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连通、要素优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内容,要树立“爬陡坡、过深坎”的长期奋斗思想,从战略目标、部署、路径、运营等方面入手,全方位统筹规划,构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以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契机,拓展大湾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空间。
一、数字经济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提升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重大实践,更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为粤港澳大湾区指明了发展方向。随着数字技术在我国生产生活中应用程度的提高,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加速器”作用更加凸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高质量发展是新的产业与创新生态的磨合过程。然而,目前我国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更加突出,传统产业发展面临需求减弱、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产能过剩等多重困难。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发展数字经济对于我国应对三重压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在数字经济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在科技、金融等领域同样具备比较优势,产业链也相对完整。在数字经济赋能下,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双向联动,呈现出新的产业网络特征,从数据变动态势来看,《粤港澳大湾区蓝皮书:中国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创新报告(2022)》显示,2010年以来大湾区内地9市第一产业经济占比已由2.0%逐步下降到2021年的1.7%,第二产业经济占比由49.1%逐步下降到2020年的40.7%,第三产业经济占比则由2010年的48.9%逐步上升到2021年的57.6%,产业结构逐步呈现出二、三产业“双支柱”的发展态势。
粤港澳大湾区自成立以来,肩负着建设国际一流湾区的使命,在经济发展规模上取得了较大突破。但依然面临大而不强、产业结构失衡、区域非均衡性突出等多重困境。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来看,部分产业发展也尚处于无序集聚阶段。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增长模式,经济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一种高效、节能环保的增长方式。有研究表明,大湾区部分城市土地开发强度过高,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约束收紧。打造数字湾区,是粤港澳大湾区不同于纽约的金融湾区、东京的产业湾区、旧金山的技术创新湾区的全新定位。借助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并结合数字经济可降低地理因素制约、促进融合创新、产生范围经济、发挥监督约束效应等特点,数字湾区建设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谋划发力。
二、坚持场景应用先行:优化产业布局,减少湾区产业同质化
世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逻辑表明,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驱动力,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带来经济范式的转变。大湾区传统制造业规模庞大,尤其中高端制造业的基础较为扎实,具有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的资源基础和禀赋条件。当前大湾区部分数字产业化发展较为乏力,根本原因在于数字技术转化及应用场景受限。按照新发展理念和新的战略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应进一步摒弃传统发展思维,做好场景和产业规划。虽然相比于国内其他地区,大湾区自身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具备一定优势,但从全国乃至全球的数字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大湾区的数字经济仍需要进一步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数字经济的价值最终要落点于应用。
从现实情况看,大湾区各城市之间在产业集聚、港口分工、交通物流、招商引资等领域存在同质化竞争现象。下一步应以专业化、高端化为导向,结合自身优势和上游数字技术基础研发情况,积极布局以企业为主体的开放式的数字产业中试基地和应用场景实验室,解决数字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难点和断点。通过全面整合产业链,推介优秀数字化转型方案,让数字技术在湾区发挥更高的价值,也为湾区经济结构优化做出贡献。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弱化地理因素影响,优化湾区内部产业空间布局。
三、做好内外两个连通:破除地区壁垒,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
粤港澳大湾区虽然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湾区内部协同发展依然面临粤港澳三地不同法律、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等约束。一方面,要做好内部连通,大湾区内部要实现互联互通,打破物流、信息流的区域性壁垒,解决城市间规则不衔接、资格不互认、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激发明星型城市的辐射力与知识溢出效应,以点带面,通过提升金融发展水平与营商环境等措施,活跃非核心城市的创新活动。当然,也要注意避免产业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可通过错位竞争的方式实现产业融合。在内部连通中,数字技术是实现互联互通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能够为大湾区内部连通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通过数字技术制定区域经济安全防范措施,共同抵御系统性风险,共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外部连通,要利用好大湾区内几个开放的门户,建设高端数字经济生态圈,接受国际环境的客观检验。通过数字跨境贸易、数字跨境支付、数字信息连通等数字技术手段,保障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具备完善的产业链承接能力和自主可控能力,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并在产业链的参与位置上向高端和关键节点不断升级。
四、聚焦数字经济,优化要素配置,深度挖掘数据要素赋能路径
传统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人才、技术、信息等,数据要素的高效便捷、低成本、可复制等特点能够克服传统生产要素的固有缺陷。随着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全社会范围内积累的数据资源将愈发丰富,数据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也将继续提升。数据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核心作用就是利用其承载的有价值的信息,提高劳动、资本等其他要素之间的协同性。值得一提的是,拥有数据资源仅仅只是具备了将其转化为生产要素的基本条件,企业自身的数据分析能力、配套的数字基础设施等是数据发挥生产要素作用的必要条件。因此,当前首先要做的是发挥好数据要素的价值作用,通过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虽然部分数字技术当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未来这些技术将构成大湾区新的生产力。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当前大湾区数据流动共享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正规的数据市场交易规模远小于数据要素价值。在促进数据要素流通的同时,也要对数据要素流通进行全流程管理,保护数据安全。相比境内流动关注的个人隐私保护,在跨境数据流动中数据主权及国家安全是更需要考量的要素,在跨境数据流动监管实践中,国与国之间的博弈激烈而又复杂。需要逐步探索数据要素流通和数据安全之间的平衡点,寻求效率最大化的解决方案。
应用、连通、要素优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内容,要树立“爬陡坡、过深坎”的长期奋斗思想,从战略目标、部署、路径、运营等方面入手,全方位统筹规划,构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以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契机,拓展大湾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空间。未来,随着大湾区数字应用的不断落地,将会形成更多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促进大湾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助力推动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
(原标题《以数字湾区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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