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湾圆桌｜B to B新闻服务与新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辜晓进

B to B是企业对企业的意思，延伸到新闻传媒领域，就是媒体与媒体之间的内容服务，常规表现形式是通讯社向媒体提供的服务。通讯社在这里是广义的，包括通讯社、特稿社、新闻社、辛迪加以及印度那样的报业托拉斯等。

这一行业自哈瓦斯1835年在巴黎创办世界第一个通讯社“哈瓦斯通讯社”（法新社前身）起，很快就在全球蔓延开来，包括1846年创办的美联社。哈瓦斯的两个徒弟后来分别创办了英国的路透社和德国的德新社（前身为沃尔夫通讯社）。20世纪初，通讯社的另一种形式“特稿辛迪加”在美国等地大量诞生。

此类组织并不提供普通通讯社那种时效性强的硬新闻，而以专栏文章、新闻漫画、新闻照片、字谜游戏等内容为主，尤以赫斯特报系于1914年创办的“国王特稿辛迪加”最为典型。黄金时期，该辛迪加向全球近5000家报纸提供服务。20世纪上半叶，美国各类通讯社的数量已多达数千家。

通讯社的大量涌现，源自媒体实践的切实需求。美国于20世纪初进入“厚报”时代，二战后更迅猛扩张。《纽约时报》1987年9月13日星期天刊1612页、重5.4公斤，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超级厚报，是为极致。如此大量的内容生产，很难都靠报社自身员工完成，报社也没必要养那么多人，通讯社便成为市场刚需。

很多实力雄厚的报社自己也办通讯社。如纽约时报就将影评、书评、乐评等强势文化特稿以及纵横字谜等，通过自己的新闻社向其他媒体出售。例如其公认的最高水平字谜游戏，每天都被北美数百家日报订购。李普曼的专栏文章能风靡全球，也得益于其东家《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社，最多时能在国内外1000多家媒体同时发表。如今全球各类通讯社的数量，已经达到难以计数的惊人数字。甚至在中国的台湾，据2007年统计，竟也有1200多家通讯社。很多规模很小，但也能满足特殊市场需求。

可以说，只有丰富多样的通讯社存在，新闻传媒的市场才是完整的，但中国大陆情况有些不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新闻媒体的种类和数量都翻了很多番，并形成产业化发展的蓬勃态势，通讯社却始终只有两家：新华社和中新社。中国没有这种市场需求吗？非也。

记得早在20世纪90年代，西部某报的特稿部就打过一阵“擦边球”。他们发现总有一些报纸会发表能引起广泛兴趣的重大独家或优质报道，而各地报纸对此类内容“求贤若渴”，于是与那些有能力的大腕记者组成私下网络，一旦有优质好稿，就以数倍乃至10倍的稿酬买下，并同时向全国其他报纸出售。据悉，该报特稿部因此收入丰厚。这其实就是由市场需求推动的一种变相的通讯社服务。由蓝鲸财经发展而来的蓝鲸·财联社，也是将全国媒体的财经记者组织起来形成的一种内容供给系统。其于2018年并入界面新闻后公开喊出办“中国彭博”的口号。彭博社是全球最大的财经通讯社，界面·财联社事实上正在行使财经通讯社的职责。

我一直认为，“制播分离”是中国广电领域最有力度的改革。这使得新闻以外的内容大量由体外企业生产提供，一举解决了广电生产力不足、质量不高的“供给侧”问题。而这些多为民营企业的内容生产者，担负起的正是特稿社、辛迪加这类市场角色。

为何这一改革一直未能延伸到报业领域？B to B和内容供给侧在报业领域的改革，会不会有所松动呢？

作者辜晓进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英文《深圳日报》原总编辑

（本文刊于《新传播》杂志2022年第五期）

编辑 刘悦凌 审读 李诚 审核 刁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