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文化遗产赋能高质量文化强市建设 ——“城市文化遗产：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学术研讨会在深圳举行

位于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内的屋背岭遗址发掘现场，以及在此出土的陶钵。本报资料图片

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强调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025年7月8日，“城市文化遗产：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学术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主办，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机构、文化企业的20余名专家、学者和代表展开深入探讨和交流，为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传承贡献智慧。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时代价值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傅才武,重点探析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路径。他认为，在城市转型发展新阶段与城市更新深水区，加强历史文化的保护、利用与传承意义重大，这对理解传承中国城市文明体系、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至关重要。他结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中“探索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方式路径”的要求，提出一系列具操作性的保护传承路径。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剑,分析了当下舆论场从媒体主导议程向人人传播的模式转变。他从传播学“五个W”角度探讨城市传播的变革，重点阐述“后喻文化”概念，即年轻一代向在世前辈传递知识文化。通过“淄博烧烤”“开封夜骑”“冰雪哈尔滨”等文旅案例，总结出成功案例需具备民间主导、市场行为、文化基因优势等特点，并提出文旅高质量发展应对策略：识别区域文化基因，从资源驱动转向体验驱动；理解“熟悉的陌生人感”，让文化遗产融入城市日常生活；进行区域文化基因的数字映射，追踪在地表达微表情。

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晓葵探讨了“遗产化”时代的遗产研究，提出20世纪90年代后遗产受关注度急剧上升。他分析了早期文物保护式遗产观与后来遗产化的变化，提出价值意义从单一保护扩展到包含他者性、冲突等多元价值，对象物从出土文物等扩展到生活方式，认定主体加入社区、个人等。他提出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不同价值取向——物质遗产强调突出普遍价值，非物质遗产侧重文化多样性，并用饮食遗产举例说明遗产是脱离原有功能性的二次赋值。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谭志云基于南京观察梳理城市更新的文化转向。他回顾城市文化遗产在城市更新中的脉络，提及期间出现的古城重建热潮及相关问题，以南京夫子庙和老门东为例，分析文化遗产赋能城市更新的路径，同时提出存在过度商业化、绅士化效应、原居民区权利问题及符号化消费等现象，认为文化遗产是人和历史建立联系的媒介。

城市文化遗产“两创”与活化利用

惠州学院原党委副书记、东江书院顾问、红旗出版社广东中心顾问罗川山，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从三个维度分享如何讲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惠州故事”。在确保文化资源本真性基础上，利用AR技术复原东坡祠场景等，让文物“说话”；在地理文化价值转化上，构建“轻-中-重”三级开发体系，如金带街引入东坡茶寮、老厂区改造为网红艺术空间；在地理人文价值升华上，推动惠东渔歌、客家围屋等从“地方记忆”升维为“文明对话媒介”。实践启迪我们，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科技是“两创”桥梁，IP是“两创”催化剂，“两创”目标是着眼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让人文精神滋养现代生活。

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陈惠雄基于区域比较视角探讨人文经济和人文地理。他从经济学角度探讨城市文化遗产传承，强调挖掘和延伸地方历史文化的现代精神。以吴越国为例，其“以民为本，保境安民”文化造就了该地区当代院士众多、经济富裕、民营资本办学活跃、科技发达等现象；以义乌为例，从东汉“孝义”到如今商品经济“信义”，体现了文化遗产对现代经济的内生推动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戴俊骋着力探究社会资本参与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路径，表示社会资本参与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可解决资金投入渠道单一问题。他分析社会资本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模式，如公益捐赠、公益众筹、商业化合作等，并以腾讯“探元计划”为例总结经验。他认为，当前存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难平衡、准入退出机制不健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待磨合等问题，提出坚持双效统一、差异化参与、政策资源整合、建立多元主体机制、创新产品服务等建议。

城市文化遗产赋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郑自立，针对城市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提出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与对策建议，表示活化利用的时代意义在于传承历史文脉、提高城市品质、激发发展动能。当前存在的核心问题包括：保护与利用失衡（静态保护与活化不足、过度商业化和同质化）；资金和管理机制缺陷（资金保障不足、多头管理、产权复杂）；功能和业态单一化（体验模式传统、业态低端、社区参与不足）；技术应用和创新不足。对应提出的对策包括构建保护与利用动态平衡模式、健全多元参与的政策支持、进行业态创新和体验升级、构建数字技术支撑体系。

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陈能军分析了经济与文化协同演化下的城市文明典范建设路径。他围绕城市文化营造的价值转化，探讨文化遗产成为超级IP时经济价值与文化认同的动态平衡。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既孕育了极具活力的现代都市文化，也留存着屋背岭遗址等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了独特的“年轻城市与古老遗产共生”的发展格局。如何在彰显经济活力的同时厚植文化根基，成为这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他分析了深圳在文化遗产活化和利用方面存在的数字化建设不足，同时基于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视角，提出了深圳文化遗产价值转化、助力城市文明典范建设的系统建议。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贺小荣聚焦文化遗产赋能城市更新的实践进路，提出文化遗产赋能城市更新的价值包括历史文化价值、社会情感价值、创新转化价值等。其有效路径包括以价值活化为核心推动多元融合、以社区参与为纽带实现共建共享、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创新保护与传播等。此外，机制保障需注重机制和政策创新、资金筹措及社会参与。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深圳大学文化数字化与文化创新发展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温雯，重点关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关切与再生路径。她阐述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演进与当代价值，提出其融合多种概念，包含有形与无形遗产，自《雅典宪章》发布后类别不断丰富，保护呈现整体性与分类性并重、数字化保护成共识等特征，价值认知兼顾普遍与地方价值及多元当代价值。她还分析了可持续发展、区域协同、社区参与、话语实践四大国际关切，提出融入城市公共文化体系等再生路径，强调其对传承文脉、构建现代文明的意义。

文化遗产国际传播与世界城市文明互鉴

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教授张佑林探讨了文化遗产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他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重要论述，提出“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概念，即在坚持“保护第一、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原则下，实现文化价值兑现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他阐述了文化遗产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运行机制和实践路径，包括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本的转变，通过公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条路径产业化，总结为五大路径——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文化服务、国际文化贸易、文化保护产业，还提及公共文化事业和八大空间载体。

中山大学大湾区人文共同体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孙九霞，从城市文化遗产视角探讨遗产的旅游化与旅游的遗产化，反思遗产与旅游的关系，提出旅游不仅利用既有遗产，也是孕育未来遗产的沃土。她分析城市文化遗产的旅游化（旅游赋予遗产新功能、促进资源向资本转化等）和城市旅游的文化遗产化（供需两端促进地方传统遗产化），探讨了二者双向融合的逻辑框架，即以文化引领、旅游提供条件与支持、遗产实现体验升级等。她认为，深圳作为年轻的移民城市，其留给世界的城市文化遗产应依托本土文化，凸显特区文化等特色。

编辑刘彦审读王雯二审李璐三审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