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国祚论”中的文化密码

提要

从《山海经》时代开始，中国就有了“人-物”的二元分类，这是一种逻辑分类，更是一种价值分类，目的就是确立人的生命实在，实现人的自我识别，最后通过语言、巫术、礼仪、法律进行固化。

“国祚论”与人本主义

即便在数字化、智能化的二十一世纪，邵雍的《皇极经世》都算得上是一部旷世奇书。

邵雍推演了历朝历代的运行周期和基本路径，认为每个朝代都有恒定的命运和存续期间，这叫“国祚”，相当于后来的“国运”。按照邵雍的推演理论，中国历史上享有国祚最长的是周朝，前后存续近800年，虽不敢说是前无古人，但时至今日，确实是后无来者。

周王朝的国运为什么如此绵长？真正的密码是否就是邵雍所谓的定数命数？实际上，这种所谓定数命数并非源于天意神明，而是源自于人定秩序，源于治国理政的人本理念。《周礼》提出了敬德保民、天心即民心的民本思想,更设计并推行了著名的保息六政和十二荒政，司徒之下的府、史、胥、徒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全方位赈济救助扶持优待老弱病残幼。要是遭遇旱灾，颗粒无收，揭不开锅，可以直接找地方官，他们会代表周天子送来粮食和肉类，这叫“振穷”；要是一不小心生下个三胎，养不活，同样可以去找地方官，他会帮你申请补贴救济，还送到家里来，这叫“慈幼”；家里有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不需要子女过多的孝敬，国家会按规定每年拨付一定数额的酒肉医药，这叫“养老”；要是很富有，不用担心敲诈勒索，不用担心高额税收，国家不仅全力保护你的财产安全，还会给予适当的优惠和奖励，这叫“安富”。

治国理政，保民为先，这应该才是周代享有绵长国祚的文化密码！

从人本到人文

如此说来，传统历史教科书上所谓的商周革命，至少包含两方面的革“命”：

第一，从巫史时代转向人文时代，以人王替代神王。王的地位固然与天命有关，但天命从来都不是脱离人民的孤立存在，更不是来自巫师的神神叨叨鬼画符，而是与民心丝丝相扣环环相连，这就是所谓天心即民心。不是说凤凰落在李凤娘家屋脊上，李家就得出个皇后；不是说赵匡胤家祖先埋得好，有了龙气，冒了青烟，赵家就得大富大贵，君临天下。能否富，能否贵，还得看是否有本领，是否有良知，是否能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第二，从自然宗教转向伦理宗教，以道德替代神力。在周人看来，权威体系是人类建构组织体的核心动力，权力的存在是必然，这是道。但谁来掌握权力？靠人民的真诚认可和衷心拥戴，这就是德。换言之，权力可以通过军事征服获得，但其存续有如昙花，一现即逝。秦始皇就曾经梦想万世一系，天朝永固，但屈指一算，统一后的秦王朝也就存在了14年。

回望历史，商朝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有大规模的祭祀仪式和制度化的墓葬形制，还有固定的系统文字，在同时代算是很高等的文明了。但有一个恶劣的习俗拉低了它的文明水准，也引发了商周革命。什么习俗呢？人牲，也就是杀死活人祭祀天地神灵并给墓主陪葬。周当时作为商的属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捕捉羌人，押送给商作为人牲。今天妇好墓中发现的人牲就有16具，还有盛着人头的三联甗。虽然商的人牲来自于敌对国的战俘或奴隶，但刀劈、火烧、水煮同类，无论如何都属于蛮荒时代的恶俗。

后来，周朝剪灭商朝，再后来，周公制礼，主张顺天安民，废除人牲，以天的名义尊重敬畏生命，开启了人文主义新时代。

到了孔子时代，人牲虽然没了，但仍然流行人俑祭祀陪葬，这让孔子很反感，谴责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什么呢？因为木俑也好，土俑也好，石俑也好，都是人的形象，会让人联想到拿活人殉葬的野蛮和疯狂。

经过周公和孔子的革命性改良，最终敬德保民成为今天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认知和制度原型，缔造了数千年的辉煌与荣光。

法律对生命的全周期守护

无论是周朝废除人牲，还是孔子谴责人俑，都反映了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法律为什么会尊重生命？按照西塞罗的理论，这源于自然法上生命至高无上的理念，是每一个人获得生命、生存正当性的法权基石，也是摆脱人牲时代将人异化为工具的价值转折点。

罗马市民法对人的规定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首先要求是人，其次是自由人，再次还必须是具有市民资格的人。但在自然法领域，罗马法体现了对生命的高度尊重：在自然法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是至高无上的存在，都受法律一体保护。所以，自然法不仅保护每一个人，还连带保护可能的生命个体——胎儿。只要是活体胚胎，即便尚在母腹，都被视为“子女”，与已经出生的子女享有同等权利。同时，罗马法也规定了严格的刑法，惩戒无视生命的非自然、非道德行为。比如乌尔比安就主张，孕妇为了堕胎，故意对自己身体施加暴力，用棍棒敲肚子，故意从高空玩极速滑落，导致胎儿生命终止，行省长官应当判处其流放之刑。同样，如果孕妇死亡，在取出腹中胎儿前禁止埋葬，否则就是“熄灭了一个生命的希望之火”，构成严重犯罪。

这种生命至上的理念影响深远，不仅为罗马法征服世界提供了永恒的动力，还成为后世立法的典范。近代以来，不少国家如秘鲁、阿根廷都主张人的生命始于受孕。意大利议会还直接将人工受孕体视为主体，享有与已出生者同等的生命、健康、身份、尊严等权利。法国2004年《生命伦理法》虽然不承认体外胚胎是“法律人”，但也界定其为“生物人”。

中国对生命的保护走得更高更远。从《山海经》时代开始，中国就有了“人-物”的二元分类，这是一种逻辑分类，更是一种价值分类，目的就是确立人的生命实在，实现人的自我识别，最后通过语言、巫术、礼仪、法律进行固化。所以，在古老的道家哲学中，老子《道德经》提出了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和抽象的道与实体的天地并列为同一时空中的四大要素。而在儒家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中，人成为建构政治秩序、伦理秩序的核心前提和能动主体。《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将世间生命体划分为毛、羽、介、鳞、倮五类，毛羽类如大雁麻雀为阳气所生，介鳞类如螃蟹蚌壳为阴气所生，只有人禀阴阳二气而生，是超然异于毛羽介鳞四类生命体的独立存在。正是基于这种超然性、必然性和优越性，人才成为万物的主人。董仲舒虽然尊天为万物之祖，但人受命于天且明于天性，自然也就“超然异于群生”，“自贵于物”。这种思想到了东汉和传统易学发生交融，形成了儒家特色的天人定位理论。周举在诠释周易的时候，高度赞同“天尊地卑，乾坤以定”的创世秩序，主张“二仪交构，乃生万物，万物之中，以人为贵。”

无论是罗马法的自然法思想，还是道家儒家的哲学命题，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生命至高无上，无可替代。这种理念是敬德保民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和文化底色，推动了法律对生命的全周期守护。

由是论之，周朝的国运绵长，既是一种道德报偿，也是一种制度回馈。同样，邵雍的“国祚论”呈现的是国运之“果”，但也涵摄了人文之“因”。【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民俗信仰的法源地位与民法典权利对标”（GD21CFX06）及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民法典民族性表达与制度供给研究”（21JZD033）阶段成果】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编辑 刘彦 审读 张雪松 二审 李璐 三审 潘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