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陈子褒（1862－1922），名知孚，号荣衮，又号耐庵，别号“妇孺之仆”。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外海乡，乃明儒陈献章（白沙）之后，为新会望族，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名为陈缵忠。

陈子褒儿时就是神童，他“颅大异常儿，读书数行下，学为制举文，援笔立就”。九岁时会对对子，十六岁中秀才，奕奕有文名。

一八九〇年，二十八岁的他来到广州，一边准备乡试，一边讲学，设馆于六榕寺花塔后之友石斋及芥隐堂，学生有六七十人，皆年长应科举者。

一八九三年参加乡举，癸巳恩科中式，与康有为同届举人，康有为第八名，陈子褒第五名，获选五经魁，名列康有为之前。然而当他读康有为的文章后，便深深地被康有为广博深远的学识所折服，即执贽称弟子，与新会同乡梁启超、梁启勋兄弟及清末启蒙教育家卢湘父同学于“万木草堂”。自此陈子褒的人生道路彻底被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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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晚年在《追述戊戌变法杂咏》诗中曾赞叹说：“南洲讲学新开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陈子褒在这里获得他真正需要的精神养分。他后来回忆这段在草堂的时光，“声光化电”无所不读、如饥似渴熬夜求知的日子，着实深情款款。他曾在庇理罗士女师范的演讲中提及康有为对他的影响：“鄙人当八股时代，入校二十年，教学三年，后复从康南海先生游，此后一边教一边学，所谓惟教学半，其收效殊不少，然苟无康先生教导，则茫无门径，虽十分勤勉，亦无所用之。”

《图绘妇孺三四五字书》陈子褒自序

在一八九三、九四年期间，陈子褒在康有为的指导下，开始接触大量西方的新知新物。每天前往广州双门底的“圣教书楼”阅读上海广学会等著译的新书籍，开始了解西国政教，并诵习英文。在学习过程中，他读到英语启蒙课本的鸡、犬、猫等单字，通俗易懂，想到《大学》《中庸》等书字义深奥，不适宜作儿童启蒙读本，心中遂萌生改良儿童教育的念头。同时他还想到，学校教育以家庭教育为辅，而家庭妇女一般识字不多，应该提倡女学。这些认识，成为他日后致力于妇孺教育、改良课本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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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五年春，陈子褒与康有为等人入京参加会试，适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陈子褒闻讯，即签名参加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运动，要求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此次会试，陈子褒落第，令他对科举求仕的梦想彻底幻灭，转而一心追随康梁等维新人士提倡变法革新。不久，他便参加康梁发起的“强学会”。

一八九五年秋，陈子褒返回广州，因孙中山设立“农学会”，藉以组织发动反清革命运动，事为清朝当局侦破，官方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当时万木草堂学生崔洞若参加了农学会，草堂同人害怕受到株连，于是焚烧同门录，散避四处，陈子褒也因此离开万木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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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五年，陈子褒编著《妇孺须知》二卷并出版。他在《妇孺须知》的《序》中写道：此书“模横门之急就，羼杨云之方言。通俗是贵，利用斯在。”说明他编此书的目的，在于适应妇女、儿童启蒙教育的需要。次年又编著《妇孺浅解》二卷、《妇孺入门书》《妇孺八劝》一卷出版。一八九七年又编著《幼雅》八卷出版，致力提倡妇孺教育。他在一八九七年写成的《俗话说》一文中，首次提出“讲俗话”“写俗字”，求“实用之学”。他的学生冼玉清后来评论说：“此即提倡文学改良之白话化、大众化也。”

《改良绘图三字书》

一八九八年，陈子褒参加康有为的“保国会”，戊戌变法失败后，仓皇东渡日本避难。当时与陈子褒同行的韩文举有弟韩云台在日本神户《东亚报》社任事，陈子褒因此得以结识老教育家桥本海关，在其引导下遍观日本各中小学，尤其对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所创办“庆应义塾”的国民教育思想及实用的办学宗旨与方法所折服。陈子褒曾慨叹道：“凡人有志开设学校，岂区区于其小者？然我中国十八行者，竟无人开设一小学校，而况中学校、大学校乎？”他认为，改革蒙学教育才是救国、立国之本，而改造中国最好的出发点是从改良妇孺教育着手。于是决心回国仿效，以改良小学教育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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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九年九月十日，途经香港的陈子褒在香港基督教道济会堂由皮尧士牧师（Rev．T．W．Pierce）施洗归信基督。他接受洗礼之后，经常撰写论说信仰的文章，如《说祈祷》《耶儒二教之真相》《基督教之果》等。同年底，先在广东开平的邓氏家塾任教，不久便辞去塾师之职，前往澳门办学，其馆址设在荷兰园正街八十三号，初名“蒙学书塾”，一九一二年，又迁往荷兰园二马路，改名为“灌根学校”（有灌溉民族之根之意），“其校男女生并收，远在光绪癸卯，为全国男女同学最早的学校。”弟子冼玉清回忆说：“（陈子褒）返国后实施改良小学敎育，力行孤诣，人因呼之为福翁。”蒙学书塾，仿效日本学制，每周上课六天，周日放假。

