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是我国第七个烈士纪念日。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龙岗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利用、发扬和传承工作，充分挖掘研究和保护利用区内红色文化资源。

在龙岗区红色文化保护、利用及开发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推动下，《丰碑——龙岗革命印迹寻踪》特刊今日出街，将一张张鲜活的革命面孔、一个个生动感人的革命故事、一处处巍然矗立的革命遗迹和一座座历经血雨腥风洗礼的革命丰碑，用墨香串联成册，再现龙岗烽火岁月，追寻龙岗革命先辈足迹，以此致敬革命烈士，以烈士精神鼓舞龙岗人民砥砺奋进，再创辉煌。

《丰碑——龙岗革命印迹寻踪》特刊第一篇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广东民主革命思潮在龙岗大地的肇启与发展。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回望中国近代百年的历史，既是一部以救亡图存、反抗外来侵略为主基调的民族抗争史，同时也是一部风雷激荡、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史。风云变幻之中，地处南中国的广东勇立潮头，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目光一路向南，位于深圳东部的龙岗，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中同样谱就了属于自己的壮丽篇章。当古老的封建中国与近代的民主思潮相互碰撞时，崇文重教、开放包容、尚武无畏、爱国爱乡的龙岗人顺势而为、独领风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也使龙岗成为了广东民主革命思潮的重要发源地。

建成于清道光年间的客家民居鹤湖新居

近代龙岗：

滨海客家百年兴盛

深圳，自古以来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据学者考证，早在宋元期间和明代，便有客家先民大量迁入今天的深圳地区。而大规模的客家人移民深圳龙岗的历史，则可追溯至300多年前的清朝初年。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正式宣布废止“迁界令”，后又于次年解除“禁海令”，鼓励人民重建家园。大批客家移民响应号召，从山区来到滨海深圳。“‘迁海复界’后，大量客家人由闽粤赣边界经潮州、惠州南下深圳，并在龙岗地区开基立业。”据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宏海介绍，在乾嘉年间龙岗的客家移民迎来高峰——经调查，龙岗地区目前存留的约100座客家民居，大都为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兴建。

其时，深圳的前身新安县地处南海之滨，扼珠江口要冲，有客家、广府、福佬与疍家人四个民系杂处，是多元开放、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土壤。300多年来，从山地来到滨海的龙岗客家人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秉承客家传统的艰苦奋斗精神，捕鱼种养，兴办教育；同时，他们又兼收并蓄，不断汲取海洋文化的精髓，发展商业贸易，逐步适应沿海生活，反“客”为“主”，成为当地“土著”和人口最多的族群，在短短几十年间兴建了数百座客家围屋，创造了百年兴盛的商业经济与耕读文化。一支具有沿海特色的新客家族群“滨海客家”族群亦由此形成。

“从整个清末以来的龙岗客家发展历程来看，重文教、重商业的特点十分鲜明。这对于历来重农抑商的客家人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突破。”杨宏海说。以龙岗著名的罗氏家族为例，其开山始祖罗瑞凤在鹤湖村落户后，便大开商铺做生意，兴建起占地两万五千平方米的大型围屋——鹤湖新居。如今，这座建成于清道光年间的客家民居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屹立不倒，成为客家人在龙岗开拓进取、繁衍生息的历史见证。

人文基因：

客家秉性孕育革命思潮

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逻辑。一路迁徙跋涉，一路开拓创业的龙岗客家人，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逐渐形成了崇文重教、开放包容、尚武无畏、爱国爱乡的秉性。这些秉性，既帮助广大客家先民在龙岗这片土地上迅速站稳脚跟、发家致富，更是龙岗地区成为“广东民主革命思潮重要发源地”的一道催化剂。

“客家人是重视教育的族群，崇文重教之风薪火相传。”杨宏海介绍，在龙岗各地，滨海客家人对教育的推崇随处可见：平湖松柏围流传着“诗书传家远，九代不扶犁”；布吉凌氏世代将“人世惟勤业自昌，偷闲坐误少年场。”的家训代代传承；鹤湖新居楹联谓“慈孝友恭启迪后人昭世德，诗书礼乐缵”……在崇文重教传统的影响下，龙岗客家的开明先贤对新式教育的包容接纳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后辈得以接触到以近代自然科学和启蒙思想为代表的“西学”，并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另一方面，与内陆的客家人相比，龙岗的滨海客家人更加开放包容、勇于变革，并由此涌现出不少善于经营的商人。例如，龙岗著名的“环水楼”的创建者叶树棠就是其中之一。在新旧碰撞愈烈、东西交融渐深的19世纪中叶，他驰骋于政商之间，如鱼得水，其创办的商号“骏兴祥”曾盛极一时，在广东、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广开分店。

再者，龙岗客家的血液里天然有着开拓进取、尚武无畏的基因。“部分从梅州、福建等地迁居于龙岗的客家人，为南宋的抗元起义客家义士的后裔，尚武无畏的文化因子根植内心。”有研究者认为，在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时局下，一大批龙岗客家人投笔从戎，以军人之身为国家兴亡奋起斗争，与这种尚武无畏的性格基因有着很大关系。

除此之外，爱国爱乡也是客家人根植于心的情怀。在漫长的历史里，客家族群曾因战乱而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天生就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极为敏感，以家国兴亡为己任。这种情感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难之际，表现得尤为突出强烈。例如，鹤湖罗氏的第五代、六代、七代子孙在光绪年间曾纷纷下南洋、赴美洲，开创新的谋生之路；往后多年，他们虽身在海外，却仍然心系故里，为祖国兴亡和桑梓发展捐钱捐物。

