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里的深圳瞬间 | “三天一层楼”，他们参与创造

钢筋碰撞的铿锵声刺破晨雾，搅拌机的轰鸣裹着南粤的热浪翻滚——40年前的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工地，总能看到一个人顶着红色安全帽在脚手架间穿梭。27岁的罗君东抹了把脸上的汗，红色安全帽檐下的眼睛紧盯滑模平台。

作为深圳最早的地标，国贸大厦矗立在深圳经济特区起步的原点。在一张老照片里，“四顶红帽子”的身影被永远定格。他们用“三天一层楼”惊人的建设效率，让“深圳速度”响彻全国。如今，四位建设者已全部退休，两人返沪养老、两人留深居住，但他们见证的深圳，依然年轻。

最年轻的“红帽子”

退休10年，罗君东时常会想起那段与时间赛跑的日子。

1982年大年初四，罗君东揣着边防通行证，踩着深圳初春的泥泞，走进了一片沸腾的工地。彼时的深圳经济特区刚起步，正酝酿着一个大胆的计划：兴建中国内地第一高楼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罗君东作为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一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三局）庞大施工队伍的先遣队员，第一次来到深圳。年轻的他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将与这座城市密不可分，自己将在这里创造辉煌，在这里结婚生子，并在这里安享晚年。

改革开放初期，“快”是时代强音。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时感叹新干线“催人跑”的话语，道出了国人对发展的迫切渴望。国贸招标书里“276天完工”的硬指标，像一道必须跨越的鸿沟：按当时国内半月一层楼的速度，53层的国贸需600多天才能建成。“当时外资和港资对特区前景存疑，所以深圳市政府决定拿出一个像样的、标志性的建筑，来证明中国改革的决心、建设经济特区的信心。”罗君东回忆道。

破局的关键在技术。中建三局在投标中承诺采用国际先进的滑模施工技术，这项此前仅用于烟囱建设的工艺，被罗君东和团队大胆移植到民用高楼。项目打破常规，让6名技术骨干出任方案竞标组长，27岁的罗君东凭借可靠方案胜出，与工地负责人王毓刚、党支部书记厉复兴、技术负责人俞飞熊组成“四顶红帽子”团队，他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员。

“三天一层楼”的密码

滑模工艺的核心，是用钢结构搭建模板，浇灌混凝土至半凝固状态便提升模板继续施工。但高层建筑“上轻下重、上薄下厚”的特性，要求模板在空中逐步变形，这在无脚手架的情况下史无前例。

裙楼建设顺风顺水，高层施工却遇难题。滑模对混凝土供应速度要求极高，工地上堆满的砂石水泥仅够一天用量，而罗君东方案中计划的两台塔吊、两台输送泵，因资金短缺只能减半配置。混凝土供应不及时导致墙体拉裂，几次试验失败让工地气氛紧张，“工人每天看我们的脸色判断进展。”

关键时刻，中建三局局长张恩沛力挽狂澜。在外汇管制严格的年代，他以个人名义担保，用外汇券从香港贷款购置十几台先进设备，连夜从湖北调运6台搅拌机。“没有这些设备，根本不可能完成施工。”罗君东至今感念这份魄力。

设备配齐后，工程进度飞速提升：从7天一层，到5天、4天，从第30层起稳定在“三天一层楼”。路过的市民每天都能看到大楼“长高”一截。1984年4月30日主楼封顶，比工期提前整整一个月。

国贸大厦创下了最快时候3天一层楼的建设速度。这个速度现在已经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着实令人叹为观止。一个充满时代感的名词诞生了——深圳速度。

说起这段历史，罗君东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们这些搞技术的人靠自己的努力，最后让梦想实现了，人生能有这样的经历是最充实的。” 国贸大厦建成后，成为当时深圳理所当然的地标建筑，国内外游客来到深圳的必游之地。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登上国贸旋转餐厅发表重要讲话，更让这座建筑成为改革开放的精神象征。

不老的城市与传承的热血

国贸竣工后，罗君东的红色安全帽曾被用来装晾衣夹，后被妻子林江细心收藏。2008年4月，他将这顶安全帽与泛黄的工作日志捐赠给深圳博物馆——《滑升情况记录》里，当天的风向、混凝土标号都记录在册，成为“深圳速度”的鲜活注脚。

留在深圳的岁月里，罗君东参与了深圳大剧院、发展中心大厦等地标建设，在深业集团主导深业花园等项目，从“建楼”拓展到“造城”。退休后，他仍关注城市建设，去年在华富村旧改项目工地，看着搭载AI算法的“空中造楼机”，他感慨万千：“当年靠喊号子协调，现在塔吊司机能远程操控，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钻研劲儿。”

如今的罗君东，清晨会在莲花山慢跑6公里，健身房里能轻松完成10个引体向上。这位“深圳速度”的创造者，仍在用脚步丈量城市的生长。“我们虽然老了，但深圳依然年轻。”他说，这座城市始终是热血青年的沃土，就像他钟爱的引体向上，深圳永远在向上生长，而他们这些老一代的建设者，不过是在历史的单杠上留下了自己的握痕。

“祝愿深圳永远年轻，祝福深圳越来越好！”罗君东的话语里，有建设者对城市最深沉的告白。那顶陈列在博物馆的红色安全帽，红色依旧鲜亮，正如这座永远年轻的城市，始终跳动着青春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