陈子褒手迹

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灌根学报》得知，其开设之课程，包括字课、经学、算学、历史、地理、物理、英文、国语、手工、唱歌、体育、诗歌、法政等，基本包括现代小学课程要求，甚至还出现中学课程。他把蒙学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废止读经，提倡通俗的白话，改革文言，以使低年级学生易于领会，收到非常良好的效果。对于高年级的学生，则不废文言文，照开经义课程，以使学生了解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培养爱国主义思想，这在同时期的学校中是不多见的。

陈子褒更注重教学方法的改良，针对传统蒙学以灌输为主，重读不重讲，他则采用由浅入深及循序渐进的“圆周”教学法，“不为强灌，以养成学徒自动为主”，学生学习是先识字、解字、再读书及先译文、串字、再作文，而在教学中充分顾及儿童的学习心理，达致养体与开智并重；采取多种方式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注意声音节拍的运用、讲课时增加一些手势动作等；其教育的宗旨“以爱国为定点，以开智为实用”，注重学生道德及民族气节的培养；注意学校卫生及学生健康，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以洗被称为“东亚病夫”的耻辱等。

陈子褒受西方教科书的影响，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就有改良教材的尝试。来到澳门办学后，他投入大量的精力编定新式教科书。据统计，从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一年间，他编辑的新式小学课本及参考书有五十余种。一九〇〇年所编著的《妇孺三字书》四卷、《妇孺女儿三字书》一卷、《妇孺四字书》一卷、《妇孺五字书》一卷、《妇孺新读本》二卷、《教育说略》一卷、《妇孺论说入门》二卷等出版，并用于教学实践。

陈子褒的课本中以《妇孺三四五字书》最为普及，他以“早起身，下床去”的《妇孺三字书》代替“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宇经》；以“同台食饭，手胯莫横”的《妇孺四字书》代替“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千字文》；以“记得细时好，跟娘去饮茶”之《妇孺五字书》代替“天子重贤豪，文章教尔曹”的《幼学诗》。这些白话课本很快就传入内地，在广州、佛山等地大量印行，影响深广。陈子褒用于教学的这些读本，是我国最早的白话文教科书，在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此后七年多的时间里，陈子褒的精力集中在编写启蒙课本方面，出版了大量教材，如：《妇孺学约》《妇孺论说大观》《妇孺论说阶梯》《妇孺中国舆地略》《妇孺释词粤语解》《妇孺译文》《妇孺信札材料》《妇孺闲谈》《妇孺中国史问题》《幼学文法教科书》《小学国文教科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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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九〇〇年获澳门格致书院（即广州岭南大学前身）汉文总教习钟荣光的邀请，主持暑期国文讲习班，历时三届，至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三年，“灌根学塾”首次招收女学生，成为我国男女同校的发端。此外，他于一九〇四年在广州创办《妇孺报》，该报报馆设在双门底的蒙学书局，发行《妇孺杂志》，接着发展妇孺大众教育的崇高理想，成了名符其实的“妇孺之仆”！

《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

一九〇七年，他率领子弟潘良弼、梁伯扬、陈兰德等五人发起为“佩根女义塾”募捐的活动。一九〇九年，陈子褒的女学生彭佩弦因家庭条件较好，毕业后自愿留在义塾任教。除此，陈子褒还在澳门高尾街创办了“灌根劳工夜校”，来满足那些白日忙于生计无暇学习的贫民子弟的求学愿望。之后，陈子褒又在澳门创办了“佩根平民义学”“赞化平民义学”等。

根据一九一五年出版的《灌根年报》，当时的教员共有六位，除陈子褒外，尚有易华轩、陈景度、卢聘儒、陈星如、潘子勋，所授科目则有国文、经史、算学、地理、图画、化学、英文、唱歌等，可谓新旧夹杂。由于学风良好，吸引了大批海内外学生来校就读。据该校毕业生冼玉清回忆：“一时学风之美，人材之多，誉满南国。欧、美、澳、非各洲华侨，遣子弟来学者极多。而香港人士，移家就读者不鲜”；所以“教化大行，信徒日众，每有母子同堂受业者，时省学务处犹未设立，内地兴学者，皆来取法，澳门一隅，教育遂为全粤冠。”