“平湖之光”、香港华人领袖刘铸伯（平湖伍屋围人）

上下求索：

负笈留洋开眼看世界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由此进入一个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重要时期。地处华南沿海、作为“粤省屏藩、全广门户”的新安县，凭借着天时地利成为广东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在这里，人们思想开明、眼界开阔，吐纳中西、勇于探索。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大批外国传教士从沿海向内陆城市扩展，大部分都遭到民众抵制或被当地政府驱逐，但在客家地区却有所例外。”杨宏海介绍。1855年，新安县布吉李朗村的村民江觉仁与一批客家人主动接纳基督教巴色会，并在当地建起了教堂与学校。李朗村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客家村庄，比清政府允许传教士传教办学早了三年。而1864年建起的李朗神学院存真学院，则是中国内地第一所用客家方言授课的中文神学院，也是深圳历史上第一间大学。

这种对传教士和教会学校的接纳，客观上也促进了龙岗近代教育的发展，为龙岗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晚清著名牧师、汉语拼音化的先驱王煜初即是其中的代表。少年时期，他在归善荷坳地区（今龙岗荷坳）拜入德籍传教士叶纳清门下，潜心学习西学。受其影响，王煜初之子王宠惠亦从小接受西式教育，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张新式大学文凭的获得者，后来更历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司法部长等，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外交家，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

与此同时，西学东渐的步伐加速影响着一大批龙岗的青年才俊远赴重洋、负笈求学，通过开眼看世界用西方的进步思想武装头脑、启发民智。不少龙岗籍的留学生，不仅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更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启蒙者和先导者。更为难得的是，他们漂洋留学后依然心系家国，在学成归国后不遗余力地为国家贡献一己之力。被誉为“平湖之光”的刘铸伯和“中国近代林学之父”凌道扬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刘铸伯，平湖伍屋围人，出生在平湖，成长在香港，被时人称作20世纪初的香港华人领袖。他15岁时被推荐入教会学校读书，后又获资助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功成名就后致力于回馈桑梓，独资修建了平湖火车站、平湖墟、念妇贤医院、周马氏留医所和纪劬劳学校，为平湖的市政建设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使平湖由一个穷乡僻壤一跃而成近代化城镇。

“中国近代林学之父”凌道扬（布吉老墟村人）

凌道扬，生于布吉老墟村，中国近代林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发起创建中国第一个林业社团组织“中华森林会”，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份林学刊物《森林》，倡导设立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参与制订中国第一部《森林法》，参与创办香港中文大学，为中国近代的林学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言以蔽之，近代以来广东得风气之先，亦领风气之先。一批具有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的学子，从龙岗走出，负笈海外，学成后成为中国近代化的中流砥柱，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也经由他们进入中国并得以传播推广，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革命先声：

庚子首义中的龙岗强音

1895年，对于风雨飘摇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年份。这一年，随着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的溃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救亡图存成了四万万国人的一致心声，举国上下皆响彻着变法图强的呼声。

作为反抗外国侵略的前哨，同时亦是西方新事物、新思想传入中国的门户，南粤大地上此时正萌发着一股民主革命思潮。而将这股思潮推向最高潮的，正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与此同时，历来有着爱国传统，且早已接触进步思想的龙岗先贤，对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行动表现出了崇高的敬意和坚定的支持。为此，海内外的龙岗志士们前赴后继地响应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积极、勇敢地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进程中留下了光辉一页。

据史料记载，近代以来不少龙岗籍华侨在海外兴办实业，积累了大量财富。致富后的他们，纷纷通过捐款或募捐的方式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例如，原籍横岗长坑村的牙买加华侨陈八公，于1891 年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设立牙买加中华会馆，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输送人才、募集资金。

如果说龙岗仁人志士的捐钱捐物为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帮助，那么，由孙中山领导的三洲田起义（又称庚子首义），则愈加鲜明地展现了龙岗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历程中所发出的时代强音。

1900年10月8日，受孙中山委托，郑士良在惠州归善三洲田（今属盐田区）集合义军80余人，猛袭新安沙湾（今属龙岗区），获当地居民积极响应，重挫沙湾清军。其后，义军又在龙岗永湖、崩岗墟连败清军。10月21日，义军经龙岗、淡水进至三多祝，队伍发展到2万余人。而后，义军接孙中山电令，欲向厦门进军；郑士良在横岗、坪山、龙岗等地号召乡民，获得积极响应。

三洲田起义历时32天，以失败告终。但它却史无前例地在中国大地上打响了创立共和政体的近代民主革命战争，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前奏，堪称“民主革命的先声”。孙中山先生自己后来将三洲田起义与1895年流产的广州起义相对比：“当初之失败也，举国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由此可见，这场起义使革命思想渐为国人所接受，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进程和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此役中，海内外龙岗人皆是重要的参与者、见证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在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余韵悠悠

代代龙岗人勇立革命潮头

轰轰烈烈的三洲田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烈焰仍在地下燃烧，革命的风潮正在一波波袭来。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发起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并首次提出了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封建专制的清王朝的革命目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推翻封建帝制的枪声。尔后，各省相继通电独立，进而掀起了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广大龙岗乡民始终勇立风起云涌的中国革命潮头，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责任心参与到中国的历史变革之中。他们或经商办实业，或不遗余力发展当地文化教育事业，或广泛传播国外先进思想，身体力行地支持着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他们孜孜以求的探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不仅彰显出了龙岗人在孕育民主革命思潮中所做出的独特历史贡献，更翻开了近代深圳波澜壮阔革命斗争史的序章。

从那以后，在中国后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中，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代代龙岗人前赴后继，许身报国，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和一往无前、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为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奉献磅礴之力。

（来源：建功龙岗）

编辑 汪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