湾区协同效能。这些探索的本质，是将顶层设计转化为实践路径的方法论创新，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韧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嘱托，深圳要“走在前列、勇当尖兵”。这要求我们以历史自觉赓续改革基因，以理论自觉深化规律认知，以实践自觉突破深水区约束。当改革从政策突破升维为制度建构，当开放从要素流动深化为规则创新，深圳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关键注脚：在守正中创新，于集成中示范。

以人民算法助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

何艳玲

■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 何艳玲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超大城市作为经济、文化和人口的高度集聚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伴随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超大城市在治理方面遭遇了诸多棘手难题。如何在规模与质量之间寻求平衡，实现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的“人民城市”理念，我和团队提出人民算法的基本设想，试图为破解超大城市治理困境提供一种思路与实践路径。

一、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困境：规模与质量之间的张力

（一）资源分配困境：有限与无限的矛盾

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庞大，且仍在持续增长。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为例，常住人口均已超过2000万，甚至部分城市实际管理人口远超此数。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对各类公共资源，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的需求呈几何倍数增长。但资源的供给受限于土地、资金、人力等多种因素，具有天然的有限性。例如，在教育资源方面，学位紧张问题在入学季尤为突出，部分热门学校的学位供给远远无法满足周边居民需求，入学竞争异常激烈；医疗资源上，大型三甲医院人满为患，患者挂号难、住院难的现象屡见不鲜，优质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与需求的无限性矛盾尖锐。

（二）体制协同困境：部门分割与协同难题

传统科层制下，超大城市的政府部门间存在明显的职能分割。不同部门在制定政策、执行任务时往往从自身职能出发，缺乏跨部门的协同合作意识。在城市交通治理中，交通部门负责道路规划与交通设施建设，交警部门负责交通秩序维护，而城市规划部门在进行城区规划时，若未充分与交通部门沟通协调，可能导致道路规划不合理，新建区域交通拥堵频发。这种部门间的分割状态，使得在面对综合性、复杂性的城市治理问题时，各部门间相互推诿、扯皮，治理效率低下，难以形成治理合力。

（三）需求响应困境：多元诉求与低回应度

超大城市居民来源广泛，涵盖不同年龄、职业、收入水平、文化背景的群体，这导致居民的需求呈现出高度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年轻群体可能更关注城市的创新创业环境、文化娱乐设施建设；老年群体则对养老服务、社区医疗、休闲活动场所的需求更为迫切；低收入群体侧重于保障性住房、就业帮扶等基本生活保障需求。然而，传统管理模式的决策机制相对单一，多以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决策为主，缺乏对居民差异化需求的精准捕捉与有效回应，使得居民诉求难以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人民算法：面向多元诉求的精细化治理逻辑

（一）人民算法的内涵阐释

“人民算法”概念的核心在于将“以人民为中心”从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治理方法。它要求基于法律、数据和事实，对人民群体及其需求、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进行精准评估、测准和锚定。人民并非一个抽象的整体，而是具有多样性、异质性和复杂性的个体集合。人民算法强调在城市治理中，需充分考量人民群体的分层，包括收入分层、住房分层、认知分层等，并针对不同层次群体的需求，制定差异化、精准化的治理策略。

（二）需求端精细化：全口径倾听与精准识别

需求端精细化要求管理者打破传统信息收集渠道的局限，实现对居民诉求的“全口径”倾听。深圳“民意速办”平台整合了原分散在12345热线、i深圳公众号、各级信访窗口等537个渠道的民意反馈端口，实现“一口受理”，让群众“只说一次”。借助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收集到的海量诉求进行自动分类、情感识别，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核心需求与诉求趋势。例如，通过对平台数据的深度挖掘，能够及时发现某一区域内老年群体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不足的集中诉求，以及年轻上班族对周边公共交通便利性的强烈需求等，为后续的治理决策提供精准依据。

（三）冲突端精细化：矛盾协调与平衡机制

在超大城市中，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人民算法在冲突端的精细化，旨在建立科学的矛盾协调与平衡机制。当面对诸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时低楼层住户与高楼层住户的利益冲突，或是城市更新改造中居民拆迁安置与开发商利益诉求的矛盾时，管理者应依据人民算法，在充分保障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兼顾少数人的合理诉求，将对少数人的伤害降至最低。通过召开民主协商会议、引入第三方专业调解机构等方式，促使各方充分沟通，寻求利益平衡点，达成共识性的解决方案，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决策端精细化：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

决策端精细化强调治理决策需基于数据支撑，实现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利用城市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数据，构建城市治理的“数字孪生”模型，对不同治理方案进行模拟推演，评估其实施效果与潜在影响。在城市交通拥堵治理中，通过分析交通流量大数据，模拟不同交通管制措施、道路优化方案对交通拥堵缓解的成效，从而选择最优方案予以实施。同时，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决策效果评估的重要指标，依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优化决策，确保治理决策切实符合人民利益。

三、民意速办：让民情汇聚成结构化民意的实践样本

（一）平台架构与功能整合

深圳“民意速办”平台构建了一套完善的民生诉求综合服务体系，整合多渠道民意反馈端口只是其基础功能。平台进一步对接公安、卫健、应急、城管等28个部门业务系统，打破“数据烟囱”，构建全市统一的“民生诉求主题库”。这一主题库如同城市治理的“数据大脑”，对收集到的各类民生诉求进行集中存储、分类管理与深度分析，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与共享共用，为后续的精准分拨、高效办理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二）从分散民情到结构化民意的转化过程

