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如何造富，又该如何应对房价过高、财富分配失衡

城市是什么？它是一个地方，还是一种观念？有人说，城市是一件永远“未完成”的作品，它一刻不停地变化，发展，试探着新的边界。英国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城市、设计艺术和建筑领域权威作者迪耶·萨迪奇在《城市的语言》一书中，将城市定义为人类迄今最伟大的作品。

迪耶·萨迪奇通过跨越时空的城市之旅，回答了这些问题。从巴黎到伊斯坦布尔，从伦敦到莫斯科，从巴西利亚到孟买，从莫卧儿王朝废弃的都城到今天纽约的钢铁森林，萨迪奇探访全球各地城市，解码塑造城市的力量：永远被争夺的资源、更迭变化的名字，此消彼长的理念，对建筑和城市空间雄心勃勃的设计与规划……博学又风趣的萨迪奇考察了从首都城市到其他城市的异同，从老旧城区到新兴都市的改造，不断寻找我们理解城市的方式，以及每座城市难以捉摸又至关重要的独特个性。

《城市的语言》

（英）迪耶·萨迪奇 著

张孝铎 译

启皓文化·东方出版社

2020年5月

伦敦的金丝雀码头，曾经记录着这个城市的贸易辉煌。1497年，意大利航海家约翰·卡波特奉英国国王亨利七世之命，出海寻找西北方向通往亚洲的航线。卡波特没能很好的完成使命，但设法抵达了纽芬兰，日后该地并入了加拿大。

卡波特广场而今就在金丝雀码头综合体内。金丝雀码头在内的伦敦码头区在1981年被启动改造。20世纪以来逐渐衰落的码头区因而重现活力，金丝雀码头而今已经成为伦敦新的金融和商业中心，拥有数十幢办公楼，分布着数百家各具特色的餐厅和商店，工作人口达到了11万多。可以说，这里是最能体现英国、伦敦市发展活力的区域。

英国作家、著名建筑和设计评论家、英国设计博物馆馆长迪耶·萨迪奇在其所著的《城市的语言》一书中意味深长的指出，“城市要么被视野广阔、洞悉其未来面貌的人塑造，要么在嗅到机遇的人手里焕发新机。”曾经的人类学家迈克尔·冯·克莱姆在促成欧洲债券市场建立，并执掌过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投资过罗氏兄弟，对于社会运作方式具有深刻洞察，也能从金融视角来捕捉事物的关键。克莱姆与美国人马尔科姆·麦克莱恩的合作促成了金丝雀码头的剧变，而这也带动了伦敦其他区域在功能、空间布局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当然，如果通过《城市的语言》这本书对于金丝雀码头的改造、金融业企业的引进从而带来了神奇化学反应式的变化的过程介绍，我们会不免觉得这是机遇甚至运气的结果。如作者所言，城市的样貌往往是由于各种意外所造成的。

上世纪80年代初，东京有4亿平方米的优质办公空间，纽约有3亿，伦敦只有1.6亿。基于所谓的“后视之明”，伦敦在当时加紧投资扩容办公空间是必要而紧迫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真是这样吗？别的城市拥有更多的办公空间或制造业空间，而另一城市这两类空间存量更少，却并不一定意味着短缺，因为市场需求和潜在需求可能远远不足。我国一些城市近年来在加速扩张新建城区的过程中，也是简单化的比照某些境外或境内的大城市的写字楼面积，大兴土木，却造成了严重过剩。

所以说伦敦以及金丝雀码头的复兴成功，并不仅仅源自于或者说主要源自于运气。伦敦城区其他区域改造的成本，无论是政治成本还是经济成本，都过于高昂。而伦敦的办公空间不足，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需求，这一过程中没有“虚构”“乐观的假设（未来会增长）”若干需求。

金丝雀码头的开发，也冲破了重重阻遏。正如《城市的语言》一书所谈到的那样，金丝雀码头周边由工党控制，后者认为将码头打造为全球金融中心是一种背叛；而伦敦金融城对于可能成长为潜在竞争对手的金丝雀码头则充满警惕，竭力阻止金融行业的租户转移。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英国经济保持持续低迷，这一切都使得定位为英国、伦敦的新金融中心的金丝雀码头面临更大压力，被迫放下手段，更加热情地启动招商，陆续招来了包括汇丰银行全球总部、花旗银行欧洲分部、巴克莱银行等知名投行，而这诱发了金融业其他企业的跟随。

受此影响，伦敦富裕的西区和贫穷的东区之间的边界开始悄然消融，或者说开始向东平移。事实上，金融业在伦敦东部的崛起，虽然带贵了房价，但对于城市居民带来的机会就要更为显著。曾一度衰落的城区，而今“已经被向东移动的金融区和慕名而来的游客淹没了，潮流艺术空间、咖啡馆和服装店的增长式爆发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两个世纪以来，杜鲁门酿酒厂都是当地最大的雇主之一，二十年前也从这里搬离。所幸现在的业主颇有头脑，知道尽可能保留酿酒厂的厂房原貌便可发财。于是，他们没有进行二次开发，而是把现有空间租给咖啡馆老板、画廊，以及持续一整年的快闪市集摊位和各类活动。”这种变旧为新的保护式开发思路，也使得全球经济进入创客时代以后，伦敦可以兼顾对旧城区建筑、生活方式和民俗的保护，为创客经济的发展提供空间。

金丝雀码头是伦敦经济复兴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都市的崛起之势不可阻遏，东京、香港、吉隆坡、台北、首尔，然后就是中国内地的一连串大都市的复兴或全新展现，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等等。《城市的语言》书中提到，上海为代表的亚洲城市，曾经在19世纪移植了欧洲城市的形态，而在20世纪末，亚洲特色的城市特征开始反过来影响包括伦敦在内的欧洲城市。书中叙述了我国上海20世纪80、90年代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业城市向创意城市、金融都会的过渡，建起了数量惊人的标志性建筑，营造出新的“富有挑战和变化的形象”，拥有了“最自信张扬的天际线”。书作者还借助我国首都北京在20世纪90年代更新城市设施，为承接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建设创造条件的案例，对于城市改变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

《城市的语言》书中谈到，伦敦的再造，正是因为受到了中国上海和北京等城市的经验影响。当然，城市振兴使得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也聚集而来，造成房地产爆发式增长。房价上涨过快的代价不仅使得年轻人，尤其是在不同领域具备成长可能的年轻人被排除在外，很难经过一个合理、健康的成长阶段茁壮成才；而且还会诱发开发商进行投机，赶工期而不是精雕细刻地，建造一大批丑陋的建筑来破坏城市景观形态。

“城市由物质塑造，也由理念铸就。”正如《城市的语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城市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其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潜力一直能制造财富，并改善穷人的境况。伦敦示范了一个古代城市、近代城市、现代城市在工业化潮流消退的背景下，因时转型而重新振兴的案例。这座城市，以及同类型的世界各地的其他许多城市，而今仍然充满机会，但又不可避免要经常面临诸如城市房价过高、财富分配公平的失衡侵蚀城市成长前景等问题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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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报供稿）

编辑 李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