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琦

黄金时代

即便初来乍到，顺利嵌入这所亚洲著名高校、交织着上百年中国文化史的内山书店，并不和现实显得生分。我一厢情愿认为，原因之一，是书店临街对面梵高《星月夜》的整面墙绘——与随处可见的书法一样，这是校长徐扬生所支持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建筑文化之一。

走近看，全身被这画包裹起来，像浸入梦境；回头，是书店“百年文学会客厅”的招牌。于是，这梦境完整了：街道两侧事物，以其各自隐喻的中西浪漫时刻，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传统理念的召唤下，催生出足以遥相对话的频率。

在电影《午夜巴黎》中，伍迪·艾伦如此想象法国文艺界令人魂牵梦绕的“黄金时代”：一辆来路不明的马车，将在街头热爱小说又百无聊赖的吉尔送去二十年代的塞纳河畔。他流连于沙龙、舞会、咖啡馆和酒吧，与海明威、达利、布努埃尔等人畅谈，与毕加索的情人来往，由此摸索写作灵感。

的确存在这样的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新思潮展示出纷至沓来、应接不暇的青春神态。环顾中西，在身处巴黎街头“星月夜”的吉尔，抵达花神咖啡馆的同一历史时段——即声名显赫的二十年代——在同样热闹的、处于聚光灯下的东方，内山书店已由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中国上海开了多年，并且巧妙步入正轨。

随着时间推移，在1933年巴黎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年轻的雷蒙·阿隆向花神咖啡馆的常客萨特和波伏娃盛赞了被称为“现象学”的德国新鲜哲学。这次酒吧漫谈被视为存在主义哲学运动的发端：“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

每个国家的公共空间，都存在知识生产和思想交锋的可能。此时渐臻于圆熟的内山书店，已在老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施高塔路）落定，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虹口分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创造社出版部、太阳社、上海艺术剧社等文艺机构为邻。因左翼作家的密切交往、人文书籍的出售出版、抑或沪上报刊的追捧宣传，书店成为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集散地和中日思想文化传播的桥梁。

直到1945年，上海日本商店均被查封，书店方才歇业。而1935年设立于东京、专门推介中国相关书籍的内山书店，曾与上海方面构成公共空间的“一体两面”：各自扎根城市，传播异国文化——这无疑是和平主义者内山完造的国际理想——如今，东京内山书店成长为海外汉学研究的重镇。

上海的海派文学、鸳鸯蝴蝶派和左翼文学等文艺思潮，几乎密集发生在鲁迅在上海的那十年前后（1927年-1937年）。而内山书店和鲁迅则共同站在了三十年代上海文艺景观的最核心处。书店本身构成了许鞍华电影《黄金时代》所绘制的，在那场萧红萧军们的精神和文学狂欢之中，饱含着激情和希望的城市媒介。

2021年终于重返中国的内山书店，将前三家设在了内山完造和鲁迅从未踏足、而内山家族后人与其心意相通的天津。2023年，受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邀请，这家书店来到深圳。开业前，来自天津的书店运营团队依循前三家书店的惯例，早早在门口右侧标上了这行文字：“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这是来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属于世界、属于上海的内山书店，未曾故去、历久弥新的注脚。

▲内山书店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书店揭牌。

思想气象

在这样的时代，知识分子、边缘人和不同政见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战云密布、云谲波诡的上海。他们在咖啡馆、书店、电影院、公园相识相处。他们的思想影响着书店的品位，施蛰存爱逛英文旧书店，戴望舒去环龙路（今南昌路）的红鸟书店挑法文书。左翼作家冯雪峰一到上海，先去内山书店。

实际上，1917年夏天，内山书店开业不久，已有些名声。每月进书时，弄堂里的货物堆积如山。一群年轻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陈望道等，很早就来翻书。这批大多留学日本的新青年，深受左翼文化影响，他们没有体制内的安稳身份，在上海甚至没有亲戚，一部分都没有学历。内山完造很讲交情、说话清透，热烈欢迎他们。

