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来，我一直待在一线，看着国贸大厦、地王大厦、京基100、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等我在深圳参与的标志性建筑接连拔地而起，我很有成就感和获得感。”在近日举办的“穿梭45·身边故事会”活动第二场上，中建钢构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陆建新感慨地表示。

这场于深圳百姓书房进行的故事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承办，三位广东改革开放事业亲身建设者娓娓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从建筑技术、证券交易、科研创新等角度，追溯青春记忆里的“深圳速度”，瞻望经济特区精神意志不老。

他仍会毫不犹豫踏上那趟南下火车

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陆建新觉得，自己仍会毫不犹豫地踏上那趟南下深圳、晃晃悠悠的绿皮火车。火车上人很多，他站了20多个小时。那是1982年，18岁的陆建新接到公司通知，要前往深圳负责国贸大厦的工程测量工作，这幢大厦有50层高。“50层是什么概念？我想都不敢想。那时候在湖北荆门，我能见到的最高建筑不超过五层。”陆建新说道。

陆建新是北上广深多座地标建筑的建造者。他参建工程的总高度达到3600米，被誉为“中国摩天大楼第一人”。“我脑子里把毗邻香港的深圳想象得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当我走出罗湖火车站的那一刻，才意识到现实的‘骨感’。”看着低矮的楼房、简陋的工地、泥泞的道路，陆建新心想“这跟其他地方好像没什么两样”。

他和伙伴们住在国贸大厦旁边一排用竹子搭建的简易房子里。这方宿舍被他们戏称为“竹楼宾馆”。抚慰着他初到边陲小镇之失落的，是国贸大厦建设工地旁边一栋楼上，那幅烙印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他此前从未接收过这样的理念。其中的铿锵、坚定冲击着他，也让他在此后的工程建设中更有干劲。

团队的热情投入缔造出举世闻名、“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陆建新介绍，为加快进度，建设国贸大厦采用滑模施工技术，当时国内还没有先例，他与团队顶住压力通宵达旦研究，终于在第四次试验时找出原因，成功突破。当“深圳速度”缔造出又一个“两天半一个结构层”的最快施工奇迹时，陆建新也参与其中。

地王大厦是深圳第二座超高层钢结构大厦，其384米高的主楼钢结构，仅用379天便完成施工。陆建新记得，1994年5月，地王大厦的钢结构施工启动，直到一百米高时还没有装好施工电梯，于是他每天背着10公斤重的设备，沿着钢管脚手架搭造的楼梯爬越楼层测量，经常凌空走在只有巴掌宽的钢梁上方。

最终，项目竣工验收偏差为25毫米，远低于美国75毫米的验收允许偏差标准。“支撑这个成果的，是我们国家不断突破的建筑技术。”陆建新透露，地王大厦建设“提速”的一个重要保障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这个技术是工人们到海外进修学会的。而从建筑技术难度来讲，地王大厦高宽比为9：1，创造世界超高层建筑最“扁”、最“瘦”纪录。

30年过去，地王大厦的玻璃幕墙外观依然“青春不老”。其楼顶上矗立的“两根针”设计，不仅可以作为超高层建筑的避雷针使用，也让深圳增添一分“奋笔直书”的文化气质。“80年代看国贸，90年代看地王。”这是中国建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深圳经济特区精神的鲜活载体。

“能参与这样一份伟大的事业、见证一个时代的奇迹，是无比的荣耀和幸运。”在深圳生活41年的陆建新，早已成为地地道道的深圳人。

他听见“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回顾42年前来到深圳，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总经理禹国刚认为，自己做了“无比正确的选择”。当时，他已接近不惑之年，在陕西老家偶然收到一封来自广东亲戚的信件，劝其到深圳发展。禹国刚每个月拿着58.5元的工资，一家四口生活得也算滋润。可是信里说：“你别看现在的深圳很荒凉，但它未来可能是‘中国的旧金山’。”

他被这句话深深打动，心想也许真的会有不小的机遇。于是1981年春天，他变卖了家里最值钱的一台三洋收音机和一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带着600多块钱，毅然从黄土高坡来到改革开放的热土。“信里的那句话果真被说中了——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大湾区，深圳不正是其中的核心引擎吗？”禹国刚提到。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禹国刚赴深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选派到日本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的留学生。那是1983年，新中国仍没有证券业务和相应课程。考官们在京津沪都未找到合适人选，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广东进行第四次招考。通过共青团深圳市委推荐，禹国刚到广州参加选拔考试。考核金融证券知识时，他的表现让考官很意外——竟然全都能答得上。