陈氏家塾师生合照，1916年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陈子褒先后出版了一些历史方面的教材，如《左传小识》《补读史论略》《史记小识》《前后汉书小识》《晋书小识》等，还出版了《灌根小学杂志》。

一九一八年，陈子褒将学校迁往香港，改名为子褒学塾，该校先设于坚道三十一号，后再设女校于般含道二十五号，男女学生人数大约有三百人，是当时香港最具规模的学塾。陈子褒主持校务之余，亲自参加教学工作，为初级班上字课，为高级班讲古文经史，并规定高级班学生必须点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四朝学案》等史籍。他在讲课时，声若洪钟，终日不倦，所有学生作业，一定亲自批改。他特别重视向学生灌注民族思想意识，以民族英雄和宋明理学教育学生。课外时间，他喜欢与学生展开讨论，注意引导和启发学生。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陈子褒出版了《南北史小识》《左传小识教授法》《新唐书小识》等历史教材。一九一九年，陈子褒联合基督教友颜君裕、周怀璋等创办了“联爱会工读义学”“联爱女校”“圣士提反义学”，扩大了办学范围。到一九二一年，陈子褒又开设“子褒女校”，聘请清代甲午进士桂玷、陈俊卿、曾壁山等二十人为教员，学生人数二百六十八人。所授课程除了体育与手工二科欠缺外，与现代小学课程相差无几，而且还包括了部分中学课程。陈子褒在香港办学的规模比在澳门时更庞大，被公认为香港私塾中的佼佼者，陈子褒则被誉为“东方的裴斯塔洛齐”（裴氏为瑞士著名儿童教育家）。

一九二二年七月四日，陈子褒在香港般含道校舍病逝，享年六十一岁，安葬于香港薄扶林道中华基督教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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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褒所创办的学校，始终未向政府立案，也不设校董会或委员会、教员会，纯属平民化的义举，可说是一位孤身作战的教育家。他献身于妇孺教育工作二十多年，并以“妇孺之仆”作为教育的职志。他以一生的教育实践走出一条教育创新之路，诚然是中国教育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位代表人物。王齐乐在《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一书中提及陈子褒的成就有六：（1）虚心学习，吸取新知。（2）改造教育，脚踏实地，从基层的小学教育着手。（3）提倡妇女教育，提高妇女地位。（4）提倡通俗化教育，大量编著浅易妇孺读物。（5）主张实验教学，注重趣味与开智。（6）推广平民教育，身体力行，努力不懈。

《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上集

冼玉清教授曾说：“五四运动，胡适、陈独秀主张改革文言，而不知先生（陈子褒）已于五十年前言之。”她在四〇年代初写过《改良教育前驱者——陈子褒先生》的纪念文章，盛赞陈氏为“教育界之前驱者”，不仅“为全国创作教科书之第一人”，而且废止读经，提倡白话文“比五四运动早二十一年”，终生执着宣示：“欲国民之忧国，必使其认识民族之文化”。

陈子褒毕生精力献给了改良社会和发展妇孺教育的事业，桃李芬芳，后人景仰。他生前编写出版新式启蒙教科书数十种，另外留存有一批教育改革、新式教育研究的遗稿。该批遗稿虽然由他本人在生前整理成册，但由于时局动荡，历经抗战、香港沦陷的炮火，直到一九五三年，其弟子区朗若、冼玉清、陈德芸等将其遗稿收集整理，命名《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予以公开出版，彼时距陈子褒逝世之期，已相隔三十年了。

《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内文

《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收录了陈氏自清光绪廿三年（1897）以来的教育论文、随笔、感悟一百四十多篇，合计二十多万字。据其弟子区朗若所述，陈子褒“平生所注之心血，用于字课者为最多，亦最精”；“所讲授之经史子集以及骈散文诗词，甚而所批改之文章，所发问之策文题目，无不以字课为骨，所以生徒之获益者，每有长足进步”。

陈门另一弟子陈德芸又谓：“先生教育方法，最特别者惟字课，最收效者惟字课，最难索解者亦惟字课。”学者黄柏军说：“冼玉清是幸运的，早年得遇中国教育界改革先驱陈子褒，在其悉心指导下，浸淫于学术训练达八年之久，少年成名蜚声学界，最终成为岭南文史学界一代宗师。她对陈子褒一直心怀感恩，尽心尽力筹印《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百折不挠，终于令书稿公开出版，尊师敬师之情令人动容。

晚年时的陈子褒

陈子褒也是幸运的，在他的言传身教下，陈仲伟、冼玉清、区朗若、陈德芸等一众弟子深得其真传，他们推动出版《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的言行，是对其师的尊崇和怀念，更是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支持。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编辑 陈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