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西嘉的女摄影师》是一本极富文化密度的书，涉及到人性、爱情、宗教、革命、生死哲学等种种命题，这种特质使得这本十来万字的书颇为厚重，具有耐读耐品的特点。读者在选择小说，同样地，小说也在召唤自己心怡的读者，这本书在召唤具有一定人文底蕴的读者。

《科西嘉的女摄影师》（法） 热罗姆·费拉里 著  蒙田 译  2020年6月  海天出版社

热罗姆·费拉里的文字不是浮泛在表面，而是沉潜于文字背后，这就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逼迫读者不得不时不时停下来思考与回味。面对一些含义深远的章节和段落，恍然大悟柳暗花明之后，阅读快感便产生了。该书一边讲述故事，一边挑战着读者的综合人文素养。比如，如果不懂基督教文化，没有阅读过《圣经》，便很难领略费拉里将《安魂曲》的复调营构全篇的匠心独运。一些章节看似脱离了主人公安东尼娅，比如讲述摄影记者加斯东·谢罗和摄影师利斯塔·马里亚诺维奇的部分，实则是一种复调式的映照，烘托安东尼娅对摄影意义的求索。

安东尼娅的男友帕斯卡尔是一位切·格瓦拉式的革命狂热分子，显而易见，在他心中，革命大于爱情，这深深伤害了安东尼娅。为了淡化帕斯卡尔的伤害，“在她和他之间筑起一道高墙”，安东尼娅和西蒙走在了一起，可是西蒙是帕斯卡尔的忠实崇拜者，跟安东尼娅在一起仅仅因为她是自己偶像的女人，或者说，他爱的是帕斯卡尔。作为一名独立自主，娜拉一样出走的现代女性，她在战场边缘又与其他男性有了交集，恰如两条短暂交汇的生命河流，终已分别收场。这就是安东尼娅的爱情悲剧。另外，她毕生追求的摄影事业也是悲剧。在她十四岁的时候，教父送给她一台相机，埋下了一颗摄影的种子。她成年后供职于科西嘉一家地方报社，拍摄婚礼、节庆之类的毫无意义的照片，感受到事业的虚无。后来只身前往南斯拉夫前线拍摄战争照片，目睹种种暴力与死亡，灵魂陷入更深的迷茫与幻灭。爱情和事业的双重悲剧，将安东尼娅推向一种人生意义的虚无。她不仅丢失了爱情的意义，还丢失了摄影的意义，甚至自身存在的意义，成了一具价值迷失的生命空壳。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在三十八岁时的离奇死亡或许是一场幻灭后的自杀。

费拉里借助安东尼娅的口吻，深入探究了摄影与绘画的差别，摄影只是定格了一个瞬间，在拍下的瞬间拍摄对象已经死亡了，成了过去的一幕场景，根本无法像绘画作品一样抵达永恒。这其中蕴含着对生命道路与生活方式的叩问，追求什么才有意义？像安东尼娅那样追求摄影，或者像帕斯卡尔那样狂热地追求民族主义革命？抑或像教父那样抛弃情妇，侍奉连自己都不能断定是否存在的上帝？

革命的神话被战争的残酷打破，革命的情谊被刻骨的仇恨笼罩，一个个被民族主义革命狂热摧毁的灵魂，最后以被暗杀收场，得不到亲友的宽恕，更得不到上帝的救赎。对刽子手的盲目崇拜是一种集体悲剧，象征着美好价值观的分崩离析。教父宣扬上帝的福音，弘扬和平的话语，与现世的混乱残酷形成巨大反差。

“安东尼娅喜欢在这里，喜欢和婕莉卡在一起，喜欢被人无缘无故时地开枪时的那种坠落、眩晕的感觉和最后一刻劫后余生的快乐。”这是生命意义幻灭后的一种典型心态，这佐证了主人公的车祸或许是一场生无可恋的自杀。

安东尼娅和帕斯卡尔、西蒙、德拉甘、教父都有交集，其中只有在教父那里才真正敞开了心扉。“无耻的表现有千万种。”她在战乱笼罩的南斯拉夫写信告诉教父。“她隐约回忆起一个从前可能听过的残酷童话，或者是做了一个充满光明和鲜艳色彩的噩梦，在黑暗中醒来之后才松了一口气。”就这样，她清醒地意识到，真实的世界不过是一场噩梦。

小说的最后一章，教父的告别弥撒结束了，只剩下永恒的死亡。在他心中，安东尼娅重新变成了一个小女孩，面对过于宏大的世界，既害怕，又无处可逃。他或许一直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教女，那是一种不易觉察的超越了肉体的灵魂之爱。在墓穴旁，他只想与她独处，真心祈祷基督垂怜，拯救她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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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报供稿）

编辑 贺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