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湾区 073期｜南海何启：医法两专的香港华人领袖

他是香港第一位执业的华人西医医生，创立了香港第一所西医学院，创办了香港大学，影响到后来兴建启德机场。他不仅是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更是孙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导师。他是香港“华人领袖”何启。

■蔡登山

何启（1859—1914），原名何神启，字迪之，号沃生，广东南海人，生于香港。父亲何福堂（进善），在闯南洋谋生期间，进入英国人马礼逊创设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学习，一八四三年随英华书院来到香港，后被英国伦敦基督教传道会封为牧师，是继梁阿发之后的第二位华人牧师。其后，何福堂于一八六三年在香港设立了英国伦敦传教会福音堂，并由此博得了“近代中国第一位神学家”的美誉。何福堂还曾协助著名的英国汉学家、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布（James Legge），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为沟通东西方文化做出了贡献。在香港传道的时候，何福堂还与人一起经营房地产，获利甚丰。

何启

何启生活在这样一个典型的西化家庭，出生后即由理雅各布牧师施行洗礼。十一岁入读香港中央书院（Hong Kong Central College），该书院是港英政府在香港创办的第一所官立中学（一八八九年改称为维多利亚书院，一八九四年更名为皇仁书院）。在书院期间，何启接受系统的西式教育，为其日后汲取西学奠定良好基础。同时也结识了后来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维新思想家的胡礼垣（翼南），由此结下了毕生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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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二年，何启在中央书院毕业后远赴英国留学，于苏格兰的巴尔美学校（Palmer House School）接受中学教育，成为第二位负笈英伦的香港华人。一八七五年九月，他考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Aberdeen University），修习西医。一八七九年顺利毕业，荣获该校内科学士学位及外科硕士学位。

何启

此外，何启又通过伦敦第二古老私立医院，即圣汤玛士医院（St． Thomas’s Hospital）的临床实习，成为正式的外科医生。同年更通过英国皇家外科学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的考试取得院士资格。二十岁的何启由此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位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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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汤玛士医院实习期间，何启邂逅了一名英国女子雅丽氏（Alice Walkden）。她出身名门，其父亲获根约翰（John Walkden）是英国下议院议员。在雅丽氏的劝告下，何启进入位居英国四大法学院之首的伦敦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研读法律。按照英国不成文的惯例，法学院被视为培养贵族的摇篮，换言之，选择了法律专业便有可能跻身于贵族行列，成为受人尊重的绅士。

何启英籍夫人雅丽氏

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何启从林肯法学院毕业，获得律师资格，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个中国人，第一个就是他的姐夫伍廷芳（何妙龄的丈夫）。同时何启结束了留学生涯，携其新婚妻子雅丽氏返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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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港之初，何启便悬壶济世，成为香港第一位执业的华人西医。无奈受中医学传统的桎梏，大多香港市民对于动辄“开膛破肚”的西医敬而远之。何启的生意自然也就难有起色。次年，他决定改行做律师，获得香港高等法院批准为执业律师，并奉委为香港第二位华人掌法绅士。此外，他还经营房地产及其他生意。

雅丽氏为何启生下一女后，一场突如其来的伤寒一卧不起，在一八八四年病逝，终年三十三岁。

雅丽氏的逝世对何启打击极大，他从雅丽氏的遗产中拿出两万元，资助伦敦传道会购买荷李活道的一块土地，在该地兴建医院，命名为“雅丽氏纪念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藉以纪念亡妻。

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

一八八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雅丽氏纪念医院”揭幕。该医院后来与其大姐何妙龄的医院及那打素医院合并，改名为“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一直以设备先进、医术高明享誉香江。何启从建院起，就担任该医院财务委员会主席长达二十七年之久。而雅丽氏去世后，何启续弦，娶黎玉卿（父亲美国人，母亲中国人）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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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七年一月，曾国藩之子，曾任驻英、法、俄公使的曾纪泽，以英文写成《中国先睡后醒论》在英国伦敦《亚洲评论季刊》杂志发表。同年二月八日，香港最早的西文报纸《德臣西报》全文转载。该文指出，中国在经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后，已经从天朝上国的“睡梦”中觉醒，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西化运动——“洋务运动”就是明证。曾纪泽坚称，目前解救中国于危亡之境的第一步应是近代化的军事建设，并乐观地认为，只要中国沿着业已确定的国策走下去，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全备稳固”的国家。