曾是眼药水推销员的内山完造，本将和妻子开的书店视为副业，以弥补医药生意不佳时的亏空。然而，坚定的基督教信仰和反战思想、在华东华中地区的广泛交游、与顾客的亲密沟通，使其更为理解中国及其民众，不再有战争洪流下产生的“日本式自信”。胼手胝足、苦心经营，将书店作为中日思想文化之桥梁的理念，扎根在内山完造的心中。

因地处租界、不受当局管辖，被各方监管的左翼书籍，亦由内山完造择取售卖。夏衍曾回忆，日本左翼书店的书，在上海只能从内山购得。许多书店兼做出版，内山书店也不例外：比如鲁迅的《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以及由鲁迅出资印刷的三本“奴隶丛书”，即叶紫的《丰收》、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仅三十年代，由中国左翼作家翻译出版的外国文艺书籍中，源自内山书店的原版书逾三百三十种——说内山书店是彼时文化重镇，诚不为过。

长年沉沦在忧郁情绪中的、“孤冷得可怜”的郁达夫，在1922年喜欢上了在这里喝茶和遐想。内山完造借了弄口靠右的两幢巷堂，打通成一所用着，七八张沙发，围绕一张小桌，桌上摆放夫人准备的琼浆茶和糕点。与会的，既有银行家、军人、医生、记者、画家，也有中日两国的文人，戏剧工作者田汉、欧阳予倩、石川政吉、升屋治三郎，创造社成员郁达夫、王独清、郑伯奇等。他们不摆架子，漫无边际地畅谈、读书。有时，内山完造定下主题，邀请感兴趣的青年朋友讨论，这即是“文艺漫谈会”。小天井上，盖了玻璃用来采光，可里面依然阴暗，那么日中便常开电灯。

以“文艺漫谈会”为始，内山书店逐渐成为瞿秋白日后所称的“高等游民”或“薄海民阶层”相遇议事的重要场所，超越了售书出书的书肆。而其最初，只是弄堂深处在家里，由二楼玄关改成的一个店面，摆有百十来本书刊。巷子口竖着招牌：“知识的源泉，人生的动力”。不知上海的大马路上，有多少人因这句话拐了进去。

▲内山书店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店成内山书店重返中国后的第四家门店。

人的境况

1927年10月5日，个子不高、身穿蓝色长衫、脚穿白色橡皮底鞋的一个中年人，存着长头发小胡子，咬着烟嘴，一脚迈进内山书店的东门。他沿着书架，一声不响地浏览和折返，仔细挑了四种四本书去结账，十元二角，价格不菲。因其衣着认为无力购买书籍的店员吃了一惊。

这是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的第三天，也是他会见陈延年、在黄埔军校发表《革命时代的文学》演讲约半年之后。时隔几天，第二次来书店，意兴阑珊的鲁迅，坐在“文艺漫谈会”的沙发寒暄，结识老板内山完造。他起初没有想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久居，但不到一个月，去了十次内山书店，随后也搬至景云里，距内山书店步行可至。

鲁迅本人或许都未料到，抱持“刹那主义”态度与内山书店的结缘，强有力帮助了自己与中日左翼文化界的沟通。他蛰居在景云里到北四川路一带，数次搬家、从未远离。茅盾、叶圣陶、柔石、冯雪峰、殷夫等文学青年也住在附近，颇不寂寞。

在内山书店，他畅谈和写作，与革命者交往，举办版画展览，以及买书、收转信件、缴家里水电费。与内山完造秉持“不忘记个人的相互扶助”信条，从熟络朋友变为生死之交。周海婴出生后，与内山一家女眷交好。对待年轻的书店店员，他虽病容难消、也往往态度和善，与其谈虚无主义和夏目漱石，谈日本人的幽默，可一涉及原则问题，“目光就严肃了”。遇到论战的“对手”，叶灵凤等，时常相见，从不招呼。

