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行动”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一批陷港的文化人沿着“港九疏散委员会”的部署路线开始转移，“一路由水路经澳门、台山、湛江；另一路经白石龙至惠州。” 这场营救文化名人的行动，被誉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奇迹。8月25日至28日，“重走东纵路”媒体采访团，走访了深圳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惠州的东湖旅店等地，沿白石龙至惠州的撤离西线，追寻78年前文化人纷至而来的足迹。

白石龙村的“神秘客”

“这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记者在走访的深圳、惠州、东莞的东纵纪念馆里，都能看到这句出自作家茅盾的评价。历时11个月，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保护下，800余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从香港神奇“蒸发”而无一人被捕，安全撤退到大后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

奇迹是如何发生的？位于深圳白石龙老村1号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陈列了几封当时中央急电的复制品。“在香港的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在九龙的朋友撤出否？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1941年12月9日，周恩来发出急电。时日，是香港沦陷的第二天，身处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处境险恶。

9日，尹林平和曾生等同志在白石龙天主堂研究营救方案。这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拉开帷幕。

为保证万无一失，营救时都采用暗号互相联络。9日当晚，交通员李锦荣带领包括茅盾夫妇、张铁生、戈宝权在内的第一批文化界人士到达铜锣湾地区，李锦荣向岸边的一艘小艇问：“有黄花鱼卖吗？”答：“有。”又问：“论斤还是论条？”答：“你到舱下看看吧。”暗号对上，随即上艇开赴停泊在避风塘的一条大驳船上，于拂晓前趁日军哨兵换岗之机冲出敌人封锁线，在九龙悄然上岸。

11日，几十名文化人打扮成“难民”撤离九龙市区，在游击队的武工队护送下，沿西线入青山道，经过秘密交通线，避开日军检查岗哨，顺利通过日军的封锁线，然后翻山穿谷，渡过深圳河，于13日顺利抵达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这是转移后方停留的第一站。

“当时我父亲是白石龙村党支部书记，为迎接大批被营救人员，他带领党员和全村青壮年配合游击队接待工作，用树枝和杂草给文化人士搭草房来住，由于条件艰苦，招待时只有一荤一素，荤为狗肉，素为青菜。”刘世勇对记者说，他的父亲刘鸣周曾亲历过这场大营救。

东湖旅店的团圆饭

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阳台山上停留数月之久，情况好转后，100多人先后辗转到惠阳，大部分人入住惠州市区的“东湖旅店”。这是一栋民国时期所建的三层青砖楼房，70多年后，其楼梯、水磨石和楼面的瓷砖、主体仍保存完好。

中共惠州市惠城区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肖毅介绍，陈列馆有三楼分为三个展区，七十余年前，这里的三楼曾被国民党驻军187师师长张光琼包下，并在旅店门口设置岗亭。但后来，时任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部长卢伟却决定把东湖旅店一二层全部租下，设立秘密交通站，由此东湖旅店成为了“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的中转站，印证了“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这句俗话。

1942年除夕晚，第一批被营救的文化人士茅盾、胡风、张友渔等20多人来到惠州。卢伟如分别安排他们在“东湖旅店”和“东和行”住下。大年初一，卢伟如弄来了两条鱼和两只鸡，茅盾夫妇为了对营救人员表示感谢，还亲自下厨为大家烹饪了他们家乡---浙江口味的“风味鸡”。几十名文化名人以及部分参与营救的人士，就这样吃上了团圆饭。

离开惠州后，这批文化名人沿江北上抵达老隆、韶关等地。直至1942年11月22日，最后一批营救人员几经辗转抵达苏北解放区，这场大营救得以胜利完成。

东湖旅店

将历史的珍珠“串珠成链”

“‘秘密大营救’保护了文学、艺术、新闻等领域的诸多文化名人，它最大的意义在于保存了国家的文脉，此后这百名中国文化精英奔赴各战线，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省委党史研究室四级调研员魏法谱对记者说。

硝烟散去，但历史的声音在后人对遗迹的保护和修缮中得到回应。昔日的阳台山抗日根据地旧址，建起了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成为深圳首批红色旅游景区之一；而东湖旅店也被修缮为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2019年开馆至今共接待国内外游客近7万人次。

在肖毅看来，及时开发、利用好这些红色旅游景点，就像是把一颗颗“珍珠”挖掘出来，并把它们擦亮。“我们现在就是要‘串珠成链’，使这些弥足珍贵的‘珍珠’闪闪发亮。”

如今，这些红色经典还被搬上了舞台。红色题材大型现代山歌音乐剧《风雨白石龙》分九幕，描述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和文化名人以及爱国志士在风雨面前同舟共济的感人故事。而东湖旅店也与惠州市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华侨中学达成共建协议，成为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对话】