在传统管理模式下，民情表达受制于“渠道碎片化—信息非标准化”。居民诉求散落在信访窗口、热线电话、社区意见箱等多元渠道，缺乏统一归集标准。比如，同一“小区停车位不足”的问题可能被不同居民通过热线、社区反馈等多渠道重复提交却难以识别，不同渠道的诉求信息也因表述习惯、记录格式差异形成“数据孤岛”。这种分散状态不仅造成治理资源的低效消耗，更因信息传递中的“过滤效应”（如基层对诉求的选择性筛选上报），使得真实民情难以完整抵达决策层，最终陷入“民意收集了却未被真正解读”的悖论，这本质上是科层制“条块分割”在信息层面的直接映射。

人民算法强调通过“全口径归集—语义标准化—关联挖掘”的三阶转化，实现民情向结构化民意的质的飞跃。第一步是打破渠道壁垒，通过整合政务APP、社群反馈、线下议事会等线上线下端口，构建“诉求统一入口”，从源头消除“声音被淹没”的现象。第二步依托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进行语义解析，将“晚上小区路灯太暗，老人出门不安全”等口语化表达，精准转化为“公共设施类/照明问题/老龄化社区/高紧急度”的结构化标签，破解诉求表述的歧义性与非标准化难题，这一过程实质是技术对“民情语言”的规范化转译。第三步通过大数据算法开展深度挖掘：聚类分析识别“群租房消防隐患”“社区商超配套不足”等高频议题，时空关联分析发现“学校周边拥堵”与“早7点-8点时段”的强相关性，群体画像分析区分“老年群体对日间照料的需求”与“青年群体对共享办公空间的期待”。这种多维度分析不仅将零散民情凝练为清晰的“问题清单”，更挖掘出诉求背后的隐性逻辑（如某区域投诉集中可能与人口导入速度相关），最终形成兼具精准性与预见性的结构化民意——它不再是孤立的“事件集合”，而是能清晰响应“谁在诉求、诉求什么、为何诉求”的治理坐标系，为后续的精准响应与主动治理奠定数据基础。

（三）结构化民意作为人民算法的基础材料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结构化民意将成为人民算法的基础材料，并提升人民算法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效能。结构化民意的深层价值体现在对治理“同质性假设”的突破与动态优化机制的构建。传统管理模式常因缺乏细分数据，以“平均需求”替代“差异需求”，导致政策供给与实际需求错位，例如将“社区设施改善”简单等同于“增设健身器材”，却忽略老年群体对休憩座椅、夜间照明的迫切需求。而结构化民意，则能够支撑算法对需求进行“群体切片”分析：针对某社区“儿童议事厅”反馈的“上下学交通拥堵”问题，可以通过数据关联识别出“学生群体/早晚高峰/特定路段”的需求特征，推动交通部门精准优化信号灯配时，使拥堵时长缩短40%。同时，结构化民意还可以作为算法迭代的“反馈源”。比如，在旧改中后可以将居民满意度、投诉量等指标反向输入系统，自动识别政策偏差，推动算法从“被动响应”进化为“主动学习”。这种“数据-政策-反馈”的动态校准，契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适应性循环”逻辑，使超大城市治理的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实现深度统一。

四、基于人民算法的超大城市治理优化路径

（一）需求响应优化：构建多元诉求的精准回应机制

针对居民多元诉求与传统回应不足的矛盾，人民算法通过需求分层处理与全周期响应实现治理升级。建立“诉求优先级智能排序”模型，综合诉求群体规模、紧急程度、政策契合度等维度，对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诉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诉求等进行优先级标定，确保核心诉求优先处置。开发“群体需求画像系统”，基于收入分层、年龄结构、居住特征等数据标签，自动生成不同群体的需求图谱，例如为年轻群体精准推送创新创业政策包，为老年群体定制社区养老服务方案，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服务供给。

（二）资源精准匹配：破解有限与无限的供需矛盾

针对超大城市资源分配中有限供给与无限需求的核心矛盾，人民算法通过需求分层识别与资源动态调配实现精准匹配。依托全口径民意数据构建民生需求热力图谱，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核心资源的需求强度进行空间与群体的双重定位。例如，在教育资源配置中，通过分析学龄人口分布数据、家长诉求关键词聚类结果，精准划定学位紧张区域的核心范围，结合城市规划数据测算学校建设的最优区位与规模，避免资源错配。在医疗资源分配上，基于老年人口密度、慢性病发病数据、就医路径轨迹等多维信息，优化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布点与专科配置，将三甲医院优质资源通过远程诊疗系统下沉至需求集中的基层站点，实现“需求在哪里，资源就导向哪里”的动态平衡机制。同时建立资源使用效率反馈模型，对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率、群众满意度进行实时监测，通过算法迭代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方案，让有限资源向最需要的群体倾斜。

（三）体制协同联动：打破部门分割的治理壁垒

以人民算法的数据联通性破解科层制的“条块分割”困境，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闭环体系。建立基于民生诉求主题库的“治理任务智能分拨”机制，当收到“小区停车位不足且周边道路乱停车”的复合型诉求时，算法自动关联城管、交管、住建等多部门职责清单，生成包含责任主体、协同节点、办理时限的任务矩阵，避免部门推诿。借鉴“民意速办”的跨系统对接经验，推动公安、交通、民政等部门数据接口标准化，实现人口数据、空间数据、设施数据的实时共享，为协同决策提供统一数据基底。

总之，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破解规模压力下的资源分配、体制协同和需求响应等传统困境，也需要探索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的融合路径。未来超大城市需进一步深化理念更新、制度适配、技术支撑和多元参与，推动治理体系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跃升。这一过程中，以深圳代表的城市创新经验不仅将为国内城市提供样板，也要为全球超大城市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回望深圳四十五年 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

黄征学

■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黄征学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大力支持下，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45年来，深圳赓续并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促发展，持续在经济发展、改革创新、城市治理等方面谱写中国城市发展的传奇篇章。

