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在春花烂漫的北京举行的中国翻译协会年会上，20多年坚持晚九朝三作息，被人形容为一个“疯狂”老头儿的深圳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何道宽获得翻译家最高荣誉奖项“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殊荣。记者有幸现场专访了这位年逾80岁高龄的翻译家。

“2023年之前，获此殊荣的38人多半是北京的，很多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口笔译专才，此外就是技术翻译和文学翻译的翘楚，专事学术翻译者似乎没有。我在学术翻译和中外沟通上做了一些工作，得到肯定，心有荣焉。”对此次能获得这一殊荣，一头白发，但仍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何道宽对记者说，“学术翻译极其艰难，但我不以为苦，甘之如饴。”

从“读书狂”到“摆渡人”

与文学翻译相比，我国学术翻译较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何道宽就率先在中国引进跨文化传播学、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继后又引进传播学三大学派之一的媒介环境学。此后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系统性的翻译和研究，为跨学科和新文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被称为我国新时期学术建设的盗火者、播火匠、摆渡人。

“1980年，我有幸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出国访学的教师，心潮澎拜，拼命开拓，被美国老师和同学誉为‘读书狂’（bookaholic）。当时我因选修课，接触到美国的传播学和跨文化交流（传播）等新兴学科，接触到马歇尔·麦克卢汉、爱德华·霍尔、拉尔夫·林顿和德斯蒙德·莫里斯等世界巨匠。”回忆起自己从英语到从事学术翻译的缘起，他说，麦克卢汉是多伦多传播学派旗手，霍尔是跨文化交流（传播）学科之父，林顿是二战前后美国人类学界“四大金刚”（费孝通语）之一，莫里斯是英国著名的动物学和生物人类学家。经过长期努力，自己把他们的经典和名著引进来了，为新时期我国的学术繁荣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麦克卢汉1964年出版的著作《理解媒介》中提出媒介即信息、地球村、媒介是人的延伸、万物皆媒等超前理念。作为译介麦克卢汉第一人，何道宽曾表示，麦克卢汉理论新奇，读不懂，令人震撼，但越不懂越想读。

“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屡挫愈勇的情况下，我的努力和憧憬超标实现了。”他欣慰地告诉记者，自己翻译了麦克卢汉很多本书，《理解媒介》译作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最具有影响力的300本书”之一。同时，2010年荣获“资深翻译家”表彰时，自己已出版《中华文明撷要》《创意导游》《实用英语语音》三部著作，以及人文社科44种译作，两者相加逾1200万字。自此至2023年荣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表彰时，又出了66种译作。如今，译作共110种，逾2500万字。此外有三部文集今年上半年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印行，它们是《焚膏集：文化与传播研究》《问麦集：麦克卢汉研究》和《融媒集：媒介环境学研究》。

2022年，因作出杰出贡献，他被授予中国传播学会终身荣誉理事称号。美国跨文化传播学奠基人之一迈克尔·普罗瑟教授曾评价说，何道宽教授是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高校传播学的拓展作出了贡献。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辜晓进认为，何道宽教授此次获奖意义重大，是广东省的零的突破，同时他是此次获奖者中唯一以纯粹学术翻译为成就的翻译工作者，表明翻译界对学术翻译的高度认可。此外，这也是社会对他在教学之外四十年如一日苦耕学术翻译取得累累硕果的珍贵褒奖。

甘当学术翻译“敢死队”

学术翻译“枯燥”艰辛，更面临种种困境，有人建议何道宽搞团队。但他坚定地认为，学术翻译只能由“独行侠”承担，断不能搞“大兵团”、“流水线”，更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用翻译软件。

“对于学术，我甘坐冷板凳，坐得下来。”回顾自己40多年的学术翻译和文化研究生涯，他笑着说，“学术翻译极其艰难，我觉得死心塌地做学问，幸福死了。中国社科院的陈定家教授还将我和季羡林联系起来，写了一篇小文：《从季羡林‘想自杀’到何道宽‘幸福死了’》。”