原白石龙村党支部书记刘鸣周之子刘世勇

为做好数百名文化人土和民主人士的接待工作，曾生在白石龙筹建了临时招待所，做好后勤保障。1942年1月13日傍晚，第一批脱险的文化人士邹韬奋、茅盾夫归、胡绳、沈志远、戈宝权等20多人抵达白石龙村。当时，白石龙村全体村民都投入到大营救中。1942年1月，白石龙党员5人，刘鸣周任党支部书记。

您能具体说一下当时大营救工作的细节吗？

刘世勇：先是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任务，告知文化人到来的时间，我们把联络点联系好，保证他们过来的时候安全，等他们到达白龙村就去接待他们，提供粮食、搭建草棚给文化人居住，我父亲就主要做组织工作。

当时给文化名人提供的粮食，都是村民从自己家里拿出来的吗？

刘世勇：是的，那时候条件艰苦，招待时只有荤一素，荤为狗肉，素为青菜。村里没有那么多屯粮，村民就赶集去买粮食，或者杀自家的养来看门的狗，做成客家狗肉饭招待文化人。

到达白石龙村的文化人是先到哪里安顿？

刘世勇：先安排到我家里，我家是一座在半山腰的小白楼，不在村里面，离村有一两百米左右，比较隐蔽，所以都会先把文化人接到我家去住，还在周边搭了很多的草棚供文化人居住。当时我父亲还对外宣称他们是来教堂做礼拜的。

文化人在这里住了多久？

刘世勇：每批的人不一样，待的时间短的有几天，长的也有几个月，主要看上级的安排，像戈宝权就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

您父亲会经常和你们说起这段故事吗？

刘世勇：偶尔会讲讲以前的事情，但是也不是专门去说，只是如果有人对这件事产生怀疑，他就会去跟人解释。但更多的时候是很平常的，说起这段经历时也很平静，也不会要求我一定要为此做什么。但我还是觉得挺遗憾，因为那栋接待过文化人的小白楼已经被损坏了，很可惜，我还是希望这些历史遗址能够得到好好的保护。

【大营救瞬间】

惠州“东和行”

1942年1月的一天，惠州（当时的惠阳县）出现了生面孔：两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他们大摇大摆地进出城里最高级的旅店、酒家，摆足了谱。

传说这两人一个是“香港昌业公司”的总经理“罗老板”，另一个是另一个香港大商行的“少东家”，因为香港被日本人占了，才把生意搬到惠州的。

其实，他们的真实身份都是地下党员。“罗老板”是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少东家”是惠阳县梁华区区委书记陈永，他们来到惠州，是为了建一个秘密联络站来接应即将到来的文化人。

紧接着，“家眷”到了，“罗老板”的买卖也开张了，卢伟如通过游击队从香港运来了几十担的煤油、棉纱、汽车轮胎，囤放在城里的“东和行”，这家商行的几位老板都是和共产党有联系的农工党党员，卢伟如利用这家商行，为自己的身份打掩护，并通过买卖筹款。

1942年的除夕前夜，“罗老板”终于等到了他的第一批“客人”。第一批到来的文化人由张友渔带队，总计有20多人，其中包括茅盾夫妇、廖沫沙、叶以群等人，当天他们行进了近五十公里，到惠州已经是深夜。

第二天，文化人就被“分流”了。正月初三下午，茅盾这批文化人登上了开往老隆的大船。后来，多则几十人，少则几人，“罗老板”又从惠州依次送走了几百个“熟人”。

滞留老隆的邹韬奋

从惠州走出的“大部队”，到达老隆后，便被早早候在那里的连贯用“义孚行”的名义，借助火车、汽车送去了韶关，人身安全从此无虞。但是还有一个人，却滞留在了老隆，他就是邹韬奋。

原来，当时邹韬奋已经被通缉，甚至被下了格杀令，如果立刻按照其他文化人的路线离开，非常危险。

情报显示，此时的国民党顽固派知道邹韬奋逃出了香港，他们密令各地的特务机关严密侦查邹韬奋的行踪，并在沿途各个关卡散发了他的照片，不仅如此，韶关的特务头子夏某还下令，一经发现可就地解决。

营救人员商定的对策为“停止行动，就地隐藏”，将邹韬奋伪装成“患脑病”前来“休养”的“香港商人李尚清”住在了老隆附近的江头村。但是国民党当局到处搜不到邹韬奋，推断他“还住在东江乡间”，专程派来了认识他的特务头子刘百闵来广东。

江头村已经不安全了，周恩来特别发出了指示——立即设法把邹韬奋转移。先乘小船沿梅江到了兴宁，再从那里改乘“侨兴行”（地下联络站)运输货物的汽车前往韶关。到达韶关后，为了躲避“尾巴”，邹韬奋在江边找了一条专供住宿的船凑合了一晚，第二天就登上了前往渌口的火车。从渌口乘船前往长沙，几经辗转，邹韬奋终于安全到达了苏北解放区。

这一天，是1942年11月22日，他是这场营救行动中的最后一名获救者。

编辑 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