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深圳对城中村的改造，开拓了遗产保护的新领域

采访人物：

赵燕菁，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双聘教授

活化遗产是个世界性难题。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双聘教授赵燕菁谈到，法国建筑学家Viollet-le-Duc（1814—1897）、英国的John Ruskin（1819—1900）和意大利人Camillo Boito（1836—1914）代表了三种不同遗产保护路线。他们之间的争论，形成了历史遗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

赵燕菁认为，整体而言，遗产活化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如何让已经死去的遗产重生；一种是如何让仍然活着的遗产得以延续。对于已经“死去”的遗产，我们可以通过赋予其新的价值，将其“唤醒”，博物馆就是一种重新使用遗产的方式。随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唤醒历史遗产的方式会迅速增加；对于仍然活着的遗产，我们要接收其随时间自然变化，但要留下可识别的自然“年轮”。

在城市建设中，我们该如何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赵燕菁认为，历史遗迹和历史街区、历史村落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是死的，后者是活的。这一点决定了文物和历史名城应该采用完全不同的保护逻辑和方法。在城市建设中，应该遵循自然更新的原则，既不强行加速其更新，也不强行减缓其衰老。这个原则，赵燕菁称之为“忒休斯之船”的原则。他解释说，公元1世纪的时候普鲁塔克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忒修斯的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人也是如此，随着成长，不同器官上的细胞也在以不同的速度更新。历史街区若要保持活力，要特别注意避免大拆大建。关键是要正确分级、分类，按照不同的速度渐进式更新。

非物质遗产特点是必须不断使用，才能不断传承下去。比如传统建筑的建造方法，一旦不再使用，用不了一两代人，技艺就会失传。比如，通过公共委托，适当保留传统营造的需求，为非遗生存提供必要的场景和环境。现在市场上出现的仿古、拟古，利用得好，都可以用来作为传承非遗的工具。

在赵燕菁看来，在传承中夯实文化自信，仅仅保护是不够。这需要在保护的同时，建立自主的文化叙事。同样的遗产，对其现代性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老一辈学人建立营造学社，殷墟考古，很大程度都为了从西方、日本人那里争夺对中国文明的解释权。只有对自身文明有更深刻的理解，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中才会获得自信，夯实文化自信、自强的根基。

赵燕菁还认为，旅游是非遗的一个新的应用场景，应用得好，就有可能为非遗延续创造市场需求。比如现在很多影视作品，对古代服饰、饮食、兵器乃至建筑进行高水平的仿真。这种仿真在考古的基础上，对历史传统进行复原，唤醒了很多失传的遗产。比如西安利用低效物业复原《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历史场景，成为非常受欢迎的景点。很多影视剧里的服饰，甚至重新回到现实生活，在世界为中国历史代言。但非遗与旅游融合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能以破坏历史遗产的原真性为代价，更不能为了旅游，用假古董代替真古董。即使那些广受民众欢迎、从旅游角度看十分成功项目，比如大同古城、宽窄巷子，从遗产保护角度也存在很多遗憾和教训。

谈到深圳在文化遗产上的保护，赵燕菁说，深圳是我国最年轻的城市，但在文化遗产保护依然有很多有价值的实践，比如南头古城、沙井古墟的活化利用都是可圈可点。特别是近年来，深圳探索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独特城中村进行更新改造，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城市一拆了之的更新改造路径。将城中村这样当代空间通过改造、传承，转变成为未来的文化遗产做法，开拓了遗产保护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