何启的姐姐何妙龄，为伍廷芳夫人。

何启阅后大不谓然，他认为曾纪泽故意掩饰清廷积弱的真相，显然是讳疾忌医，于是二月十六日，何启以Sinensi为笔名，用英文写成了《中国之睡与醒——与曾侯商榷》，发表在《德臣西报》上。五月十一日，何启的同窗好友胡礼垣将其译成中文，更名为《曾论书后》，发表在香港《华字日报》（为《德臣西报》的中文版）。此文除驳斥曾纪泽的文章外，还对清廷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透过办洋务以谋自强的策略给予否定。何启指出，中国最大的弊病就是“政令之不修与风俗之颓靡”，其中一针见血提到：“数十年来，中国之所以见欺于强敌，受侮于邻邦，而低首下心，甘作孱王，而屈微软国者，实坐内政之不修也！”同时亦表示，中国的律例不平，法司不公，才是中国无法达致真正富强而令列强尊重的根本原因。他说：“今者中国政则有私而无公也，令则偏而无平也，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啻如奴贱也；官吏如虎，而君上纵之，不啻如鹰犬也。基已削矣，址已危矣，而欲建层堂，起岑楼，吾不知其可也。人之为人也，必理直然后可以气壮；国之为国也，必内修然后可以外攘！”这是何启关心国事的第一篇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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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香港华人接受西方医学，并培养合格的香港华人医生，何启打算在香港创办一所西医学校，得到伦敦传道会会友和在港英国人士的支持。一八八七年十月一日，代理总督金马伦将军在香港大会堂宣告“香港西医书院”成立。从此，香港乃至整个东亚有了第一所西医书院，为一间五年制医科院校。何启因对创办该院的卓越贡献，被聘为该院名誉秘书，成为该院管理机构中唯一的一名中国人。此外，何启自该院创立起，担任教授，讲授“法医学”与“生理学”近二十年。而雅丽氏医院则成为香港西医书院学生实习的地方。

何启（前排右五）与香港西医书院师生合照

早在一八八三年，孙中山已经来香港求学。一八八七年九月，孙中山由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科学校，入读新开办的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说：“予以其学科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

当时孙中山以“孙逸仙”之名注册入学，成为何启的学生。香港西医书院自一八八七年创立，至一九一二年并入香港大学，更名为“香港医学院”。学者罗香林说，香港西医书院凡历二十五年，合计仅得一百二十八人，而以孙中山及王宠益等为最著名。

一八九二年，孙中山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与江英华同为香港西医书院首届毕业生。追溯孙中山思想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何启是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导师，在早年的孙中山身上留下何启式的烙印，孙中山对此也毫不隐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孙中山在担任非常大总统领导护法运动时，曾亲口对何启的女婿傅秉常谈起“自己受惠于何启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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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设兴中会总机关于香港，托名“干亨行”，取“干元奉行天道，其道乃亨”之义。何启虽然不是兴中会会员，但对于兴中会的宗旨极表赞成，常参与大计。

三月十二日，何启在《德臣西报》发表《改造》一文，鼓吹革命。

三月十六日，兴中会举行干部会议，议决攻取广州计划，由何启负责起草宣言。

八月二十七日，香港政府下令封闭“干亨行”，八月二十九日，党人孙中山、陈少白、谢缵泰、杨衢云等在港岛西营盘“杏花楼”召开秘密会议，何启与《德臣西报》主笔黎德亦在座，众举何启为发言人。

九月九日，由朱淇撰讨满檄文，英人黎德草英文对外宣言，由何启及谢缵泰修订之。

十月二十六日，广州起义失败。

十一月七日，陆皓东等殉难。

何启

从广州起义的前后过程看，何启充当了孙中山与杨衢云联合力量的“幕后军师”。正是有了他的参与，才有了海外、香港两支反清力量的合作。可惜的是，广州起义终因部署有误而失败。

参与、策划广州起义是何启政治热情的大爆发，他本想以自己的地位，影响、左右此次起义的进程，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然而起义失败了，但也更坚定他走上改良道路的决心。他继《曾论书后》，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如一八九七年与胡礼垣合著《新政始基》（上、中、下篇），《新政安行》（上、中、下篇）。一八九八年与胡礼垣合著《康说书后》（上、下篇），《＜劝学篇＞书后》。其中阐发对中国现行政治的改良主张，并由此确立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改良思想家、维新启蒙大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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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九年秋，陈少白奉命创办《中国日报》于香港。作为党务军务的进行机关，抵港后得何启、区凤墀之助，租得中环士丹利街二十四号为报馆发行所。

一九〇〇年夏，义和团事件日益扩大，何启认为中国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就近向陈少白建议，主张兴中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救国。根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有李鸿章欲在粤独立，请孙中山面商合作之事。

