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梁思永（1904－1954），广东新会人，出生于澳门（一说日本横滨，一说上海）。小时就读于日本神户的同文学校。一九一三年随家人回国后入读当时北平西城的崇德中学。一九一五年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在学期间，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与兄长梁思成合作翻译英国学者威尔斯所著的《世界史纲》，并在梁启超校订后出版。一九二三年自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说：“父亲之所以选择考古专业，主要是出于祖父的期望和安排。祖父凭着他独特的学术眼光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目睹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在迅猛发展，而中国虽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但在我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都是些所谓的‘外国汉学家’，如瑞典人安特生、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日本人鸟居龙藏等，他们以各种名义来华，并将考古所得的实物与资料非法带回自己国内。祖父对此种现象十分愤慨和不满，他很希望由我们自己国家的学者来做考古工作。在一九二六年的一次讲演中，他发自内心地说道：‘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于是，他决心让儿子学习这一冷僻专业，以图振兴中国的考古事业，为中华民族在这专业学问领域争以世界性声誉”。

梁思永在美求学期间，曾跟随研究美洲考古的祁德（Alfred Kidder）去过美国西南部，参与原住民遗址的发掘。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清华国学院为欢迎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归来，举行茶话会。当时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在听完同事李济讲师的报告后，给还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永写信：“李济之在演讲中说，他们‘搞考古都只是半路出家，真正专门研究考古的人还在美国……是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殷切期望之情溢于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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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夏天，梁思永听从父亲的建议，中断学业回国一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并整理李济于一九二六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的部分史前陶片，为他撰写硕士论文作准备。

梁启超给梁思永的家书

一九二八年八月，梁思永再度赴美完成学业。他完成《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的硕士论文，这是中国考古学者完成的“最早的一本专题研究著作”。

一九三〇年，梁思永获硕士学位毕业归国，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他得知中东铁路俄籍雇员路卡徐金在昂昂溪附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乃于九月十九日从北平出发，与助手王文林一起前往调查。

他们共挖掘了四个沙冈，在黑沙层发掘到陶片约二百块，在第三沙冈挖掘到一座墓葬，获骨器十余件，从地面采集石器一百多件，陶器一个，加上路卡徐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七百多件，昂昂溪共出土标本一千多件。之后，自十月二十一日由通辽转入热河进行考古调查。历经三十八天，步行路程逾千里以上，在人迹罕至的村落和田地，他说：“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

梁思永

尽管条件如此恶劣，他们仍调查了五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大量文物标本。梁思永在《昂昂溪史前遗址》一文中，认为“昂昂溪的新石器文化不过是蒙古热河的新石器文化的东支而已。”而梁思永认为热河和东三省的史前遗址，可分为两大区域。西辽河以北之热河与松花江以北之东三省为一区，出打制石器及印文陶（至少在热河）；辽河流域（广义的）为一区，出磨制石器；但还有许多问题须待解决。这是国内学者最初接触以细石器为代表的遗址，并且首次进行了科学发掘，在断代上树立了重要的标尺。同时还对细石器（当时称为幺石器）的概念和分类标准有所创新，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典范。原计划在这些新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但由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梁思永只好中断了在东北的考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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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二日，梁思永主持河南安阳后冈（在小屯东南，洹河南岸）第一次发掘。同年十月九日至卅一日，主持山东城子崖（历城县龙山镇）第二次发掘。同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四日，主持后冈第二次发掘。因工作过度劳碌，体力不支，返回北平就病倒了。他的女儿梁柏有曾撰文说：“他在野外工作中和工人们一起挖掘，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有时需要卷起裤腿在水中泡上几个小时，为了工作不受雨季影响，有时还要挑灯夜战，吃饭也无定时，工作紧张使他无法离开工地，只得啃点白馒头，喝几口凉水算作一顿饭，但他还是干劲十足。”

一九三二年春，梁思永刚二十八岁就患上了烈性肋膜炎，因此卧病两年。医生从他的肺中抽出了四瓶如啤酒颜色的积水。

一九三一年的几次考古发掘，梁思永发表了《后冈发掘小记》和《小屯龙山与仰韶》两篇文章。据曾参与殷墟发掘工作的著名考古学家石璋如（1902－2004）说：“这两篇文章在当时都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划时代的贡献，使中原史前文化的层位予以确定。”