45年砥砺前行，45年风华正茂

深圳经济总量从1980年的仅2.70亿元跨越式增长到2024年的3.68万亿元，居全国内地城市第三位。45年间，深圳从落后的边陲小镇蝶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走过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产业成功实现从“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到创新驱动发展的跃升，构建起“20+8”现代产业体系。2024年，深圳新能源汽车产量超过290万辆，续居“中国新能源汽车第一城”。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突破2600余家，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效应日益凸显，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2.3%。

“改革”和“开放”始终是驱动深圳谱写新篇的两个轮子。不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土地制度改革、劳动工资改革，90年代的股份制改造、科技体制创新，还是21世纪以来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审批制度改革等，深圳都作出了积极探索，累计创造1000多项“全国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20年，党中央经过深入研究，决定以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为契机，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一揽子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深圳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显著上升。5年来，深圳蹄疾步稳推动改革，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创新活力持续凸显、示范效应逐步显现。

一是制度创新成果丰硕。通过采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等举措，形成48项综合改革试点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累计迭代推出1500余条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这种“点状突破-系统集成-全国推广”的梯度改革模式，有效降低了制度创新的试错成本，提高了制度创新的效率。

二是创新活力有效激发。深圳的规上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连续3年实现全国城市“双第一”，市场主体总量屡破新高，连续六年荣获“中国营商环境最佳示范城市”称号。培育出华为、腾讯、大疆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企业。特别是在数据跨境流动、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的前瞻性布局，推动了“天空之城”的建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深圳样本。

三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开放的窗口”跃升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城市，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前三，深港合作迈入制度型开放新阶段。同时，通过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国际医院评审认证标准体系构建，深圳在对接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取得突破，“关外特殊监管”探索更成为制度型开放的标志性实践。

四是制度型成果加快拓展应用。深圳推出了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数据条例、个人破产条例、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等一批具有全国首创性、引领性的经济特区法规，多项法规填补了立法空白，为国家相关领域立法提供了第一手的经验，为完善我国法治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资源。

45年回望感悟，45年经验启示

深圳的发展历程表明，一个城市要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做到五个坚持。

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弄潮南海的深圳，在铸就一个个“深圳奇迹”的发展历程中，有一条规律清晰而明确：深圳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各领域和各方面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党的领导是深圳经济特区各项事业发展的关键和根本。

二是坚持市场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坚持创新发展。把整个城市作为新质生产力和创新的策源地、孵化器，加快打造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全方位深层次建设创新之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2.5万家，密度居全国城市第一。

四是坚持开放包容。主动求变，深度融入世界供应链和全球分工体系，实现自身跨越发展。

五是坚持系统协调。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都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45年夯基垒台，45年进而有为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环境复杂性上升的大背景下，2024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68万亿元，彰显经济发展三重核心优势：

一是新质生产力积厚成势。2024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1.56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2.3%。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市场70%，工业级无人机占全球市场50%，已集聚1900余家低空经济产业链企业；2024年深圳机器人产业链总产值达2012亿元，全国居首，“人形机器人第一城”的金字招牌不断被擦亮；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大健康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形成，医疗器械产业产值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华为、大疆等企业持续突破“卡脖子”技术。

二是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作用日益凸显。依托前海深港现代化服务业合作区建设，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和生活性服务业规则衔接等“软联通”，逐步推进深港两地在经济、社会、民生等领域深度融合，搭建深港联世界平台，共绘湾畔宏伟蓝图。立足盐田港优势，共同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群服务，通过新增航线、深港协作、多式联运的方式链接多方市场，拓展陆海两个扇面的辐射范围。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以“改革的确定性”稳定外资信心，着力打造外商投资“首选地”，书写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国样本”。

三是制度创新试验田的价值逐步彰显。率先开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打破数据区域壁垒、降低数据交易市场准入门槛，推动数据要素进入市场，加速数据要素价值实现，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标准，深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改革，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创新企业开天辟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铺天盖地的发展格局。2024年全年新增经营主体56万户，总数超440万户，总量和创业密度稳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新时代、新使命。建议从四方面着手推进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

一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依托光明科学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重大平台，争取更多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布局，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创新体系，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突破芯片、工业软件等“卡脖子”技术，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智”高点。围绕技术创新，积极打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标杆。

二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持续发挥深圳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对标CPTPP、DEPA等高标准的规则，深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深层次改革，打造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深圳力量。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外资企业平等享受各类支持政策和权益保护，着力建设“全球最佳投资首选地”，提高全球市场“含深度”。在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品质与规模、进一步完善便利人员流动的配套机制等方面下功夫。

三是加快建设人民满意城市。持续聚焦民生建设，推进优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同时以生态优先理念构建绿色宜居空间，用民生“软实力”铸城市“硬内核”。

四是强化区域合作。既要加强国际区域合作，借用国际创新网络提升科技创新竞争力，又要强化国内区域合作，拓展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场景。把与港澳的合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协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和创新共兴共荣、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人文经济学的深圳样本

魏鹏举

■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 魏鹏举

■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吴苗苗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始终走在前列、勇当尖兵。这座从南海之滨崛起的城市，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更在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中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了深圳力量，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2025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除了苏杭等典型城市外，深圳为文化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样本。从人文经济学视野来看，新时代背景下深圳高质量发展有待进一步挖掘人文经济价值，探索人文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人文经济增量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特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文化强国建设伟大实践。