这十年，鲁迅曾五百多次到店，购入上千本书籍，撰写了《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等十一本杂文集、一本短篇小说和大量译作，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29年书店迁至新址后，鲁迅把书店作为邀约朋友的地点，将“漫谈席”称为“沙龙”，与夏衍、萧红萧军们相见。因如此开放、包容的漫谈，鲁迅得以交往大量的中日文学青年，即使在日本知识界，也流传着通过内山书店即可见鲁迅的说法。同样，借由鲁迅，例如二萧也结交了上海朋友，茅盾、聂绀弩、胡风和叶紫等。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为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国民党新闻出版政策的调整，内山书店庇护着激情洋溢的上海左翼文化界。巴金在《萌芽》被禁后大幅改写原稿，将其改名为《雪》，在上海只有内山书店敢销售；瞿秋白被害后，鲁迅与茅盾、郑振铎整理《海上述林》，由内山书店送去日本印刷。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内山完造出面帮助避难；周建人、许广平等被捕，经内山完造悉心营救获释。内山完造利用其日籍身份，四次掩护鲁迅避难。

为什么上海左翼文化如此繁荣？多元思想并存的场域下，人若是具备理想的精神空间，人与书店足以相互塑造。《人的境况》中，阿伦特论及公共生活，当人们共同围坐，彼此交谈，才有可能走出一己私域，公共性由此诞生。在鲁迅和左翼作家群的视野中，内山书店是上海城市文艺的圆心，也是精神生命的据点。思想的璀璨火光，由这里蔓延至中西、蔓延至更远更深的世界和时代中去。

鲁迅在为《呐喊》捷克译本所作的序里说，“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是用文艺来沟通。”1936年10月，鲁迅逝世。1945年，日本投降，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接收。1947年，62岁的内山完造被遣返回日本，大量手记、书信等悉数佚失。

▲内山书店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店内泥塑鲁迅像。

百年底蕴

2022年1月，天津出现中国首个奥密克戎境外输入病例。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附近，位于一家商业中心、开业刚满半年的内山书店，经营雪上加霜。同期，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安排，三位大学老师从两千一百公里之外的深圳赶来天津，他们做好了隔离十四天的准备。

一如既往，书店密集进行着文化活动，无意空喊自救。新近服务方式是，通过互联网媒体推介通识教育。书店邀请中日学者和地方机构，谈上海内山书店、鲁迅、郭沫若，谈日本岩波书店，谈爵士乐起源、大运河文化和平津战役，也谈心脑血管自救和自然科学。虽然市民居家，店员仍注意调节店内灯光、音乐和鸡尾酒的气味，以使读者身临其境。

徐扬生认为，作为历史上新青年的成长乐土、具有开放包容和创新精神的内山书店，与大学的教育理念有着很多共通之处。被新华社报道引来的三位老师，当场立即确认，这正是他们苦寻的那家理想书店。即使新冠疫情形势、书店未来经营状况、双方考察签约落地时间还是未知，但大学满怀热情、决意等待。校内上家书店，半年后即将租约到期，大学也没有打算另谋过渡。

青睐内山书店的中国城市众多，而地理距离的遥远，意味着高昂的经营和管理成本。使天津出版传媒集团下定决心奔赴深圳的动力，是一座青春的、崇尚阅读的特区城市，是一所为内地带来新鲜味道的大学。书店董事长李勃洋和总经理赵奇一直思考，如何更加靠近百年内山书店的历史内核。而肩负“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使命、真正处于知识与思想高地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令他们相信，“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的精神传统，最有可能在这里重现。

