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大湾区 | 港深地名故事：南头古城 悠悠千载启新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中华民族的海洋基因悠远而强大，可以追溯到秦始皇遣徐福东渡扶桑，追溯到起于汉唐兴于宋元的海上丝绸之路，追溯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记得2013年湖南地图出版社首次推出竖版中国地图，曾许下这样的愿景——通过给读者提供更为完整而直观的中国版图概念，提高全民海洋大国意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此时此刻，我走进了南头古城，仿佛看到中华海洋文明兴衰沉浮的一个文化标本，不免让人浮想联翩。

东官郡示意图

深港历史文化之根

深圳地形东西狭长，南头古城位于西南端的南头半岛上。半岛如巨锚入水，东濒深圳湾，西临珠江口，南向伶仃洋。据文献记载，这里早在三国时期就出现了小城镇。东晋咸和六年（331年），析南海郡东部置东官郡，下辖六县，南头属于其中的宝安县，并作为最初的郡治所在地。后来，随着海洋和边防政策反反复复，东官郡数次拆并、更名和废立，南头古城一度没入岁月的尘埃。

南头重新进入历史视野，已是明万历元年（1573年）的事了。当时，新皇即位，持续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刚结束不久，被称为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绝响的“隆庆开关” 方兴未艾。为顺应开放海禁的大形势，加强海防和海上贸易，新安县从东莞县析置独立，辖地包括今天香港全部、深圳大部及东莞小部分地区，县治就设在南头。时隔800余年，这里终于又有了县级行政建制，朝廷赐名“新安”，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南头古城也因此被称作“新安故城”。

我与新安的缘分，始于2004年从北京派驻香港工作，在那里生活了16年后转岗来到深圳。这方水土，势必成为自己人生旅途最久的栖息地。刚到深圳不久，就慕名前往南头，去感受这座号称“深港历史文化之根”的古城独有的韵味。南头作为深圳城市的原点，见证了城市中心的形成、东移与回归。从南头古城的沧桑巨变中，我重读了深圳和香港的同源流变，重读了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重读了粤港澳大湾区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新安县自1573年建制以来，经历了明清两代开海、禁海、迁界、开关等海防和海上贸易政策的反复折腾。特别是19世纪后半叶，在一次次不平等条约的屈辱中，被迫划出一片片土地组成后来的香港，本县所余之地不足2/3。深圳和香港的故事，其实就是新安县变迁的故事。当我步入南头古城里模拟的“新安县衙”，看着大堂上威武的县令塑像，忍不住想，多少影响历史进程的决策，是在这个笼罩着落寞夕阳的衙门里作出的呢？

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展现了1899年中英两国特使勘界竖碑的场景。画面中，英方代表骆克（时任港英政府辅政司，香港湾仔有一条以他命名的街道，是着名的“红灯区”）趾高气扬，中方代表王存善（时任虎门同知，管理广州税局）神情沮丧。这本在预料之中，可令人意外的是，并没有正式的界碑，“大清国新安县界”七个大字写在一块长条形木牌上。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两国勘界竖碑，不如说更像民间社团插个牌子举办一场临时活动。这很不符合英国人做事的习惯，据有关记载，他们每次签订拓殖占地条约后，都会慎重其事地举办一个仪式，所有文书器物都不能马虎，以彰显大英帝国的尊严。

中英两国特使勘界竖碑场景（局部）

这次对新界的占领，使港英殖民统治的空间在原来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基础上，一下子扩大了8倍多，香港这颗“英国女王皇冠上的明珠”更加耀眼。勘界竖碑是何等重要的仪式，没有理由如此敷衍。据深圳文史学者南兆旭先生分析，由于签订合约与举行勘界仪式相隔数月，制作石碑时间不足的疑虑可以排除，而英方真正的意图则呼之欲出，此次勘定的界限并不是最终版本。

事实上，人称“中国通”的骆克在《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中明确指出，“让一个中国城镇出现在英国领土边沿近在咫尺的地方，其不利之处在九龙城问题上已经有所体现，该城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无止无休的麻烦和香港及中国政府间经常发生摩擦的根源。如果允许深圳留在中国领土内，历史肯定会重演的……重要的是应该将深圳纳入租地内。”随后，骆克经过反复踏勘拟出了“理想的”中英边界，那是一条沿山脊而行的自然边界，竟与上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二线关”高度重合。如然，新租界将再扩大300多平方公里，南头也将划入英界，新安县不会留下2/3，而是半壁河山落入英国人之手。

阴差阳错，英国人的图谋没有得逞，历史把南头和深圳墟都留在了新安。南头继续作为县治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深圳墟因广九铁路开通而日渐繁荣，城市重心东移，宝安县（新安县1914年恢復宝安旧称）1953年将县城迁至老东门。

千年古城兴衰往复

今天的南头古城，已成为深圳城中村改造的样板项目，以文化创意产业闻名，吸引了无数前来打卡的游客。当我走在古城修旧如旧的青石板路上，感受着这片土地的兴衰往复，沧桑感油然而生。