深圳文化领域发展成就斐然

2003年深圳被列为首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地区，并在全国率先确立“文化立市”的战略目标，2008年出台国内第一个文化产业促进条例（《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2012年《关于深入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加大文化科技创新力度。长期以来，深圳持续出台系列综合性政策及专项政策，加大系统部署，“文化+金融”“文化+科技”“文化+创意”“文化+制造”“文化+贸易”“文化+消费”等文化领域蓬勃发展，产业根基持续垒实。历经45载改革开放积淀，深圳在文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及文化产业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深圳文化产业规模与经济效益实现跨越式增长，对全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意义。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深圳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3754家，实现营业收入12875.08亿元，占全省的51.5%、全国的9.1%，发展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增速。从历史数据来看，深圳市文化产业增加值2004-2024年期间实现增长近17倍，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连续多年超过8%，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也为我国文化领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2024年深圳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5863.99亿，占比全省约64.1%，占比全国约8.8%，对深圳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增长的贡献率为45.5%。深圳在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游戏服务、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领域优势突出，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水平及产业规模全国领先，文化产品出口位长期居全国前列。从细分行业来看，深圳游戏产业整体收入占全国游戏产业总营收50%以上（其中，海外收入占全国近80%）；电竞产业收入占全国电竞市场超40%，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市场70%，形成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文化品牌。此外，以深圳文博会为代表的文化活动成为引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及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和窗口。深圳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阵地、典范城市。

深圳城市文化事业建设蓬勃开展，各类文化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高水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4年底，深圳全市累计建成1800多家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全市年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超过7万场，实现市、区、街道、社区全覆盖，“杰出的发展中的知识城市”“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图书馆之城”等称号已成为深圳鲜明的城市名片。近年来，深圳市积极落实党中央系列要求部署，创建城市文明典范，升级文化空间，创新运营模式，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相关系统性措施包括谋划建设以深圳歌剧院为代表的“新时代重大文化设施”、举办“2025深圳全民艺术季”等，深圳持续打造城市文化地标，推进全民艺术普及。南头古城、大芬油画村等特色文化街区，开心麻花380剧场、寻梦剧场（福田店）等演艺新空间，深圳图书馆前海湾分馆、福田区蓝书房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均成为市民文化休闲、娱乐消费的重要场所。

人文经济学视角下深圳蝶变发展分析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一文强调，“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文经济学重大命题。2025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深圳45年发展历程实践为我们深入理解和认识“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提供了生动的、具象化的城市实践案例。深圳以技术破解资源约束，以人文精神重塑产业形态，以创新生态重构文化表达，实现了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协同并进。深圳人文需求活跃、文化活力旺盛，文化气息浓郁，其从文化后发城市向人文经济发展新样板、新模式的跃迁，蕴含着人文经济学的内在基因密码和辩证逻辑。

文化赋能产业，以文化科技融合推动产业形态创新，释放文化市场活力。深圳长期以来坚持文化经济融合发展，通过资源转化、创新激活、产业集聚等方式提升文化产品附加值，驱动文化产业价值链跃迁、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升级。长期以来，深圳在设计、影视、数字创意等产业领域聚集了大量企业、资本、人才、技术，各类发展要素集聚驱动实现底层技术持续迭代、内容产品加速创新、文化业态不断升级。目前深圳拥有10多万家文化企业，相关从业者超过100万人，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影视演艺、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产业领域蓬勃发展，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高地。深圳以“文化+科技”双轮驱动破解资源禀赋局限，以文化经济互促共进推动城市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深圳作为中国网文、网剧、网游文化出海“新三样”的核心城市，阅文集团、腾讯等头部文化企业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和表达贡献重要力量。

文化赋能经济，以城市人文内核激活经济发展动能，重塑经济增长逻辑。文化赋能不仅体现为文化产业作为经济部门的直接贡献，更体现为文化作为一种内在精神力量对经济社会全领域的渗透。“来了就是深圳人”等深圳观念、“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自由开放的城市氛围、创新发展的文化特质共同推动经济绩效和文明品质协同跃升。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深圳常住人口中15-59岁人口占比高达79.53%，市民平均年龄为32.5岁，每十万人大学学历占比全国前列。深圳年轻化人口结构、独特的人文资本持续释放人才创新潜能与文化消费活力。一方面，活跃的城市人口带动经济社会等多元领域消费活力，深圳在文化娱乐、餐饮消费、夜间经济等城市消费方面均居于全国前列，多元业态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以任正非、马化腾等为代表的知名企业家，以华为、腾讯、比亚迪为代表的世界级企业，以AI眼镜、智能人形机器人、数字孪生技术为代表的系列尖端文化科技力量不断擦亮深圳创新发展的城市名片，服务于城市创新、繁荣发展。

推动深圳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建议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人文经济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深圳有待充分挖掘人文经济价值，持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宏观层面，进一步挖掘岭南文化、移民文化与特区精神等共同构筑深圳发展的价值底座；中观层面，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与文化品牌提质升级，多元化激活城市经济发展；微观层面，将企业文化与创新生态打造成为驱动发展的核心动力。具体来看，相关路径建议如下：

一是对标全球标杆城市，强化人文经济引领，为深圳发展注入文化动能。一方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满足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系统借鉴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城市在人文打造、文化发展、空间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经验，推动城市人文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深入挖掘城市文化底蕴和价值内涵，塑造品牌价值，推动特色发展。以文化赋能加速释放情绪经济、夜间经济、演艺经济、低空经济、旅游经济、国潮经济等多元经济发展活力。此外，可立足深圳“移民之城”的独特底色，挖掘移民文化特质，吸纳文化基因力量，把多元包容特色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通过场景打造、业态创新、社群建设等形式，挖掘各民族语言、饮食、节庆、技艺等文化内容，打造独特的城市文化魅力。