实际上，这也是几十年来希望恢复旧制——中日两国各设一家内山书店的内山家族后人，当初选择与天津团队合作的心意。早在1935年，鲁迅去世前一年，遵照内山完造之意，胞弟内山嘉吉在东京开设内山书店，与上海书店辉映。内山完造归国后，以“中国漫谈旅行”为题开展逾八百次讲演，接待中科院等访日学术团体，撰写《花甲录》。1959年6月，根据内山完造的遗愿，他和夫人的骨灰合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2023年5月19日，内山家族后人，已近耄耋之年的内山篱先生，与日本内山书店社长内山深先生来到了深圳。鲁迅的长孙周令飞先生也来到了深圳。前一阵，书店和大学密切沟通和调研，也要准备书架、桌椅和前台。忙完后，当是枝裕和电影《步履不停》中的音乐、日本高提提（Gontiti）乐团的演奏声在店里响起时，筋疲力尽的李勃洋觉得，在这一刻，书店开业了。

这时，年轻时就通读《鲁迅全集》、千百遍走过了百草园的绍兴籍院士徐扬生校长，和他所执掌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为内山书店入驻校园，已等待了十六个月。

▲内山书店第三代店长内山篱致辞。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致辞。

唯有创造

百年内山书店，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更不归于陈迹，而总与新知识相连结、与新青年相扶持，以新的激情保卫新的激情。从上海到东京，从天津到深圳，面对不同城市，一以贯之、步履不停。彼时为左翼文化，此时又会是其它。

开业十几天，从天津再次赶来的总经理赵奇，正在和店员讨论一排书架的摆放顺序：这本那本为何并置，是何道理。我悄悄凑过去，他随手抽几本，比如丸山真男《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比如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向我介绍是何主题，和两侧书有什么联系。

停在这排书架前端详，上方是由内山书店黑白摄影串起的中国文学史图景，内部是日本相关书籍：比如人种、心理、精神、流行文化、政治、外交。对每一个专题，又视角重重：从东京看如何，从中国看又是如何。理想国、启真、后浪等品牌被重新排布，又穿插着对宏观和整体的多样概览，比如《日本文化图典》《超实用的日本史》。这陈列，看似混沌。

李勃洋和赵奇感慨，选书是长期事业，身处大学更不容易。除了中日人文社科、尤其中国现代文学等统一板块，眼前紧要的是保障外文教材足够供应，增设本校学者专架，增加数字经济、互联网等技术研究，这都经调研得出，明显即将要做。但他们觉得，仍远远不够，于是不断来书店，不断和学生讨论，并打算利用暑假试错。也在考虑，至少要联系天津与深圳、北方与南方的学者和机构，衔接大学之外的文化现场。

选书、陈列、举办现场的背后，是灵动、深刻的内在秩序。内山书店在大学要展开的将是一次次以学生为核心的空间实验，以期创造课堂之外的知识体系和公共空间。基于此，才可能为文化的生产传播服务，这与大学的责任相通。徐扬生说，他期待更多新文学、新视角、新思想在这里诞生，期待学子如五四先辈一样，承担起革新文化、启蒙社会的精神与担当。

前不久，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柔石与鲁迅》，内山书店为该书做签售。我想到，在内山谈柔石，是否讲《为了忘却的纪念》，讲左联文学青年和鲁迅的培育，再讲1931年2月——上海最寒冷的那个冬天？回过神来，来往书店的同学依然不算少，他们温和、专注、脚步轻盈。李勃洋守在门口的圆桌，读鲁迅的《野草》。

走到正门，再次打量鲁迅及其朋友的作品书架，我分明感受到一种灵晕，来自战争、弄堂和文学，这全然凭着书籍。书籍作为根部——沿着枝枝蔓蔓，冒失而直率地聚散、漫溯和挺进，生长出宏大细微的文学博物馆，生长出新青年的黄金时代。

周海婴历久不忘，幼年时每次来书店，总爬上书架前的高梯，似乎没有遭到父亲阻止。父亲直到在藤椅起身，才招呼他一同回家。

在“书籍的海洋之中”，他“俯视一切”，俨然成了“盖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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