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读之镜”学术讲座上新，学者张震开讲“《石渠宝笈》与乾隆内府书画收藏”

为了引导读者深入了解乾隆内府书画收藏的历史和机制，关山月美术馆的“美读之镜”系列学术讲座2024年第2期（总第07期）日前邀请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艺术史系研究员张震，为观众带来题为“《石渠宝笈》与乾隆内府书画收藏”的讲座。整场讲座干货满满，反响热烈。

张震于2004年至2020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工作，研究这一主题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在著作《“因画名室”与乾隆内府鉴藏》一书中，为读者娓娓道来，用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的个案揭示了清代乾隆朝的书画鉴藏成就。

讲座伊始，张震从“石渠”的名字谈起。“石渠”一名，典出《汉书》。西汉皇家藏书之处称“石渠阁”，在长安未央宫殿北。乾隆帝以“石渠”为内府书画著录命名，体现其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景仰及追溯。然而任何书画的编目都非易事，一部重大典籍的编撰更是需要一个强大的团队和完善的机制等多方面配合。

张震指出，《石渠宝笈》的编纂是由于乾隆时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正是国力的强大，才能诞生出这部集清宫书画收藏精华的大成之作。因此，研究重大典籍时，其编纂的时代背景不应忽视。张震从著录《石渠宝笈》的时代背景、技术积累和编辑条件切入，分析了这部巨著的编写缘由和著述特征。我国有着悠久的收藏传统，书画自晋唐来即被视为“有国之重宝”“无味之奇珍 ”，人们对书画的喜爱与珍视，促成了历代以来的收藏与著录传统。乾隆时期也不例外，在他的着力推动下，清内府的书画收藏蔚然大观，达到了古代收藏史上的一次巅峰。庞大的收藏数量和优良的书画品质，为《石渠宝笈》的编纂提供了大量素材。其次，乾隆九年，内府书画鉴藏机制已经成熟，加上汲取了高士奇等私人收藏著录的经验，使得编纂一部大型典籍成为可能。

对于《石渠宝笈》中作品的鉴藏机制，张震做了详细介绍：一部书画首先会经由词臣进行初步的鉴定、考证、分等，再交至皇帝处，由皇帝二次鉴定，决定其放置处所或是否用于赐观。对于优秀的书画，词臣和皇帝都可能在上面题跋、著录；取用登记、除尘、熏虫、晾晒等后勤工作则由太监进行；装裱、制匣等附件制作也交由专人处理。这套鉴藏机制建立在原有的文官和内务府管理制度的基础之上。

在谈到书籍编撰特点时，张震着重介绍了《石渠宝笈》的编纂团队、分类方式、体例和著录方法。第一，编书团队阵容豪华。在编纂的过程中，皇帝亲负责审阅工作，而其余参编的臣工多以南书房翰林起家，有一定的鉴赏考辩能力，有的还擅长书画，著有相关著作。如著有《天瓶斋书画题跋》的张照、著有《南北书派论》的阮元等。第二，不同以往“年代为序”、“画科分类”的分类方式，编纂时以贮藏地点作为主要分类方式，这样的做法符合宫廷书画收藏数量巨大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了检索的方便。第三，《石渠宝笈》的三次编写所用的体例有所侧重。初编将每一贮藏地点的作品分以书、画、书画合璧三种，地点顺序之下，首载列朝宸翰、皇帝御笔、列朝画家、无名氏画家作品；再编增加了总目，专列碑帖一门，补充了对画作内容的描述；三编专列出南薰殿历代帝王及圣贤、名臣画像。第四，著录方法上广采博取。《石渠宝笈》的著录内容，除绘画内容和风格外，还加入了时代，款识等，尽可能地全面记录书画作品。第五，编者会通过玺印对书画区分等级、标明收入地编次等信息。玺印与著录相互补充，构成了编纂的一项重要内容。

讲座最后，张震还指出《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的特点：其书画数量丰富，品类多样，且有经典的孤本绝品，在历代皇家书画著录中表现突出。此外，因乾隆对当代作品的自信，《石渠宝笈》中有大量清代作品，这在注重前朝作品收藏的历代书画著录里实属罕见。同时，《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留下了丰富的皇帝鉴赏的题跋和印记，丰富了藏品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石渠宝笈》里有不少伪讹之作，需要学者的深入研究。

作为延伸阅读，关山月美术馆图书文献馆推出美读品书，介绍了张震所著的《“因画名室”与乾隆内府鉴藏》，方便观众系统了解《石渠宝笈》背后的故事。

（主办方供图）

编辑 杨渝嘉 审读 韩绍俊 二审 党毅浩 三审 张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