“你这东西从哪学来的？”考官疑惑。“你要知道我是从深圳经济特区来的，平时和日本的一些电子公司打交道，会谈到股权转让、证券市场，这些都是我自学的。”禹国刚的自信对答令他当场获得名额。在他学成归国后的1988年，深圳决定在资本市场的试验探索中先行一步，成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禹国刚受命担任领导小组下属专家小组组长，具体负责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

筹办之初，一切从零开始。禹国刚向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借来一套家属宿舍，包括床铺、被褥、桌椅等；又从武汉大学借来几个研究生，在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贷款20万元，就这样搭建起专家小组。“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专家小组翻阅了大量境外法律法规，光是翻译证券交易各项业务的规则资料，就达到200多万字，形成的中文法规规章也有30多万字。”禹国刚介绍。

这些成果最终汇总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打造证券交易所的“蓝皮书”——《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那时候，社会上对证券交易所还有不少反对声音。但解决股票“黑市交易”等问题刻不容缓，深交所必须尽早开业。“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快33年，但1990年12月1日这一天的情形，在我脑海里还是无比清晰。”禹国刚动情地回忆着。

他永远记得，当天上午9点整，在深圳市罗湖区红岭路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厅门口，开业敲钟绳子拽动的那一刻，自己忍不住流下热泪。伴随着清脆钟声，新中国第一家按照国际惯例规范化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在深圳诞生，揭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篇章。是日，深交所唯一一只挂牌股票“深安达”共成交8笔，共计8000股，避免开市首日“零”成交的尴尬。

但实际上，直到1991年4月16日，深交所才拿到经国务院批准授权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批文。其先行先试，可以说是“先生小孩，后拿准生证”。禹国刚认为，这恰恰说明，“深圳速度”不仅是一个时代快速发展的符号，更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开放精神象征，激励我国资本市场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到全国发展，而他个人，也迎来人生中一次次重要机遇，为“深圳速度”增添生动注脚。

昔日荒地、臭水沟、连名字都没有的小路，经过不断开阔修缮，变成如今禹国刚眼中“豪情满怀、元气充沛、依然一切皆有可能”的深圳。

他选择深圳、扎根湾区因看见“前沿有光”

2020年，深圳湾实验室刚成立不久，提出要面向生命健康前沿领域，探索实践科研新模式。这与胡晓军的想法不谋而合。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经历，让他对如何发挥党建作用、打造健康向上的科研生态非常有兴趣。“所以，选择深圳，选择深圳湾实验室，我从未犹豫。”胡晓军强调。

深圳湾实验室成立短短四年时间，已经拥有在职人员1600余人、各类高层次人才近200人、科研团队百余个，于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400余篇，并申请专利200余件。其在传染性疾病、神经性疾病、前沿学科技术、高端仪器设备研发等多个领域的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迅速成长为颇具影响力的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科创高地。

作为深圳湾实验室党委书记，胡晓军认为，深圳湾实验室跑出创新“加速度”，背后有3条秘诀。“第1条秘诀是，我们建立起国际化的人才引进和评价机制。”胡晓军介绍，深圳湾实验室跳出浓重行政管理色彩带来的限制，灵活引进人才，具备职称自主评审权，青年科学家们在专心学术研究的同时，可以得到应有的认可和保障。

“第2条秘诀是培育自由开放的科研创新土壤。”胡晓军谈到，深圳湾实验室鼓励“自由探索+协同攻关”，让许多原本不同领域、不同项目的学者碰撞出火花。比如，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特征和发病机制研究的“大湾区老年脑健康计划”，就是跨学科、多角度进行协同攻关的典型范例。

第3条秘诀则是建立完善的“科研无忧”人才保障机制。据悉，深圳湾实验室从入职到工作到出行，令科研人员“拎包入住”、心无旁骛。其聚焦薪酬、落户、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领域，不断完善“一站式”人才服务体系。许多长期在海外工作的科学家，在加盟深圳湾实验室后“没有陌生感”。

“深圳湾实验室在四年时间里的超常规发展，正是一批批科研人员在新时代跑出的‘深圳速度’。”在胡晓军看来，敢为人先的精神，让同样没有历史包袱的深圳湾实验室在科技增量上不断加速攀升。未来，其也将继续支撑深圳市、广东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生物医药产业与临床医学发展，争创国际一流。

虽然来到深圳才三年，但胡晓军感觉，自己早已融入这里的生活：“我想，这也许就是深圳包容开放的魅力所在。”

（主办方供图）

编辑 秦涵 审读 刘春生 二审 许家宜 三审 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