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湾区 098期 | 岑仲勉：自学成才的史学名家

他被誉为大器晚成的史学家，前半生混迹官场，后半生潜心向学，经历与学问俱奇。他曾与陈寅恪并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两大学者，身后却寂寂无名，只留下史学著作洋洋千万言。裹挟在中国近代社会巨变、中西文化对撞的百年风雨中，岑仲勉留下了世纪广东学人的另一重背影。

■蔡登山

岑仲勉（1886－1961），学名铭恕，字仲勉，别名汝懋，广东顺德县人。其家据说是商人家庭，祖辈都开米店。其父孝辕公为前清举人，他出生仅三岁父亲就去世了。其父关心海防和新学，留心经世之学，其伯父简庵公曾师事粤中名儒陈澧，其二兄于光绪末在翰署任职。

岑仲勉

岑仲勉少时在私塾接受教育，习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跟随伯父学习碑刻、书法，自行点读了《通鉴纲目》，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基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两广总督陶模改广雅书院为两广大学堂，任命吴敬恒（稚晖）为筹备委员兼新生入学试主考。一九〇三年，岑仲勉时年十八，与杨永泰同时考入本科（本科三年毕业），未几，两广大学堂改称两广高等学堂，他习经史之学，对汉学之考据与宋学之义理皆有兴趣。在校时与高州杨永泰、番禺伍观淇、石城江瑔，有“广高四杰”之称。

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岑仲勉执教于灵州速成师范及高州中学。一九〇八年，在两广游学预备科（设在广州粤秀书院）读书，虽也动过出洋的念头，终因经费难以筹措，会京师新设北京税务专门学校，同年十月，岑仲勉北上考入该校，那是清廷为培养本国税务人员而建，主要请洋人任教，修业四年，设统计、海关、银行、商业四科，对外文要求很高。岑仲勉在此初步奠定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对后来的研究大有裨益。岑氏毕业后任职于上海江海关，月薪二百五十元，收入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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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岑仲勉返回广东。一九一八年八月，杨永泰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后升广东省长），任岑仲勉为广三铁路局局长。一九二〇年十月，杨永泰于卸除广东省长职务后，离粤北上，岑仲勉亦随之辞职，任广州圣心中学教务主任。圣心中学由法国教会所办，时任校长朱寿山只负财政及事务责任，其他所有学校用人及行政悉由岑仲勉主持。其间达十五年之久，初任课为微积分与解析几何。对生物分类学有了浓厚兴趣，尝试用西方分类学作中国植物名实考订，并撰植物分类学书稿五十多万言。以后不担任课程，专心研究史地，主办校刊《圣心》，几乎只发他个人的论文，重点则在西北史地与唐史研究。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家陈垣见其文，许为不可多得之作，亟称誉之。

岑仲勉与陈垣的交往始于一九三三年，岑仲勉将《圣心》校刊通过刘秉钧寄给陈垣。刘秉钧，广东新会人，一九三二年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时为广州圣心中学训育主任，而岑仲勉是圣心中学教务主任兼教员。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陈垣在致儿子陈约的信中说：“昨日接圣心中学寄来《圣心》一册，汝见过否？其中佳作，美不胜收，尤以岑仲勉先生史地研究诸篇切实而难得。粤中有此人才，大可喜也。可惜其屈于中学耳。”而同年十二月六日岑仲勉致信陈垣。陈垣爱才若渴，把《圣心》分别寄给当时史学名家如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胡适称“岑仲勉的《＜水经注＞卷一笺校》，当然远胜一切旧校。其附录五件，尤为有用。但其中亦有未尽人意处。”

岑仲勉夫妇

顾颉刚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九日复信陈垣说：“赠《圣心》第二期，谢谢。岑仲勉先生地理学至深佩甚。能由先生介绍，请其为《禹贡》作文否？不胜盼切，匆上，敬请道安。”而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致函陈垣：“承赐《圣心》季刊，至佩。其第一册犹可求得否？岑君（按：指岑仲勉）僻处海南，而如此好学精进，先生何不招其来北平耶？”傅斯年其意想劝陈垣想办法将岑仲勉聘入学术机构，陈垣曾将启功从中学聘入辅仁，传为学界佳话，但在岑仲勉的去处上，陈垣却未能有所举动。

一九三四年夏，岑仲勉辞去圣心中学教职，同年秋，任上海暨南大学秘书兼文书主任。同年十二月岑仲勉给陈垣信云：“在宁谈话中，孟真先生颇有援引入所之表示，并询志愿，当时唯唯应之。”是傅斯年早有找岑仲勉入历史语言研究所，但岑仲勉没有答应。一九三六年岑仲勉转任陕西潼关禁烟会计专员。同年九月，岑仲勉给陈垣信云：“傅先生意仍主勉入教育界，然此事总利害各参半，容当熟思耳。”