二是充分发挥集聚优势，驱动区域协同发展，为深圳发展激活市场活力。目前，深圳产业集群密布，创新要素集聚，文化势能突出，亟待持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技术优势、创意优势、产业优势、区位优势等充分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动力优势、竞争优势，服务城市繁荣发展。特别聚焦到文化领域，要充分发挥以腾讯、华强方特等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优势，利用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双重优势，汇集企业创新力量，凝聚产业发展合力，推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创新升级。要充分利用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国家动漫画产业基地、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等力量，推动探索文化创意与数字科技融合发展模式，实现大中小企业共进，区域优势互补，产业融合创新，让城市文化经济活力得到充分释放。

三是持续完善政策协同，构建人文生态体系，为深圳发展强化系统保障。人文经济学发展强调人文精神内嵌于发展伦理，强调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导向作用和约束机制，既强调人文传统、人文关怀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又强调文化价值规范和引导经济行为。人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转化需依托系统、协同、稳健的政策支撑与保障。要从顶层设计层面为深圳人文经济发展建设提供指引，加大市场主体培育，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创新激励，引进全球人才，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通过政策集成与制度创新，持续优化文化领域营商环境，激发全社会文化创新活力。通过形成政府市场协同发力的人文生态体系，为城市文化建设、品牌建设提供重要支撑和驱动，实现深圳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发展和提质升级。

文化是驱动深圳繁荣发展的深厚动能，其渗透城市发展的全领域实践，激活创新创造活力，形成强大城市吸引力，在促进城市繁荣发展、塑造现代化文明形态中发挥重要作用。深圳以“软性资本”重塑发展逻辑，以人文活跃带动经济的繁荣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物质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鲜活样本。新时代背景下，推动深圳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多层次、系统性的战略布局，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人文经济的辐射力和引领力，形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圳表达”，为城市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深圳经验”。

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历程、经验和展望

夏文斌

■ 南方科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深圳实践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夏文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回顾中国经济特区45年发展历程，深圳之所以能从昔日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蝶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正是改革开放背景下不断推动科技创新所为。解读深圳经济特区45年来科技创新历程和经验，继往开来推动深圳以更大格局、更大勇气、更大智慧实现科技创新的新突破，对于深圳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深圳经济特区45年科技创新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命题，并创造性地提出“串联式”和“并联式”现代化道路的新论断。西方国家用200多年时间“串联式”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依次发展，中国则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并联式”地实现了这目标。中国何以能用“并联式”创出一条现代化新路，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坚持以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深圳经济特区自1980年建立以来，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现代化发展，用短短40多年的时间，走过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集中体现着“并联式”现代化新路的特质和优势。

（一）初步探索期（1980年—1992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面对实际需要探索如何在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为科技创新融入提供制度条件。

一是通过因地制宜的经济结构布局为科技创新提供空间。根据深圳经济发展实际和区位优势，初步形成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利用外资比例逐年提升，这一模式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条件加持。

二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突围。深圳科技创新起点选择与体制机制改革同向同行，将体制机制改革红利反哺于科技创新，包括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财政、金融、税收、外贸、外汇、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等。

三是在特区定位上明确科技创新的要求。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对经济特区的视察后提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要实现这“四个窗口”功能，必须通过生产方式变革，以科技创新支撑技术、管理、知识和开放水平的提升。

（二）快速发展期（1993年—2012年）

深圳科技创新步入快车道。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城市所依赖的交通、区位、资源禀赋等发展要素不再具有决定性意义，深圳适时抓住以知识、科技、信息为关键的知识经济时代新目标，布局内含自主创新要求的高新技术产业，以新技术、新产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决定改革开放从沿海向内陆延伸、由点及面逐渐扩大开放圈，促使深圳需要尽快在普惠性的开放环境中找到新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模式。深圳走上科技创新快速发展期的一个关键信号，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和具体要求。

一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下科教兴市目标。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谈到：“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了将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一。深圳深刻领会党中央决策，在更大格局谋划科技创新的新路径。包括构建系统配套、门类齐全的教育体系，先后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等九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规章制度。

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谋划科技创新。江泽民同志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提出：“经济特区要带头加快体制创新，率先为全国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探索和实践”“经济特区要带头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在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上创造新鲜经验”。根据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圳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规划》，通过这个制度性框架的建立，储势蓄能继续在产业发展上结构升级，利用国际信息产业崛起和全球生产力布局调整的机遇，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布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三是积极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胡锦涛同志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时强调，要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2005年深圳第四次党代会突出强调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在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中持续为深圳提供强大的动力，提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的战略目标，2006年深圳发布《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正式将自主创新战略确定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

（三）高质量发展期（201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国家发展层面上看，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新阶段，从深圳经济社会变化层面上看，经过经济特区建立30多年的发展，深圳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一个破茧化蝶新变化，发展方式根本转型已条件成熟，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深圳科技创新的必由之路。

一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新动能，提升新势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公布后，深圳印发了《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行动方案（2019—2025年）》明确了围绕“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施工图”和“任务书”。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已连续5年位列百强科技集群中的全球第二位。

二是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引领作用。2018年《深圳经济特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中就明确了深圳这一新身份在全国范围内的五大“示范”“引领”定位：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开放创新引领区和创新创业生态区。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24年12月发布《关于推广借鉴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的通知》，深圳共有8条创新做法获全国推广。

三是提升科技创新发展能级，增强源头创新能力。实施前沿技术攻关“登峰计划”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在下一代通信网络、生命健康、新材料、新能源、数字化装备、高端芯片、节能环保等领域，实现一批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重点突破。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数据显示，深圳市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2236.61亿元，同比增长18.9%，连续9年增速超两位数，研发投入强度达6.46%；其中企业研发投入比重达93.3%，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综合创新生态体系。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对企业创新扶持力度，积极开展全面创新改革先行先试，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完善普惠性创新支持政策体系；加快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加速推进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的有效融合；积极拓展创客发展空间，推进创客创业基地、应用孵化平台等创客载体建设。

