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文化茶座 | 与本土文化研究者徐浩浩一同寻迹西乡

宝安日报全媒体记者 罗慧怡/文 张彩玲/图

在宝安区西乡街道，短短数百米的范围内，静卧着四座古建筑：绮云书室、郑氏宗祠、王大中丞祠与西乡北帝古庙。它们见证了西乡百年风雨，也承载着这座城市文化的根与魂。

徐浩浩。

日前，“湾区文化茶座”走出室内场所，邀请宝安本土历史文化研究者徐浩浩，与市民一道对西乡古建筑进行了一次深度文化探访。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报名的市民，还有不少西乡小学高年级学生参与此次活动，这也是该校“‘乡’约周末，与‘美’同城”校家社联动美育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探访活动第一站是绮云书室和郑氏祠堂。绮云书室始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为郑氏族人郑姚（郑绮云）所建，是深圳历史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私人书室之一。现为西乡小学的藏书室和国学讲堂。

据徐浩浩介绍，有一些线索显示，郑姚可能是当时的来深建设者或者“深二代”，家族靠勤勉创业积累家业，至他一代已是西乡富户，在香港也是著名慈善家。他没有选择自我享乐，而是投身公益，不仅在西乡修建书室、捐建宗祠，还在街头修路，提出“我出九成，乡亲出一成”的共建理念，只因“这条路若全是他一人修的，将来若后人不肖，可能被卖作私产或收过路费”。

郑绮云捐资设学、倡导家风，其后代自然人才辈出，其中最有名的是郑绮云的孙女郑毓秀，她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博士，她的雕像就立在西乡小学校园内，勉励这片土地上的后学读书成才。

在不远处的郑氏祠堂，徐浩浩请观众尤其关注那块同治皇帝御赐的牌匾，青绿色的铜锈宣示着其历史厚度，匾面字迹依旧清晰，记载了碣石卫副将郑吉星感谢叔叔郑汇亨的照顾，给叔母请诰命夫人。后来徐浩浩等人在郑氏祠堂里又发现了一块旗杆石，刻有郑文治在清光绪年间中举人的事迹。郑文治的登科录显示，他的父亲是郑绮云、祖父则是郑汇亨，也就是郑吉星的叔叔。“郑氏代有才人出，近代还有一位郑桂芬先生于1983年带头捐资20万元修建西乡医院，响应国家号召、回馈乡梓。”徐浩浩说，从书室、宗祠到现代校园，郑氏家族将教育理念和社会责任化作时代接力棒，代代相传。

西乡街道乐群一德堂龙狮团带来舞狮表演。

在郑氏宗祠，西乡街道乐群一德堂龙狮团还带来了精彩的舞狮表演，为此次文化之旅增添了一抹热烈的人文色彩。

探访王大中丞祠。

第二站王大中丞祠，该祠并非祭祖之所，而是百姓为一位非亲非族的清代广东巡抚王来任所建。康熙年间，清廷推行“迁海令”，要求百姓在短期内撤离沿海四十公里。王来任多次上书皇帝，为百姓陈情，在病重之际写下《展界复乡疏》，恳请朝廷允许百姓返回故土复业。康熙听取奏疏，下令“稍展界”，新安县率先恢复人烟。遗憾的是，在亲眼见到复界前，王来任因操劳过度撒手人寰。“人会逝去，但精神永远不会。”徐浩浩在讲解中强调。

最后一站是位于真理街丁字路口的西乡北帝古庙，该庙于明代万历年间初建。作为西乡北帝三月三庙会研究人员，徐浩浩介绍，北帝庙曾经是基层治理的核心——明清时期，西乡集聚的外来人口无法依靠宗族祠堂，便在庙内推举代表，管理坊间事务。1992年重修该庙时发现的清代功德碑上记载了百余家商号，证明清代西乡墟市的繁华，也印证了这片土地自古包容多元、文化共融。

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这些古建筑并不起眼。但正是它们，沉淀了西乡精神的内核：外来人创业、以西乡为家；百姓记恩、立祠铭德；以庙为桥、融通群体；代代育人、反哺桑梓。

 互动

“蝙蝠是邪恶的吗？”——关于“文化自信”的启蒙

在北帝古庙，几名西乡小学学生指着庙墙上的灰塑图案发出疑问：“老师，那是不是蝙蝠？我听说蝙蝠是邪恶的动物，怎么还能画在庙里？”

徐浩浩笑着回答：“你的印象没错，但这是一个文化视角的差异。‘蝠’在汉字里谐音‘福’，五只蝙蝠代表‘五福临门’：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是吉祥的象征。”

这番解释引起了学生们的浓厚兴趣。徐浩浩趁机引导他们思考：“你们以前觉得蝙蝠恐怖，是不是因为看了很多外国的吸血鬼电影？”孩子们点头。

“这就是话语权的影响。”他说，“西方电影让我们以为蝙蝠等于吸血，但我们祖先把蝙蝠画进庙宇、刻在瓦当，是希望家庭吉祥、风调雨顺。”

孩子们若有所思，一个学生轻声说：“那我回家也跟爸爸妈妈说，蝙蝠其实是‘福’。”在这场围绕“蝙蝠”的文化对话中，孩子们直观地理解了“文化自信”的真正含义。

 专访

徐浩浩：“来了就是深圳人”背后，是千百个有关文化归属的故事

徐浩浩是土生土长的西乡人，也是扎根宝安多年的本土文化研究者、讲述者，已主持超过20场公益性质的古建筑探访活动。在接受采访时，他反复提到一个关键词：“归属感”。

“很多人问我，你讲的是本地文化，那新深圳人怎么融入？”徐浩浩说，“我告诉他们，本地人和来深建设者之间，没有鸿沟。因为本地人也是一代代迁移来的。”

他说，他们家族在约千年前迁移至广东，后来也曾移居海外，其祖父出生在马来西亚，大约16岁时回到西乡。“因为当时的华人在海外发展，也要安排一个孩子回到家乡，既是继承家业，更是赓续血脉。”徐浩浩说，“我们家族也在不断迁移，后来扎根西乡，就成了本地人。这和今天的‘深二代’‘深三代’是一样的。”

徐浩浩还提到了郑姚——绮云书室的建造者，“郑姚很可能是来深建设者或‘深二代’。他靠做木工发家，后来靠房地产在香港站稳脚跟，但他没有忘本，捐资返乡兴学，建书室育人，培育出郑文杰、郑毓秀这样的栋梁。”

这种文化精神不只是郑氏家族的特例，也藏在北帝古庙的功德碑中。徐浩浩发现，清代重修时刻下的功德碑上有上百商号之名，其中不少并非本地人。“功德碑上说，‘合街谋生之人皆是乡亲耆老’。你看，‘来了就是深圳人’不是今天才有的口号，早在清代，西乡人就有这种胸怀。”

“我一直认为文化没有围墙，曾经北帝古庙的大门敞开，欢迎所有来者，而现在的西乡北帝三月三庙会，有广府人的舞狮子、客家人的舞麒麟、潮汕人的英歌舞、海陆丰人的舞虎狮、北方人的扭秧歌，他们把各自家乡文化带过来，百花齐放。”徐浩浩认为，只要一个人愿意在这里扎根，他就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这就是深圳人的精神。宝安日报记者 罗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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