岑仲勉仍难下决心，很可能主要原因还在于家累，在于经济压力。

岑仲勉先生在工作中

在《傅斯年遗札》中有一九三七年四月二日傅斯年致岑仲勉的信，略云：

数月前奉上一书，具陈弟等数年来拟约大驾到本所或其他学术机关，而谋之未成之经过，想早达左右矣。兹以本所有在国外研究满期返国者，经费上遂腾出若干可以设法周转。上周赴北平，与陈寅恪先生商量此事，皆以为当约先生惠来本所，以为弟等之光宠，以赞本所之事业，兹敢陈其梗概。

一、此次决定聘任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此职为本院研究人员之最高级，八年以来，除一个例外不计，敝所未尝有此聘任。（外任者则有之）

二、薪奉与同事商定为月三百五十元。本所设置之始，同人薪额皆低，以后逐渐加薪。兹以加薪一事，不易常行，故今竭其能力，定为此数（三百元以上加薪事本极少），以此时本所经费论，后来加薪之可能性极微，此与以前诸倒不同者也。

三、区区之数，本不足以答高贤为学术致力之劳，然此等机关，能力有限，待遇较薄于大学，亦今日各国之通例也。若论研究之方便则非大学所能比，研究员不兼事务者，全部工夫皆是自己所有也。

四、专任研究员之著作，除通俗文字外皆交本所发表（亦偶有例外，则因有特殊理由，如为读者较多，有时在国外发表。），不另给酬，此本院常规之一。

五、本所各专任职员，依院章不得兼任院外有给职务。

……数年积愿，今日始能出之于口，幸先生鉴其愚诚，不我遐弃。又此意弟在北平时，曾以商之于援庵先生，得其同情许可。

又专任研究员，每年度之研究计划，例与本组主任商妥后行之。第一组主任为陈寅恪先生。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陈垣致傅斯年函：“接岑先生函，知我公爱才如渴，至佩至佩。”因此学者孟彦弘说：“现在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是将岑仲勉之入史语所，归功于陈垣的推荐。但我们从相关信函中可以看出，岑仲勉之为学界所知，得益于陈垣的延誉，但聘岑入史语所，是傅斯年长期努力的结果。”

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岑仲勉到史语所报到，过两天抗战就全面爆发了。其后战火遍及江南，乃随史语所从南京流徙于长沙、昆明、重庆等地，不遑宁处，却都无法扰乱其心。因为耳聋之疾，岑仲勉索性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时期，即便与同住一个四合院的史语所同仁，岑仲勉也少有寒暄，形单影只。何兹全回忆说，那时的史语所迁徙到四川南溪李庄，与世隔绝，没有报纸和广播，外界战事只能通过从山下来送菜的人那里得知，岑仲勉算是老一辈，因为耳朵不好，他很少跟大家打招呼，大家也很少跟他打招呼。那时晚上在山里读书，只能点桐油灯照明，直冒黑烟，在灯下看书写字久了，鼻孔里都是黑灰。岑仲勉就在这样的幽灯暗夜里，寂寂与古书为伴，三个月读完《全唐文》，一个多月读毕《全唐诗》，爬梳钩稽，创见性地开拓了以碑证史的唐史研究路径，与陈寅恪以历史政治入手的研究方向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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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〇年代的史语所可谓大师云集，赵元任、陈寅恪、钱穆、陶希圣、劳干等学者已负盛名，而岑仲勉并不起眼。但他凭借史语所的丰富藏书，岑氏全力以赴，迎来个人学术生涯的巅峰。他以厚积薄发之势，步入学术鼎盛期。如今，随意翻开一本当年的《史语所集刊》，岑仲勉的论文有时会占到一多半。

岑仲勉的著作《元和姓纂》

学者陈尚君称赞岑仲勉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元和姓纂四校记》，他说：“岑校采用穷尽文献的治学方法，致力于该书的芟误、拾遗、正本、伐伪，程功之巨，发明之丰，校订之曲折，征事之详密，堪称其一生著述中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近代古籍整理工作中可与陈垣校《元典章》并列的典范著作。在缺乏系统的古籍检索手段的情况下，岑氏从数千种古籍中采录《姓纂》所记近两万名历代人物（唐人占绝大多数）的事迹，逐一考次订异，并据以纠订前人辑校本的各类错误。《四校记》的意义已远远超越对一部书的校正，其揭示的大量汉唐人物线索为这一时期的文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矿藏，称其为人事工具书也不为过。”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岑仲勉在史语所工作十年，这是他治学最勤奋、整理研究历史文献最有成就的黄金十年。但到一九四八年，傅斯年却决意要解聘岑仲勉。学者孟彦弘说：“曾有学者认为，岑仲勉的离职，是因为他在一九四四年发表的有关《史记》中‘不得’的记载，徐俊已发表《关于‘不得’的后话》（《书品》2010年第3辑），详加辨正，指出此系误传。极是。傅、岑二人的分歧，措辞上看，是傅对岑的研究逸出约定范围表示不满；但究其实，则是傅对岑的古文、古史、古音的研究不以为然。”