一座千年古城，何以沦落为城中村？我咨询了深圳特区的一些早期建设者，也通过查阅《新安县誌》寻求答案。新安自万历元年立县以来，修志比较频繁，明清两代各有三部。据年代最近的嘉庆县誌记载，新安县有两大突出特点：其一，广东沿海州县，皆抵海而止，惟新安一县，内洋岛屿，下有居民，与他所不同。其二，全县计有570多条本籍村，270多条客籍村，两者占比约2:1，客家文化迄今仍是深圳和香港地方文化的鲜明标识。

南头古城南城门

这样的县域特征，决定了南头虽然建城历史悠久，但内核始终是经略边防及海上贸易。因此，南头作为县城，与内地县城的明显差别，是本土文化的积累不够，随政策和移民的变化而起伏涨落，缺乏稳定性和延续性。从万历朝到嘉庆朝短短250年间，竟六修县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变化的烈度。

新安县的设立，是大明王朝主动开放海禁的产物。就在新安建县同一年，两艘满载中国丝绸和瓷器的大帆船经马尼拉驶往墨西哥，持续两个多世纪的大帆船贸易时代拉开帷幕。两年后，形成固定的“广州—拉丁美洲航线”。自此，一条横跨太平洋的“中国制造”出海之路，与传统的横跨印度洋抵达东非和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一东一西，呈呼应之势。

南头位于海上丝绸之路两条主航线的交汇处，尽享天时地利，很快成为沿海行政中心、海防要塞、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集散地，繁盛一时。商旅往来，人文荟萃，新安八景，气象万千。一座富甲岭南、融会中西的大城，呼之欲出。遥想当年，千帆竞发，行走天下，何其豪迈！

山悠悠，水悠悠。

片片风帆出九州，

踏波天尽头。

天尽头，望南头。

点点寒星伴月鈎，

最牵游子愁。

可惜，好景不长。正当绵延数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元明两代达至巅峰时，欧洲列强开始进行全球性海上殖民扩张。地理大发现所伴生的大航海冒险活动，开启了世界性海洋贸易新格局。西欧商人的海上扩张，改变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和平贸易主基调，商业活动常常伴随非法贸易、战争硝烟和武装抢劫。面对西方国家海盗般的殖民掠夺，中国封建王朝却日益走向保守，长期闭关锁国，导致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标志的海上优势丧失殆尽。

内外形势严峻而复杂，明王朝基于海防安全和经济压力的考虑，频繁调整边防和海洋政策，在开海与禁海之间不断变更，朝野士人亦各持己见。清朝初年，为了防止沿海居民接应郑成功反清，边防和海洋政策更是从所谓“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的禁海发展到不顾一切后果的迁海。海洋政策极不稳定，像南头这样的沿海城市首当其衝，发展难以持续。

因海而生的新安县，顿失立锥之地。康熙五年（1666年）被撤销建制，重新并入东莞县。三年后，在当地士绅反复上书游说下，新安县得以复置，县治仍在南头，但再难回复当年盛况。

不过，虽然朝廷消极经略海疆，使海洋生态日渐衰落，但开海呼声从未停止。民间海洋力量在曲折中顽强发展，中华民族的海洋基因克服海禁政策的反复挤压得以延续。更有意思的是，禁海把民间海外贸易逼成了走私，地方各级官府为了牟利与驻军、商帮形成合力，使私商贸易有了生存空间和成长土壤，华南反而成为中西贸易和文化交融之地。这种文化传统历数百年而不衰，下南洋代代相袭，形成独具特色的海外华商社会和华商网络，并为改革开放潮起珠江埋下了伏笔。

城中村蝶变创艺小镇

南头古城枕山面海，大致呈长方形，东西最长680米，南北最宽500米，四周曾有壕沟环绕。这一城市格局，始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当年，为加强南疆海防，同时设立了东莞守御千户所（南头古城）和大鹏守御千户所（大鹏所城），隶属南海卫。后来南头以所城为基础建新安县城，兼具防御功能。大鹏所城则专司海防，行政管理归属新安县。

南头俗称“九街”，因城内街巷纵横，闢有县前街、显宁街、永盈街、聚秀街、和阳街、迎恩街、五通街、牌楼街、新街等9条街道。600多年来，建筑有增减，格局变化不大。上世纪50年代宝安县将县政府迁往深圳墟附近的蔡屋围，南头人口减少，街巷日渐破败。70年代末80年代初，蛇口工业区和深圳经济特区相继成立，外来打工者逐渐成为南头居民的主体，使其演变成一个拥有3万余人的城中村，而流动人口高达90%。

从城中村蝶变为创艺小镇

进入21世纪后，深圳城市重心东移的步伐加快，对南头的活化改造被提上议事日程。2017年，“深港双城双年展”在南头举办，开启了南头古城从城中村到创艺小镇的蝶变之旅。双年展秉承古城保护与重生的设计理念，梳理出一条将空间改造与展览植入高度融合的活化思路——以点状分布的建筑物与室外场地串联，重建匮乏的公共开放空间系统；以介入实施为导向，文化创艺活动为载体，由点及面渐进式激活古城复兴。

