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 | 传统椅子上的身份和秩序

椅子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中，充斥其间的是人类自我的形象塑造和身份关联，是人与特定时空的连接物，也是身份地位、人格精神的象征体和映射点。

从法文化学层面考察，椅子既是物的拟人化，也是人的拟物化。传统的宝座即便空着，也是特定主体（法老、教皇、皇帝）的分身或映射，代表着唯一性、排他性、绝对性，其他任何主体都不得升坐，否则就是大不敬、僭越，等同谋反。

椅子不单纯是外在于人的工具性坐具，而是隐含了特定文化密码和权力哲学的主体性象征。

第一，身体的管理规范。黑川雅之主张椅子的本质是禁欲。结论比较绝对，但确实发现了椅子的最本质特征：身体规训与主体塑造。社交场域的椅子，其设计一般不会以身体的舒适度为首选，而是调整、规范、统一坐姿，在管理身体语言的同时，明确相互间高低尊卑的社交身份以及亲和或恭顺的社交礼仪。其基本要求就是“端正”，防范松懈散怠放肆。即便是官员坐的官帽椅，椅背的曲线不是为了身体的妥帖舒适，而是通过特有的距离提醒主人不能歪斜依靠，只能正襟危坐，体现大气正气。

第二，权力的摆放秩序。在传统中国，椅子是对权力的体认和识别，代表了序位编排、行为操控和身份服从，椅子的有无、大小、高低、方位都与特定的身份相关联，乃至椅子的颜色、样式和靠垫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以宋代交椅为例，最初是在行军打仗时供地位高者使用，后来所谓的“太师椅”正源于此。据《齐东野语》记载，绍熙年间，有人举报惠州知州林复涉嫌僭拟，皇帝下令追查，后来在行李中搜出了朱椅、黄帷等违禁品，依法绝无生路，林复只能制造仰药自杀的假象，躲过死劫，亡命入广。狨座属于椅子的靠垫、坐垫，据朱彧《萍州可谈》所载，按照其时的法律，文臣位居两制官、武臣节度使以上才能使用，否则违制。到了徽宗时期，童贯被宠，公然违制乘用狨座，朝野侧目。

第三，人格的映射空间。椅子的社交形象是禁欲的，但其个体形象却可以彰显人格的尊严，释放欲望的潜能。逍遥椅、醉翁椅随身体自动而产生的摆幅和较大的倾斜度、罗汉床的超大空间和坐卧自由，都大大减轻了社会参与的身份差异、行为拘束和精神窘迫，让每一个人回归自我，在私密空间中成为自我的人格主宰，追寻最大化的身心自由和精神愉悦。这一点在西方最为明显。近代以来，西方的椅子更倾向于还原为一种物质性、物理性的功能，解决身体与物件之间的依靠调适关系，剔除了传统椅子对权力、身份、尊严的标签化设计和运用。懒人沙发，轿跑型座椅乃至Wegner的大作泰迪熊座椅，体现的是西方舒适爽朗廉价的平民理念。但这种个体人格再现和自我精神满足一旦切换到社交场域，比如教堂、法庭、议会，很快就会转换成特定的身份和权威，以首座、首席大法官、主席、议长的椅子为中心。概言之，椅子是人类建构秩序的权力逻辑表达和语义修辞。椅子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中，充斥其间的是人类自我的形象塑造和身份关联，是人与特定时空的连接物，也是身份地位、人格精神的象征体和映射点。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原标题《传统椅子上的身份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