石璋如又说梁先生根据土色的不同与其中所出的陶器不同色泽的精品划出范围，定名为白陶区、黑陶区、彩陶区；又根据地层的叠压，推知“后冈上，在白陶文化的人居住之前，黑陶文化的人曾在那里住过，在黑陶文化的人以前，又有彩陶文化的人在那住过，这个简单的事实是城子崖黑陶文化发现后，中国考古学上一个极重要的发现。在这发现之前，我们只知道在石器时代，中国在东部曾有一种黑陶文化。至于这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关系，是一无所知的。在这个发现之后，我们才知道它的时代地位，以及它与白陶文化和彩陶文化的关系。”

梁思永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地层学，是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的，梁思永将这种新方法应用于国内的考古发掘。这也令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奠基人。

梁思永首次从地层学上明确了仰韶文化（下层）、龙山文化（中层）、商代文化（上层）三层叠压关系。“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建立了田野考古学的典范，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梁思永对中国科学考古事业的重大贡献。这论点驳斥了仰韶文化发现者、瑞典科学家安特生“粗陶器早于着色陶器”的错误结论。而由梁思永主要编纂的《城子崖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是中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开创了田野报告的基本体例。其中包括“规范的考古基本概念和术语，更重要的是一套完整的文字和图片表述系统”。这种体例至今仍被沿用，对后来中国的田野考古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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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梁思永的身体刚有所恢复，便于一九三四年秋季至一九三五年，又赴安阳主持了三次殷墟侯家庄西北冈殷王陵的发掘，也是殷墟考古的第十至十二次发掘。

一九三四年十月三日至十二月三十日，第十次发掘在侯家庄西北冈发掘大小墓葬三十六座。

傅斯年（左一）、梁思永（右二）1935年在河南西北岗遗址。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至六月十五日，西北冈第二次发掘大小墓葬四百多座，获得不少殉葬品。同年九月五日至十二月十六日第三次发掘。

这三次发掘可谓中国考古史上的巅峰之作，为研究商代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地下资料。现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陈列的文物精品，大部分出自西北冈王陵区的三次发掘，与国宝文物同时迁台的还有梁思永呕心沥血之“绝笔”。

梁思永、梁思成在殷墟M1002大墓，1935年。

曾经参与西北冈发掘的石璋如说：“西北冈的发掘，在考古组来说，占了五个最多。第一，参加的工作人员最多，第三次发掘时有工作人员十一人；第二，工人最多，第三次发掘时每日用五百五十个工人，最多时有五百九十余人者；第三，用钱最多，单就工资一项来说，每人每天工资四角，五天发一次，每人二元，五百人，五天便要发一千元。本次作一百零二天，除了星期天、下雨天停工，实际的天数约八十五天，要发十七次工资，即一万七千元。这个数字现在听起来当然不算回事，可在当时真的是‘骇人听闻’；第四，占地最多，三次发掘下来占地约二万零六百平方公尺，合一百一十六亩……第五，收获也最多。除了甲骨文之外，拿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展展品目录总说明来看‘其中十之九出自安阳城西北十二里之侯家庄西北冈，十之一出自城西七里之小屯村北地。侯家庄为殷代陵墓之残迹，小屯村为殷代宫室之遗址’。”

梁思永（中）、祁延霈（左）、刘耀（右）在山东两城镇，1936年。

曾跟随梁思永参与西北冈发掘的夏鼐先生在纪念文章中这样写道：“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得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生龙活虎一般到处奔跑巡视，他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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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西北冈后，梁思永本打算好好审视一下这些不凡的出土物，写完发掘报告，再安排下一步的发掘工作。但为了实现他的新的轮流制（按：史语所已经有若干人才，他们的能力、技术、经验、行政等项足可以单独领导或主持集体的发掘，但由于职等的问题，在古物发掘法上不能担任主持的名义，所以预先多找些有希望的遗址，以便将来主持发掘。在西北冈发掘时，即让刘燿去领导发掘大司空村遗址，使祁延霈去主持发掘范家庄遗址。），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率领刘燿、祁延霈两位前往山东日照的两城镇去发掘：镇西北约半里之瓦屋村遗址，由刘燿主持；镇西北约一里之大孤堆遗址，由祁延霈主持；而梁思永仅作领导之名。归来后即由他们二位分别作自己的报告，以达到一人一址的新理想。这是梁思永创的轮流制，石璋如说：“如此则田野、室内均有工作；待报告完成后，再去作田野工作。报告不停地出版，田野不停地发掘，一直轮流下去，遗址也愈来愈多，考古事业更为发展。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可惜因抗战而未能延展下去，显出成果。”