他认为，学术翻译太苦了，对译者的跨学科能力和研究能力要求很高，又“吃力不讨好”，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自己并不鼓励年轻人搞学术翻译。但我国的学术繁荣需要引进学术资源，总有人要甘当“敢死队”（笑）。

2002年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学术翻译，笔耕不辍，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以平均每年100万字的速度产出学术成果，被誉为“百万教授”，迎来学术成果井喷式的“爆发期”。有人形容他是一个“疯狂”的老头儿。

“以前时间总不够用，我想把时间抢回来。二十余年来，我一直坚持晚九朝三的作息时间。为什么？因为凌晨‘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感觉真好，‘出活快’啊！”他语气轻快地说，“2013年，在‘何道宽教授从教50周年座谈会’上，传播学院朋友赠画，题诗云‘荔园有光，如月之衡，闻道朝行，如日之升’。我书房的孤灯被誉为‘荔园的第一盏灯’。”

何道宽特别吝啬时间，虽然翻译过莱文森的《手机》，但认为手机会干扰写作，他说：“我奉行‘奋斗与奉献’和生活的‘极简主义’，不应酬、不用手机，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做学问。极端情况下，比如疫情封校时，我只做三件事：吃饭、睡觉和作书。我用30天就完成了一部十几万字的新译著《假新闻：后真相世界里如何生存》，很快将出版上市。”

目前chat GPT引起热议，对人工智能对翻译的挑战，他谨慎表示：“我既欢迎，又谨慎以对，因为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不能动摇。我本人拒绝借用人工智能做学术翻译的建议。”

努力追求学术翻译的“化境”

“我努力追求学术翻译的‘化境’，不片面追求‘信达雅’。我主张学术翻译的‘再创造’。”谈到对翻译的理解和心得，何道宽说，除了字、词、句、篇层次上的“化入化出”外，自己还在目录细化、注释增益、双语术语对照、译者序跋上下功夫。很多读者说，何道宽的译者序就是论文和导读。

除了经、法、商、管等四门学科外，他的译作几乎涵盖了人文社科的一切领域。他感慨地表示，人文社科多半是相通的。自己一贯主张跨学科、大文科，现在正努力为新文科开拓。自己的有些译作横跨文理，比如《什么是信息》《心灵的延伸》《数据时代》《被数字分裂的自我》《个人数字孪生体：人机融合在东西方的社会心理影响》《伟大的发明：从洞穴画到人工智能的语言演化》。这得益于自己在深圳大学理科学报兼任“特邀英文编辑”的十年经历。

最近几年他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担纲主译“媒介环境学译丛”，已完成15本书。同时参与主持深圳大学文产院的“荔园文创译丛”，已完成四种。

“我向深圳大学的求职书里有这样一句话，‘渴望有一间宽敞的书房。’现在我的书房里‘顶天立地’都是书，客厅里也都是书，车库也放的全是书。我平生经验是，每到一个新环境，只要你努力，学问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何道宽1993年调任深圳大学，他满怀感情地回忆说，“1994年除夕，我写英文版《创意导游》时，竟然在365天全年开放的深圳大学图书馆借到了急需的参考书。我主管深圳大学文学院的教学工作时，能够与中文系的北京大学‘八大金刚’交流，受益匪浅。聆听广告系余明阳副教授为学科建设作辅导报告时肯定我的母校四川外语学院，既感意外，也很高兴。彼时，他已然是国内新学科的领军人物，而且是‘品牌研究’的翘楚。2005年他回到母校复旦大学后，很快入选联合国国际信息科学院(IIA)院士。”

他说，在深圳和深圳大学，既有拼命赚钱的人，也有拼命做学问的人。自己身边的胡经之、郁龙余、景海峰、吴予敏、李凤亮（依年龄排序）等朋友就是学界的人杰。

“希望各级政府和学术机构重视学术翻译。”采访快结束时，他郑重而诚挚地呼吁，“中外交流的学术翻译至关重要，这是振兴中华、精神文明建设的引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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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