五是建设多元化的卓越人才队伍，优化人才发展的生态环境。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完善一流人才服务体系，实现“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促进更多创新人才向企业聚集；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使用、引进、激励机制，构建层次分明、覆盖广泛的人才政策体系；打造统一规范高效的人才综合服务平台，不断在人才政策、服务、环境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提高人才服务效率，创新“一站式”人才服务模式。

六是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建设开放互通、布局合理的区域创新体系。”的总体要求，加速“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创走廊的建设，在深圳前海试点推行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通的政策举措，覆盖人才、资本、信息与技术等核心资源，构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赋能体系，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和国际创新平台，联动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众创空间的建设。深圳与香港、澳门通过共同设立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为香港科技创新成果落地提供空间和政策的对接。

二、深圳经济特区45年科技创新经验

深圳经济特区所以能在45年时间里取得科技创新的历史性成就，在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聚焦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新走势，结合深圳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坚持自主创新导向，汇聚天下英才，协同攻关破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并富有世界意义的科技创新基本经验。具体包括：一是坚持党对科技创新的领导。二是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紧握科技创新发展的主动权。三是坚持以创新引领发展，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四是坚持服务国家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力量依托。五是坚持创新主体协同联动，汇聚科技创新合力。六是坚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断解放科技生产力。七是坚持培育创新生态文化。八是坚持在扩大开放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三、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的未来展望

2025年是深圳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节点，根据中央要求，到这个时间节点，深圳的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要达到世界一流，目前深圳科技创新所取得的卓越成效已出色完成了上述目标要求。面向未来，特别是面向2035年和2050年，深圳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保持排头兵位置，需要进一步以科技创新带动各方面的创新。

（一）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教育、科技、人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构建与发展提供基础性、战略性的支撑。其中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支撑，这三者相互支撑、相互贯通、相互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深圳需要从这三者相互渗透、相互成就的辩证关系中把握“一体发展”之要义，努力在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征程中有新的作为。

（二）探索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方式和路径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是深圳建设创新型城市的优势，面对未来科技创新的新态势和技术创新的新要求，需要进一步在探索两者深度融合上做出新的实践探索。要深刻把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根基是提升科技供给质量水平，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途径是打通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机制。

（三）大力提升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水平

一是鼓励科技创新企业和品牌“走出去”。将深圳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向世界，推动我国先进技术和装备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不断壮大。二是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引进来”。立足深圳科技创新的布局需要，以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为契机，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抓手，引进高水平科技资源，支持跨国公司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实现引资、引智、引技相结合。

经济特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绩效

陶一桃

■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资深教授 陶一桃

无论是从先行先试的功能定位，还是从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目标定位来说，深圳经济特区都制度性地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者、先行者与制度示范者。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实践载体，以其率先改革的伟大实践，既符合逻辑又相辅相成地把改革的路径与发展的模式统一了起来，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经济特区又不断以制度创新的内生动力，增强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绩效。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探索的思想与智慧的积淀，同时又是改革开放47年来，中国所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以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为实施路径，以经济特区为先行先试的实践载体，在完成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一方面，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以制度资本的禀赋加速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进程；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实践载体的经济特区，又以其“制度增量释放源”的特质，强化着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扩散效应”，从而对中国式现代化产生着由内在逻辑机理而形成的制度绩效。具体地说，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所采取的先行先试的改革逻辑，使经济特区制度性地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者；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及其制度功能的释放，又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制度演进的进程及其社会转型的绩效。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所创造的这一社会转型的独特路径（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转轨（特指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必然要面对的许多矛盾，从而不仅使这一社会转型能够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渐进式前行，而且还使许多艰难的制度变革与创新可以通过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成功示范，变得相对容易，甚至顺理成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发明”，也是对转轨经济学的中国贡献，更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提供了发展中问题的中国解放方案。

其一，经济特区作为渐进式改革的实践载体，不仅在制度安排上弱化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转轨阻力，而且还制度化地构成了实现社会转型的“内生动力机制”，从而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实施

关于社会转型阻力问题，是转轨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社会转型往往伴随着利益的重新分配，所以，转轨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而且这些利益群体对经济转轨都有着不同的预期与期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同利益群体对转轨的态度也不同。无论支持还是反对的，其自身利益能否实现，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是其关键。因此，利益结构的变化最终会影响转轨的发展进程。

通常社会转轨会面临由利益相关程度不同而形成的两个方面的阻力，即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所谓“相对阻力”，指的是获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改革的过程总会有潜在的获益者和潜在的受损者，在许多情况下没有人受损就不能有人受益。部分利益受损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会本能地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对改革，从而构成了对改革的阻力。

社会转轨的绝对阻力通常是指，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可能因改革措施的实施而遭受一定的损失，从而每个人都可能具有抵制改革的动机。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改变初期，是由改革的“阵痛”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如在实施激进式改革的国家，伴随“休克疗法”引起的社会震荡和经济的急剧衰退，使人们普遍产生对改革的疑虑与恐惧，并因此而抵制改革。但是，任何一种体制的改革都会涉及利益关系的改变。在社会转型的制度变迁中，或一些人利益受损，或一些人从中受益；或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现在不受损，将来就不会受益。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国家的改革实践表明，一个能够带来资源配置发生改善的新的制度安排，也未必能使每一个当事人的福利状况都有所改善，至少在短期是这样。因为制度变迁在本质上就具有利益冲突的内涵，所以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和阻力，通常都属于“非帕累托改变”（Non-Pareto Change），即经济状态或资源配置的调整过程中，至少一部分人获益，至少另一部人受损的情形。然而，在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框架下，由于经济特区作为先行先试载体的嵌入，不仅改革初期就存在“非帕累托改变”与无人受损，有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同时并存的特质，而且还由于“非帕累托改变”在“先富带后富”所蕴含的“补偿机制”的作用下，表现为趋近“帕累托改进”的客观存在。这一切在降低改革阻力的同时，增进着制度变迁的社会福利，创造着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

