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晓捐赠的边防证。
日前,深圳市民凌晓将他珍藏的一张边防证,捐赠给深圳市档案馆。“这张边防证凝结着我的历史记忆,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捐给市档案馆,可以让它的价值得到更大的发挥,希望年轻人看到这张边防证,能加深对深圳历史的了解。”凌晓说。
1980年9月,年仅17岁、刚中专毕业的热血青年凌晓,只身从陕西汉中出发,踏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经过七八次的辗转,他在广州凭借边防证买到了开往深圳经济特区的火车票,这次旅途耗费了他大半个月的时间。
如今,这张保存完好、微微泛黄的边防证,正静静陈列在深圳市档案馆,成为深圳经济特区一个独特的历史印记。
千里迢迢南下深圳拓荒
1980年8月,被分配到汉航集团下属单位华燕仪表厂的凌晓,正在车间里给数控车床编程,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电话里领导告诉他,集团决定在千里之外的深圳筹办一个电子厂,而凌晓将作为第一批“拓荒者”被选派到深圳。
激动无比的凌晓回家后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了父亲,然而父亲考虑到凌晓作为家中独子以及深圳路途太过遥远,一开始是拒绝的。架不住儿子的一再哀求,父亲最终同意。
凌晓背上行囊,从汉中出发,沿途经过安康、西安、汉口、武昌、岳阳、长沙、广州等站。由于车少人多、车厢拥挤,他一路转车,经过大半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深圳,成为他们单位最早派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者之一。
那时的深圳条件还非常艰苦,凌晓的宿舍是铁皮房,当时连自来水都没有,大家只能用井水。凌晓还记得,上海宾馆周边在当时还遍布着稻田、水池,不少当地人赶着鸭子在深南大道的地界上走来走去,尘土飞扬……
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圳经济特区迅猛发展,让身处其中的凌晓十分感叹:“每一次出差回来,我都能感觉到深圳日新月异的变化,每次都能深刻体会到深圳发展的效率和速度。”
赶制文件、填报表格、绘制K线图……1992年,凌晓被抽调到了当时公司的证券部,负责南光公司上市前的资料整理、报备。那时,企业上市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加起来,也才十多家。
“说实话,当时股票、上市、股份制在我脑海中只是名词,只能硬着头皮,摸着石头过河。”凌晓回忆,“那时一忙起来,吃住都在办公室,有时实在困了,倒头就睡在地板上,不过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倒也让人感到酣畅淋漓。”
四十载岁月见证历史巨变
1980年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凡是进入深圳经济特区的人,均须出示特区身份证或边防证。
当时办理一张进入深圳的边防证,要经过单位政审、派出所核查、公安局办证三个程序,如果没有单位,还需要经过街道居委会审查,申请手续非常复杂。
“出了单位大门,必须要随身携带边防证,因为路上可能会有人抽查。”凌晓回忆道,“我的边防证是由单位开介绍信和证明才给办理的,如果不是因公或者探亲,一般人很难通过办证申请。”
“边防证上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非常清楚。”凌晓告诉深晚记者,当时办理一张边防证需要15元的押金,但如果及时上交边防证,押金是可以退还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退押金。凌晓清晰地记得,他那时一个月的工资是43.52元,15元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但由于那时候我经常出差,一来二去就把这个事给忘了,押金没有退,边防证也一直留在手里。”凌晓笑道。
“后来,有一家机构看到我这张通行证,觉得是年代最早的、品相最好的,曾提出用500元收这张边防证,但我一直没同意。”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凌晓在媒体上得知市档案馆展品征集消息,他想着家里保存条件不是很好,同时也怕自己年纪大了,把这事忘了,最终选择把边防证捐赠给市档案馆。
(深圳晚报供稿)
编辑 郑蔚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