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炯程

出版于1983年的《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书，猬集了爱德华·萨义德12年思索的结晶。在这部专著中，意识到当时英美文学批评中正涌现的神秘主义倾向，萨义德将文学批评划分为“世俗批评”与“宗教批评”。后者的出现，要回溯到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肇始的现代文学批评的密封倾向。文本，在这些理论中被设想为类似于棋局的存在，有其疆域以及独立于外部世界的运行规则。而萨义德所希冀的，则是一种在世的（to be in the world）批评。

依照美国作家蒂莫西·布伦南在《萨义德传》中的说法，萨义德习惯于从反面思考，这正是为什么他会选择身为保王党人的反人文主义者斯威夫特作为他的研究对象，也是为什么他会使用如此海德格尔式的术语。对海德格尔的反驳构成了萨义德思想的一条暗线。正因此，他将沾染着各种晦暗符指的人文主义洗刷干净，赋予其个人化的色彩，如同他的遗孀玛利安姆·C·萨义德在其为新版《萨义德精读本》写的序言中所说，“《开端》开启了爱德华通向世界的学术创新之旅。《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则是最后的总结。两者之间的所有篇章，有如对位声部，都是相互关联的”，人文主义，构成了萨义德思想乐章的基础低音。

顺着这条人文主义的轴线，《萨义德精读本》为我们提供了一块进入萨义德思想世界的踏脚石，可与《萨义德传》中描绘的那个知识分子形象互证。而早期著作《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则是萨义德的康拉德研究的起点，从中，我们能看到一个青年学者，在征用结构主义思想的同时，逐渐找到自己毕生的兴趣所在。

《萨义德传》

批评的位置

在其毫不中立且过分著名的导论书《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特里·伊格尔顿曾诘责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法国后现代文学理论，认为在这个仍存在普遍饥荒与核问题的世界，关心书斋中的“文之悦”很难在道德上自洽。或许，伊格尔顿的批判尽管激烈，却可以映照我们在观看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的《罗马》时的疑惑：影片虽然触及墨西哥近代史上的一个细小切片，即1971年的墨西哥革命，但镜头聚焦的却是中产阶级的室内景观，历史，唯在其成为几乎远在镜头之外的冷风景时，才被纳入图像之中。文学批评，是否也具有一种离心力，暗自修正着我们的视点，让我们逐渐置身事外，而习惯于隔着玻片窥视人群？

在《萨义德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截然相反的萨义德。作为知识分子的他，积极介入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现实政治之中，黎以战争期间，萨义德加入了反对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特别委员会，他因此开始频繁收到恐吓邮件，布伦南写道，“一连数年，萨义德的办公室被投进燃烧弹，桌子上扔了点燃的雪茄，把吸墨皮烧穿了一个洞，论文手稿上到处洒了墨水，书架上有四十本书不翼而飞”。但作为教授的萨义德，却坚持将政治挡在教室之外。即使他已被广泛视为巴勒斯坦在西方最雄辩的代言人，即使他很早就与巴解组织高层过从甚密，但他从未想要开设一门有关中东问题的课程。在这一点上，萨义德似乎依循了马克斯·韦伯的典范。在1918年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认为，“政治不属于课堂”，而“如果老师对政治的关心，是基于一种学术上的兴趣，就尤其不该在课堂上谈政治”，因为政治会磨砺每一枚词语，将之调试到战斗状态，学术则需要语言成为犁头，以“锄松思想的泥土”。

在课堂上，“价值中立”即表示将思考的主权还给学生。但显然，“价值中立”有其适用的特定场域，萨义德式的知识分子，并不希望文学批评本身亦服膺于“价值中立”，因为若一味追求超然物外的中立视点，同样意味着将思考的主权让渡。文学批评素来被视为象牙塔，它是一枚空转的齿轮，高蹈、纯粹，不为世事所牵引。这也是为何，原本颇具革命性的新批评，如今正被各种保守主义思潮占满。他们宣扬一种基于正典的人文主义观念，而将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一类的文学外部研究视为“憎恨学派”。

《萨义德精读本：1966-2006》

萨义德的批评工作，则未必完全恪守“价值中立”的戒律。如同他曾反复征引的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萨义德念兹在兹的，是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中的位置。对萨义德而言，“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仍需加上限定词，与葛兰西不同，他所思考的知识分子，是所谓“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注定要在一个并不均质的文化生态中自我拉扯，彷徨于化欧与化古之间，而他们的自我解殖始终困难重重。事实上，身为阿拉伯裔美国人的萨义德，其思想与阿拉伯传统之间的联系，亦是他在美国求学时重新构建的。自幼年起，他就在开罗接受英式教育，当时的萨义德，认识其所处的阿拉伯世界的主要途径，竟是好莱坞拍摄的诸如《一千零一夜》之类的中东罗曼司。

总是失败的世俗之人

若从其事业的终点，回看萨义德早期的思想成果，我们便能发现一些隐秘的开端。萨义德是从康拉德研究开始其学术生涯的。1966年，他出版了《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一书，这部书绝大部分内容都以他就读哈佛大学时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其中，我们能窥见一个不断挪用精神分析与现象学的萨义德。

《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

上世纪60年代，正是结构主义在美国方兴未艾之际，于是，对法国理论素来有着浓厚兴趣的萨义德，便在《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中引入了结构主义者们的一些基本主张，譬如他们对“作者”这一概念的怀疑。结构主义用法语中的“langue”（语言）一词代指那统摄一切的语言系统，而以“parole”（言说）代表具体的言语行动。在他们看来，作者只是书写之中生成的一种幻象，打在parole之上的一个个绳结。真正能够让文本运转起来，从而生产出意义的，并非作者的虚假权威，而是langue本身的超验性。萨义德在《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中主要使用康拉德的书信作为其研究素材，因而中和了结构主义理论的颠覆性。萨义德探讨的，是书信中具体的言语行为如何孵化出作为英语小说家的康拉德。在从他的母语波兰语流亡至英语时，这位曾是水手的作家，又如何涉过语言的险滩。可以说，萨义德并没有彻底投入结构主义麾下，他没有放逐作者，沉迷于文本的匿名性，而是有意偏离传统的传记式批评中神化作者的倾向，把康拉德还原为一个总是失败的世俗之人。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透过不断地书写康拉德，萨义德照见了自身作为流亡者的形象。

汉娜·阿伦特认为，在世界陷入昏暗之际，人们会越来越倾向于遁入一些微小的共同体，并且在其中，重新发现友爱的力量。爱德华·萨义德的人生，便始终行在20世纪历史幽暗的深渊边缘：身为巴勒斯坦人，暴力、战争、仇恨是他即使远在大学书斋，仍不得不面对的基本事实。所以，他并不相信结构主义的某些基本预设，即认为主体性必然服从于系统的暴政。他所言的“世俗批评”，因而也是作为抵抗的批评，它不断地检视笼罩于常识之上的权力阴影，并且希望恢复言语本身的澄明。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