梁思永一家于四川李庄。

之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考古组和珍贵文物辗转各地。先到长沙，后经桂林到昆明，之后又搬到“地图上找不到的”位于四川的偏远村庄——李庄。

一九四二年，梁思永肺结核剧烈发作，一度病情危急。后来他在病榻旁放置几案，把所需的资料放在一旁，另制一块木质写板，把纸张夹在木板上，可以坐在床上，垫起后背随时书写。这种精神和毅力真令人佩服，终于完成了报告的纲领。

写作这些手稿，梁思永真可谓呕心沥血。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梁思永到重庆做了一次大手术，截去了几根肋骨，以便让感染结核的左肺萎缩下来，之后便回北京调养身体。

一九四八年，他因在考古学上的突出贡献，与其兄梁思成（建筑学家）同时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五十年代初，梁思永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院中与同事们合影留念。

一九五〇年八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以虚弱的身体积极主持所里的常务工作，如制订长远规划、指导田野和室内研究，并热心扶掖后进。

梁思永带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时留影。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梁思永心脏病发作，经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岁。

李济说：”梁思永先生，中国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全部的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

夏鼐说：“他的心血已经耗尽，脑汁已经绞干，现在连他的尸骨也已成灰，但他的精神和功绩是永存不朽的。”

梁思永逝世的消息传到海峡对岸，他曾经的同事和学生，怀着哀悼之心，决定做一件事——全力以赴完成梁思永生前最牵挂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董作宾与李济商量后，决定由梁思永当年的弟子高去寻（1909－1991）对照实物资料，辑补梁思永之遗稿。李济将写有二十二万字的遗稿亲自交到高去寻手上，当时梁思永只完成了报告的第一章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

高去寻，字晓梅，河北安新人。一九三五年高去寻初次参加殷墟第十二次发掘，即侯家庄西北冈第三次发掘。由于他参加田野考古时期较晚，排号第九，所以大家称呼他为“老九”或“高老九”（按：来自“考古组十兄弟”的排序）。当时，梁思永对这位年轻的弟子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只是安排他去挖掘小墓。由于高去寻当时无缘视察大墓，这就为他日后整理大墓报告增加了难度。

从受命起，高去寻的后半生就注定与西北冈报告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高去寻历时十八年才将梁思永生前的八十四页草稿、十五页表格和一百四十页大小草图，写成八巨册、一千一百六十四页、九百三十九幅图版的考古学经典报告——《侯家庄》。

李济在《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序中说：“校订辑补师友的著作，比自己写一本书更要困难……”辑补包括订正讹误等，梁思永的草书另成一格，颇难辨认，经过岁月磨灭，由梁先生亲手绘制的插图已经退色，有些还被误认为是白纸。高去寻在补写出土器物时，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这辑补的工作，琐碎而繁杂。单以篇幅计，高去寻补写的部分竟是梁思永原作的八十倍。尽管如此，高去寻在出版报告的扉页犹题上“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辑补”。其潜德幽光尽在“辑补”二字。

高去寻为此穷尽了后半生精力，直到一九九一年去世，尚未完成全部报告。其后由石璋如接着整理三座大墓及小墓总述，终于在一九九六年出齐全九册的西北冈发掘报告《侯家庄》，此时距梁思永主持西北冈王陵区发掘已过去六十年了。对于高去寻的杰出贡献，弟子张光直感慨地说：“高先生完全出于对李济先生，尤其是对梁思永先生的义务感和责任心，而他自己的研究兴趣并不在此。他将‘破烂东西’转化为价值连城的史料，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典范之作和传世巨制。”

高去寻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在那一堆连盗墓贼都不要的“破烂东西”里钩沉梳理了将近二十年。有人建议他找一些年轻学者来帮助，但他却说年轻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我做这件事只是在还债，替我自己，也替史语所还债。”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