活化改造后的南头古城，体现了岭南人对海洋文化的不懈探索和抗击外敌的爱国爱乡精神，也体现了深圳文化的多样性、立体性、包容性，具有政治、军事、贸易、民俗、宗教等多重文化价值。可以说，今日南头承载着海洋城市文明世代变迁及深圳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积淀，是难得将千年文化谱系与40年中国高速城市化过程全光谱呈现的文史样本。

从新旧不同、类型各异的建筑中，可以读出南头古城多样化的文化符号意义：南城门上小篆阴刻的“宁南”二字以及东城门上“制控南疆”四个大字，彰显南头古城的军事价值和战略地位；陶米公钱庄、新安烟馆、义利押当铺等，反映了清代城市建筑文化的典型特征；始建于清同治年间的东莞会馆，展现赓续不绝的商会文化；关圣帝庙表现岭南人对武财神关公的传统崇拜；信国公文氏祠则是对一代爱国名臣文天祥浩然正气的彰扬……徜徉其间，但见特色酒水吧、休閒手作坊、文创旅店、专题展馆以及街头雕塑，或繁或简，穿插错落，别致而和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林林种种的旧馆新铺之间，立有一块“正音碑”，不免让人想到新安县的前世今生。不管是当年的晒盐场和边防要塞，还是今天的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这里始终是一个移民聚集地。八方杂处带来语言交流上的障碍，大约是地方官立碑正音的初衷吧。

南头古城往南六七公里，有着名的蛇口工业区。1979年开山第一炮，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开放基因和海洋记忆。颇耐人寻味的是，蛇口奇迹的主要缔造者是招商局第29任掌门人袁庚，而80年前中英勘界竖碑的中方代表王存善，亦于1910年代担任过招商局第5任掌门人。看来，作为中国第一家现代轮船运输企业，招商局在中华民族海洋记忆中的确具有某种标志性。

因海而生 向海而兴

南头千年变迁，表明深圳自古以来就是有着重要战略价值的边城。坊间每以“小渔村成长为大都市”来描述深圳，并不准确。倒是听到一个说法，发人深思，中国自秦代设立郡县制以来，以县域经济总量论，雄居两千年榜首的无疑是深港双城的母体——新安县。而其中的关键，在于海洋的活力。

新安县因海而生，香港是海洋贸易时代的产物，深圳也在努力打造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如今，深圳的海洋产业已初具规模，运输、旅游、能源、渔业等传统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工程装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等新兴产业方兴未艾。不久前，《深圳市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行动计划（2022-2025年）》出台，预示着海洋经济对全市经济的贡献度将不断提升，海洋文化对深圳城市发展的模铸功能可望全面激活。

回望人类历史，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交通便利的港口城市逐渐成为要素资源汇集的发展高地，并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60%的社会财富、75%的大都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都集中于大江大海交汇地带。从纽约湾区到旧金山湾区，从东京湾区到粤港澳大湾区，湾区的出现，已然成为大国崛起的标配。实践表明，湾区具有集聚经济要素、形成规模经济的强大效应，对世界范围优质要素资源的流动有着巨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同时，湾区因承担着全球性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的功能，通常展现出开放包容的人文氛围，开一国一地风气之先。

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火如荼展开，在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进程中，深圳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创新属性，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南头古城所在的南头街道，作为深圳市74个街道办事处之一，是南山区党政机关所在地。南山区经济总量2021年达到7630.59亿元，占整个深圳GDP的1/4，已连续5年蝉连“中国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百强名单”榜首。

南头之南，有大南山，山顶有齐天亭。登临其上，鸟瞰周边风物，不禁想到嘉庆版《新安县誌》中的十余幅插图。图中所绘境内山形水势、城廓墟市、学宫寺院、海域海防、新安八景等，反映了当时当地特有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人文风貌，对模塑今天深港两地文化传统、形成共同精神纽带，有着重要启示。

嘉庆版《新安县誌》

碰巧，就在新安县建制的1573年，四川泸州某酿酒作坊（现泸州老窖公司的前身）建了一个窖池群，连续使用至今，并因此诞生了一款浓香型名酒——国窖1573。中国白酒以清、浓、酱为主体香型，浓香酒因其特殊的制作工艺，口感绵柔，层次丰富，回味悠长，天生有一种思乡怀旧的调性。因泸州老窖历史悠久，浓香型又称泸香型。几年前曾作过一首绝句，描述品味浓香酒的口感和文化内涵：

千年老窖酬知己

万里乡思望月圆

浅唱低吟知味否

九分甘冽一分绵

据说深圳市有关方面正与四川泸州老窖公司沟通，拟以1573年的文化遗产为切入点，共同推出系列活动，纪念新安县建制450周年。其实，这样的纪念活动若是提升一下组办规格，由深圳市和香港特区官方出面，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也许更有价值。毕竟，唤醒深港双城同出一源的历史记忆，有利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促进两地融合发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共圆中国梦。行笔至此，思绪悠悠，汇于一联：

新安一脉五百年多少桑田沧海

深港双城三千里无非天道人心

（作者：木木 文史学者）

（原标题《港深地名故事 | 南头古城：悠悠千载启新帆》）

见习编辑：陈丽玲  审读：韩绍俊  二审：连博 三审：王越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