东华新院暨保良局开幕，何启（中）与其他官绅合照，1900年。

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筹划革命起义的事情，他接到香港陈少白报告：“拳匪倡乱，惹起八国联军入侵大祸，何启（时仍任香港华民议政局议员。何氏并不加入兴中会，但常参预会中机要）建议与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救国，由李鸿章首向清廷宣告两广自主，而孙先生率革命党员佐之。其进行方式，先由中国志士联名致书当时香港总督卜力（Sir Henry A． Blake），请其劝告李氏以两广独立为革命张本；李如同意，即由彼电邀孙先生回国组织民主政府。此议经在港兴中会同志全数赞成，并先由何启取得港督同意，请示进止。”

孙中山立即同意，于是何启拟致港督英文函，港督得函，极为赞同，令沙面英领事秘密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此时刘学询、曾广铨亦极力从旁怂恿。刘学询对李鸿章说他和孙中山是旧交，可写信劝孙合作。李鸿章也有亲笔函致孙中山，托驻日公使李盛铎面交，希望来广州共同洽商对策。香港总督卜力赞成有一华南民主政府，但英国政府持反对态度，认为李鸿章是“亲俄派”，彼此断难精诚合作，不久李鸿章奉调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何启的两广独立梦想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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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三年，何启与曹善允、周少岐创办圣士提反男校（今圣士提反书院）于港岛西边街（一九一二年迁往港岛赤柱）。圣士提反男校是当时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伦注册的中学，且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辖。该校以发扬中国之礼教与学术文化为目的。学级采六年制，与当时全港中学均采用八年制有别。

一九〇八年一月，圣士提反男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港督卢押（Sir Frederick Lugard）应邀致词。卢押在致词中特别提到香港西医书院本为大学水平的医科，理宜于大学之内设立，加以香港地位日趋重要，亟须建立一所英国性质的大学，希望社会人士大力捐助，以竟其功，旋获殷商么地（Mody）慨捐十五万元作为大学建筑费，另捐银三万元作为大学经常费。

一九〇九年，一个由何启任助捐董事会主席的“香港大学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香港社会各界反应强烈，踊跃捐款。

一九一一年三月三十日，香港大学正式成立，从而结束了香港地区无综合大学的历史，揭开了香港高等教育的新篇章。作为倡议者、筹划者的何启居功至伟。港大开办初期，仅设工程、医学两科，何启等人主张加设文科，并极力保证必有人愿意捐助开办经费，结果征得南洋华侨张振勋慨允，每年捐助一万两千元，因之，同年，港大增设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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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对香港公益事业的贡献，还有保护宋王台和建设启德机场。宋王台是香港人民为纪念南宋皇帝宋端宗赵昰而建。元朝攻打南宋，宋帝赵昰逃难至香港九龙半岛。日后港人在马头角海滨一个名为圣山的小丘上修筑了宋王台，藉以纪念。山顶上有三块巨石，叠成品字状，其中一块刻有宋王台三个大字。

十九世纪末，九龙的不法商人为筑路建房，在圣山放炮采石，当地居民便自发组织起来保护“宋王台”。时为立法局议员的何启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经过何启的奔走呼吁，一八九九年，港府采纳何启的建议，颁布《保护宋王台条例》，禁止人们在圣山采石。宋王台得到了保护，保存至今，成为重要的历史古迹，同时更成为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创建“启德机场”更是何启造福于香港社会的一大盛事。随着香港经济成长，香港人口不断增加，对土地需求越来越大。香港政府实行填海造地政策，鼓励商人填海造地。何启决定与亲家区德（区德的女儿嫁给何启的儿子何永贞）合作，组建“启德投资公司”，通过投标购下九龙湾海床，自行填海为地。在工程浩大、施工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启德公司硬是靠肩挑手挖，费尽艰辛，填出了一片新地。

不久，这片新开垦的土地被香港飞行会租借，作为飞机升降之用，后来发展成久负盛名的香港“启德机场”（启系指何启，德系指区德）。

一九二八年，“启德机场”正式启用，继后多次扩建，成为亚太地区第一流的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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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自一八八二年学成回国不久就踏入政界，成为港英政府中为数不多的高级华人官员，长达二十年之久。先后出任“太平绅士”、公共卫生委员会委员、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等职。任职期间，何启为香港社会的公益事业、尤其是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深受香港华人、驻港英人欢迎的“华人领袖”，被英国人称为“中国绅士”。

一八九二年，英国政府授予何启“CMG”勋章（骑士勋章）。

一九一二年，英国政府再次赐予何启“爵士”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