其二，经济特区作为渐进式改革的实践载体，以其先行先试的成功实践，机制性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制度增量释放源”，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深化改革不断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制度资本，从而保证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

如果说经济特区的设立本身是一种制度安排，那么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定位则可以被视为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率先发起增量改革的一种制度功能，而特区经验向全国的复制与推广就具有了制度增量释放的意义。可以说，经济特区所进行的所有增量改革都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颠覆性革命，但由于其实施的局部性（只在经济特区先行）与增量性，使“颠覆性”的改革以边际收益递增的方式增加着制度变迁的总收益，即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与完善的制度绩效，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及改革领域的拓展与深化。以深圳经济特区的实践为例：1982年，率先突破固定用工的传统体制，实行劳动合同制，在中国内地率先实行结构工资制；1981年，率先实行基建工程招投标制度，开创了中国内地工程招投标的先河；1987年，率先放开土地市场，引发了新中国土地使用制度的“第一场革命”；1988年，《深圳经济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出台，提出“房屋是商品”的观念；1983年，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发行，以深圳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的诞生示范全国；1987年，沙头角保税区成立，以中国内地首个保税工业区的制度安排，为全国提供了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与创新，即暂住证制度实行，为后来的中国内地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和路径等等。上述每一项增量改革都是直击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都是在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都是在推动深化改革的领域与进程。但是，又都是以“立”的方式在探索中去实现“破”的目标。

无论从其功能还是制度演进的逻辑上来说，中国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都制度性地构成推动中国社会转型与全方位深化改革的“制度增量释放源”。尽管从一般意义上讲，新旧体制在相当时期内同时并存是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征。但从根本上说，增量改革往往比存量改革更加重要。因为没有增量改革，就无法产生或形成新的制度架构，从而就不可能真正完成社会转轨与制度变迁。而作为“制度增量释放源”的经济特区的制度性设置，则以持续地增量改革，加快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进程，提高着渐进式改革的绩效，促进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完善，彰显着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独特魅力。中国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以其率全国之先的增量改革为自身创造着高速增长的奇迹同时，也成为了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释放制度示范效应的战略性引擎。

其三，经济特区作为渐进式改革的实践载体，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下，很好地完成了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契合，在改革之初，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了一条“转型发展”轨迹

有学者认为，对转轨经济的研究应该将经济体制的转轨与发展阶段的转型同时作为这一特殊经济形态的考察对象，并且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寻求对经济运行的总体评价。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基于如下判断：制度选择和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关系。几乎所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或称计划经济国家）在转轨前都处于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为计划体制无法通过效率带来发展水平的迅速、持续提高。转轨就因此具有了通过制度选择改善经济发展的激励条件的含义，发展也同时对制度形成了反作用。当制度模式与发展模式的契合没有完成、定型时，转轨过程中的二者就处于动态和不确定的状态；当二者同时受到重视并匹配得当时，经济运行绩效就比较明显、全面，反之则可能带来矛盾的累积和结构性失衡。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中就隐含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水平对转轨速度、路径选择与制约等问题。

中国通过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很有借鉴意义地解决并完成了社会转轨与经济发展相契合的问题，并创造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模式，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对于转轨国家而言，一方面，制度变迁过程毫无例外地是经济运行系统的彻底改变及相应制度体系的重建。这一过程远远超出了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制度变迁的一般概括，它既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也不是同一经济制度下的规则、行为规范等关系的变化，而是一个经济运行系统的革命性改变。另一方面，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根基与现状来看，尚无法用罗斯托所描述的经济发展过程的阶段特征来准确概括。如果说转型伊始经济处于准备起飞阶段，那么过去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内部是不可能，也无法产生促进经济起飞的动因与激励机制的。因此，经济不可能在传统计划经济土壤与环境下完成起飞的准备，从而实现起飞的目的。同时，转型国家又几乎毫无例外地与市场经济分处两个世界，由计划走向市场不仅仅是学习过程，更是一种经济增长体系的重建。以充斥着计划经济顽疾的并不完善的体制，推动不曾有过市场的经济体的市场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而选择走渐进式改革道路的中国，则以经济特区为先行实践载体，在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改革的逻辑框架内，使市场经济体制的营建、完善与经济的增长与腾飞逐渐形成互为因果的同一过程，从而比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并使体制改革的进程始终不断为经济的起飞至腾飞释放、提供着可持续发展制度空间。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的一种模式，那么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则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径选择。由于经济特区是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实践载体，所以经济特区率先改革探索的历程，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的历程。马克思认为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经济条件都有所不同，因此它们的发展道路也会有所区别。这种差异可能源自不同国家的地理环境、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因素。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要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就必须考虑到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经济背景，不能简单地套用某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正如“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一样，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进程，就是亿万人民追求、创造美好生活的辉煌历程，经济特区则以先行先试的实践与示范，昭示着中国道路的制度魅力。

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锻造新时代的深圳尖兵

匡贤明

■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匡贤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探索现代化进程的道路，涌现出一批改革开放的标兵。深圳是开放群星之一。2025年，深圳经济特区迎来建立45周年。45年来，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这一成就，不仅彰显了深圳发展的奇迹，更彰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奇迹。

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面对全球大变局的挑战，高水平开放仍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法宝。适应内外形势变化，推动深圳加快打造高水平开放新高地，其战略性、全局性进一步凸显。

不开放，无深圳。面对百年变局，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使命，深圳仍需以高水平开放为抓手，按照中央要求，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经验，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作出新的贡献、提供新的范例。