岑仲勉和儿子

其实早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七日傅斯年给岑仲勉的信中，对其治古史就有意见了，他说：“大凡声音字体，涉于语言学范围者，宜系统考定其相同违之处，若执一字辗转比之，三五转后，恐无不合者矣。”到了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傅斯年致岑仲勉函说：“……古文古音古史，本所各自有专家，皆一时之俊，犹之先生擅长在中世史也。”同年三月二十六日，傅又致函岑说：“我辈既在第一组（史学），其所治之范围，自应以第一组为限，盖语言学者，自有其纪律，非自少专攻，精通各种文字，不能得其真谛，则猜谜之事，徒资后人以口实矣。”最终，岑仲勉并没有等傅斯年正式解聘，而是选择了自行离开。傅斯年得知后，随即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致函岑仲勉：“……闻驾将归粤，恐未获在京祖送，实不能无所惓惓耳。所示抄写各费，均当遵命。大驾行前理应致送若干月薪水，已托作铭兄转请萨先生核定。先生不忮不求，学问之外一无所涉心，足以夙兴，弟尤钦慕。今以一科上之不同，遂各行其所是，亦事之无可奈何，望先生不以此事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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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四八年七月以迄一九六一年十月病逝，岑仲勉一直任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担任《隋唐五代史》《唐代石刻文选读》《两汉西域学》《蒙古初期史》《隋唐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岑仲勉年长陈寅恪五岁，成名则要晚得多。一九三七年岑仲勉到史语所任职，傅斯年即告知他，研究计划须与历史组主任陈寅恪商定。其时陈寅恪适因父丧在北平，两人并未见面，直至次年八九月间方在昆明见面。此后陈寅恪脱离史语所，岑仲勉则随所十一年。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岑仲勉手稿

一九四九年一月陈寅恪来到岭南大学任中文系、历史系合聘的教授，巧合的是，一九五二年院校调整时，陈寅恪也随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唐史双雄遂同在一系，又皆以中古史名世，并称“康乐园二老”。上世纪五〇年代，时任中大历史系主任刘节每年都会向入学新生介绍道：“我们系里拥中古史两位大师：陈寅恪先生和岑仲勉先生，他们都是著作等身，满门桃李。二老同系任教，是全体师生的光荣。”曾师从陈寅恪、岑仲勉的学者蔡鸿生回忆，两人间私下来往不多，但能互为礼敬。

岑仲勉的著作《隋唐史》

学者谢泳说：“如所周知，岑仲勉《隋唐史》讲义中对陈寅恪的许多观点多有驳论，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中说《隋唐史》‘有意与陈氏为难，处处与之立异’。”学者陈尚君说：“岑著《隋唐史讲义》篇幅多达六十万言，系统表达他对隋唐史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看法，其中包含大量与陈氏商榷讨论的意见。据项念东的比读，对陈氏学术观点的批评多达七十八处，除少数几则为补充陈说或引陈说以为佐证外，绝大多数为对陈说的批驳，包括关中本位政策、李唐先世出赵郡李氏、太宗压制中原甲姓、府兵兵农合一、牛李党争所分阶级及始于元和、唐制承北齐、唐小说与古文运动之关系、唐将相文武分途说，等等，几乎涉及陈氏大多主要学术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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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谈到岑仲勉在一九四九年后的学术研究中，喜引时人论述，比如郭沫若、斯大林等，思想观念多有趋时之论，甚至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历史。陈寅恪对此很不满意，所以写这首《经史》的诗：“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这诗过去人们都没有想到是批评岑仲勉的，经过考证，结合时间、地点和当时背景，尤其“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两句，岑仲勉在《隋唐史讲义》“编纂前言”中，不指明批评了陈寅恪，所以他用了“开卷语”暗示《隋唐史讲义》“编纂前言”。意谓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独立思想，简单趋时，最后结局可以想见。而一九五二年春，陈寅恪还有一首绝句《咏校园杜鹃花》：“美人秾艳拥红妆，岭表春回第一芳。夸向沉香亭畔客，南方亦有牡丹王。”谢泳认为陈寅恪当时已双目失明，校园有无花开花落，其实他并不关心。如果此诗就字面理解，毫无意义。因此他认为此诗也是写岑仲勉的。谢泳说：“当时北京已有陈寅恪早年清华同事冯友兰的顺时而变，现在广州陈寅恪早年史语所同事岑仲勉也首先表态，用辩证法来解释隋唐史，此即‘美人秾艳拥红妆，岭表春回第一芳’之意。‘夸向沉香亭畔客’是化用李白《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之意。岑仲勉是唐史专家，此处用‘沉香亭畔客’借指唐史研究者，语意精妙。‘南方亦有牡丹王’易解，但关键是一‘亦’字，我理解是以北方冯友兰对指岑仲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