深圳在新型开放大国建设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重要经验之一是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数据显示，我国货物贸易规模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24年的59359.8亿美元；服务贸易规模从1982年的46.9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23年的9331.2亿美元；在投资领域，我国持续缩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造业外商投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外商投资准入限制大幅缩减。

从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开放，是我国不断扩大开放的路径。在党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后，开放的起步就是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随后，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逐步从经济特区延伸到沿海、沿边及内陆地区，最终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回顾历史，1979年初，国务院决定设立蛇口工业区。同年7月，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赋予在特区内外商准入、土地使用、贸易、外汇、税收等特殊优惠政策，并实行“以吸收外资为主、市场调节为主、扩大出口为主”的特殊管理体制。这些举措不断深化，释放出巨大的开放红利，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动力，反过来又形成开放的新起点。以此，开放与改革良性互动，相互促进，14亿人口的大国成为新型开放大国。

深圳在新型开放大国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比如，第一，深圳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窗口。数据显示，2024年深圳新设外商投资企业9738家，增长21.7%，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一；2024年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达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4%，总量也居全国城市首位，其中外贸出口连续32年居全国城市首位。第二，深圳成为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试点地。45年来，深圳探索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市场空间明显扩大，要素活力不断增强，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第三，深圳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示范地。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当年，深圳GDP只有2.7亿元，如今接近4万亿元，45年间增长了1.3万多倍。更重要的是，深圳从最初“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转型升级成为新质生产力引领的发展模式。仅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为例，2024年深圳突破2.5万家，每平方公里拥有12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3年，深圳的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超过20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超过93%。

深圳在深化制度型开放新征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大国的高质量发展依赖于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突破。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未来5-10年，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仍有10-15个百分点的空间，蕴藏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并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有效释放经济增长潜力，需要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突破。例如，适应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需要推进服务贸易的大发展；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需要进一步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合作，包括科技领域的开放合作。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占比28%，高新技术产品占比29%；2023年我国进口中间品占进口总值的79.4%。进一步推进教育、科技、研发等领域的开放创新，将明显增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加快制度型开放成为深圳开放新征程的重大使命。今天，面对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制度型开放与制度性变革直接融合、边境内开放与市场化改革直接融合。面对某些大国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我国的主动之举在于加快推进开放新征程。在这个开放过程中，包括深圳在内的经济特区仍然需要发挥先行先试作用，仍然需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深圳有条件、有基础，也有责任在推动制度型开放、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率先实现重要突破。

深圳重在以更大力度实现制度型开放的新突破。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空间。比如，一是依托我国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空间，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提升深圳影响力。这就需要深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二是探索与对接新兴领域的规则。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23年，深圳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1.0万亿元。下一步，依托深圳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优势，深圳进一步加大在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方面的先行探索，积极促进数字领域的产品与服务出口，探索数字经济的规则标准，将进一步释放深圳发展的活力。三是加快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压力测试。深圳推进服务业高水平开放，可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不仅要对标国际通行经贸规则，而且要在优势领域率先探索，并且在某些方面成为规则制定者。比如，积极探索CPTPP、DEPA等在深圳的适应性应用，加快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压力测试；用好深圳作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的机遇，进一步扩大电信服务、医疗康养、商贸文旅、交通运输等领域开放。四是在单边开放方面积极探索与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将出台更多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政策，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让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面对全球变局，我国主动推进单边开放，是大国开放的战略之举。深圳需要在单边开放方面，进行大国单边开放的压力测试，积极探索，加快突破。

提速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实现深圳高水平开放的重大突破

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贸易的大趋势，也是我国高水平开放的关键所在。随着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加深，服务贸易已成为各国竞争的战略高地，也是制度型开放的关键载体。数据显示，2018-2024年，全球服务贸易规模由12.1万亿美元扩大至16.8万亿美元，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增长5.6%，快于全球贸易整体增速1.4个百分点，快于全球货物贸易1.8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3.5%上升至25.5%。我国的服务贸易也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2024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占外贸总额比重为14.6%，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为38.5%。从发展趋势看，我国服务贸易还有相当大潜力，尤其是从服务贸易角度推进内外贸一体化，还有很大空间。

提速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深圳锻造高水平开放的“长板”。随着服务业市场开放不断扩大，深圳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取得重要进展。数据显示，2024年，深圳服务贸易总额超过1400亿美元。同时，深圳有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可以通过更大力度的服务贸易开放创新，加快服务贸易发展，并在多方面形成引领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典范。例如，第一，结合深圳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大幅降低金融、教育、医疗、电信等领域的准入门槛；第二，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趋势，深圳可以在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告知、资格要求、技术标准、透明度、监管一致性等方面率先探索和压力测试，进一步改革和规范影响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国内规制；第三，积极推行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贸易政策。例如，制定服务贸易“认可经济营运商”认证标准，对符合条件的境内外服务贸易企业所需的货物给予包括减少或优先接受海关查验等优惠。

深圳以服务贸易开放创新，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的提速。数据显示，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占比达到6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如果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取得突破性进展，就会有效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湾区。从湾区内部看，深圳创新优势与港澳现代服务业优势具有相当大的互补性，提速深圳服务贸易开放创新进程，将明显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动力，同时也有助于深圳更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合作，稳步提升深圳在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水平。为此，深圳在推进服务业高水平开放时，需要更加注重促进深圳制造业与港澳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增强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合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比如，加快推进深港、深澳创新体系的全面对接。在深圳率先实现创新人才、企业在大湾区的资格互认；加快推进大湾区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交叉研究平台和前沿学科建设；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打造深港澳科技成果转化一体化市场；加快推进深圳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推进粤港澳产权保护规则等对接。发挥深圳先行先试作用，争取到2030年，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取得多方面的重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