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棣：我什么时候也成了一个“感伤的观众”

电影院全面复业似乎看到了希望，至少180天的日子，你没有走进过电影院，有点想念坐在宽大银幕前的震撼感觉了吧?功夫、枪战、超级英雄，曾在我们的记忆里反复上演着，必须承认，失去影院的日子，让我们重拾昔日里对待电影的那份天真和感伤，希望能在重新走进影院时，常怀这种情绪。

青年作家、电影导演唐棣写了一篇《天真的和感伤的观众》的文章，回忆了他作为观众时，看露天电影的激动心情以及日后对于观影的情感变化。想必每一位有同样经历的人都会带着这样的天真与感伤回眸与电影的往事。

唐棣，是极具个性的导演，他延续了法国新浪潮电影中所提的一个口号：“作者电影”的风格，即影片在表现方法上，广泛使用能够表达人的主观感受和精神状态的长镜头、移动摄影、画外音、内心独白、自然音响，甚至使用违反常规的晃动镜头，打破时空统一性的“跳接”“跳剪”等手法，将“主观写实”与“客观写实”相结合。“作者电影”带有强烈个人传记色彩，唐棣的电影代表作《满洲里来的人》和《湖畔公路》皆有如此风格和表现。

唐棣的新作《电影漫游症札记》即将出版，这是小说家看电影的心得之作，也是电影实践者的贴身札记。

从色彩、光线，聊到真实、隐喻，从特吕弗、黑泽明，聊到卡佛的小说、《漫长的告别》……在唐棣的世界，文字和影像都只不过是工具，用以进行一场穿梭于文学与电影、想象与真实、理论与感受之间的潇洒漫游。

《电影漫游症札记》

唐棣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8月

天真的和感伤的观众

“天真的和感伤的”这个形容是从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演讲录里拿来的。在诗人席勒看来，两个形容词是对立的。他认为，天真诗人的创作，属于自然流露，无我又单纯，与自然融为一体，毫无裂痕；而感伤诗人则意识到了“自我”并非自然的一部分，其间存在着分裂的迹象。而诗人就可以分为天真的与感伤这两类。

帕慕克演讲时说过“我希望谈论我的小说创作旅程，沿途经过的站点，学习过的小说艺术和小说形式，它们加于我的限制，我对它们的抗争和依恋。”

——我想，这就是帕慕克“依恋和抗争”的，也许就是明知这份天真至关重要，又要面对那种无法弥合的分裂之痛时的情绪。

与小说无关，我那段关于作观众的往事，显然也是一段有类似感受的记忆。

曾经有几年，村庄里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放一场电影。有时周末两天的晚上会连续放两场。那是差不多从1992年到1996年期间，就是我住在村里去小县城借读小学的那段时期。那个时候，我还不太适应城里学校。有电影可看，就成了我周末在家最大的乐趣。

我们村庄西头的水井边有一片空地，每次周五下午，小喇叭就开始广播：“全体社员同志们请注意，周六晚上放电影。”好像那个广播从来不提电影名，广播员的口吻从来都是冷淡，更别提介绍电影内容了。单单“电影”两个字似乎已经足够让我激动起来。到了那天，平常见不到的人都会聚集在那里。住的离那里近的人特别占便宜，他们很早就搬去板凳霸占前面的位置（现在看来，他们愿意靠近幕布，可能是因为很多人以为和“电影里的人”越接近越好）；住得远的人，只好站在人群之后。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因为个子矮，在人后头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解决方法是爬树、翻墙，或坐在水井顶上。虽然，当时有了电视机，但小小的荧光屏，显然不如巨大的幕布壮观和有吸引力。

一到了放电影那天，从上午开始，我就坐立不安，作业也写不下去，总是写一会儿，朝窗外的树梢上瞟一眼。树梢上的阳光逐渐暗淡下来之后，我的心也跳得越来越快。这一切似乎与家里安静的情景有些不搭。后来，我发现了问题出在自己越写不下去，越吵着说今晚上又要放电影了，我妈越假装忙手上的工作，越不搭理我。

眼看着，天色一点点黑了，我实在等不及，放下笔去院子里催她。我站在她面前，又说了一遍，今晚放电影！

“又要放电影？”我妈每次都是慢慢地擦着手问我，“作业写完了吗？看你从上午开始，屁股上就长钉子了！”

露天电影的年代离现在，也不过二十几年。但在我的记忆里却显得模糊不清，不是现在还偶尔回到村庄，听到广播喊放电影，也许我还不觉得，可能那个时代，已永远地过去了。

电影从两百吋到IMAX再到巨幕，幕布越来越大，而那种天真的感觉却越来越小（这也跟我们自身的成长有关）。那个年代的幕布还都绑在木棍上，一点也不稳定。有时幕布在风中抖动，电影画面也随之颤动。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主人公脸上，就有意思了——我小时候曾以为，那是一种独特的面部表演，特别有趣。

那时，每周村庄都要放上好多场电影。放映队游荡在村庄之间，轮着放几部同样的拷贝。我们这些孩子，一放学就追着放映队乱跑。其实，具体放过什么电影，我早都忘记了。与电影有关的记忆，只剩下自己跟母亲撒谎、无心写作业，然后跑出家门，在旷野里抄小路，赶时间，发疯似的奔跑。

等上到初中，人长大了一些。露天电影忽然就少了，它的没落伴随着小县城影院的兴起。学校每月组织大家到电影院做集体活动，寒暑假给我们发兑换券（票价最早是一元五角，后来涨到两元五角）。回忆自己在电影院看过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李连杰演的《新少林五祖》——记不清是学校组织，还是自己暑假去看的。

看电影已经没有看露天电影时那么有吸引力了。我印象中电影院衰落（相对于以前只看过露天电影的人）的速度，快到我对电影院还没熟悉起来，它就已经变成了各种小商品、服装展销会的场地。有段时间，路过电影院时会发现一排排的座位，堆放在门口一角，落满了灰尘……

至今引起我感伤的，主要还是那个单纯作观众的时代的消逝。也许从商业角度上说，不刺激观感的内容就是无效、无价值的。可是对一个影迷来说，可能还有内容之外，更多感觉上的东西影响着自己——你可以试想，假如在特定环境里看过的电影，是否会印象格外深刻？即使，网上更新资源，你也很少去下载。

独自坐在影院里的唐棣

从刮大风的空地到冷气十足的影院；从只能站着，要不就爬树，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到一排一排的舒适的座位……人对看电影的某种仪式感的追求是不知不觉发生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电影从诞生以来一直在变化，从纯娱乐到好莱坞大片，再到欧洲艺术电影等等。电影成了一个不仅输出内容，更是一种越来越实在的文化。

至今，我依然有收藏DVD的习惯，就是因为这种超越内容的东西——绝不是只看一个电影这么简单。

我最深切的体会，来自一次次确认（拥有）的快感，像我上面的回忆一样。否则，我无法创造出村西水井边的那种气氛。当时，旅行箱大小的放映机，经常会因为过热而烧断胶片。电影终止注定引起人群的骚动，大人们开始起哄，放映员急得满头大汗……后来具体的汗味和起哄声，都变成了我手上一个遥控器按钮就可以解决的事——随时暂停，永不烧片，随时跳过等等，这些“看电影”的便利，没有让我再有过之前的那种感觉。记忆不是这样的，有时它看上去不连贯，无章可循，实际上却环环相扣。没有任何无来由的情绪，我相信，我所谓的“感伤”的初始，在这里可以寻回。

与逝去年代扯上关系的事物都越来越珍贵。在我的记忆深处有次周末下午，天气好好的。我等得着急了，天一黑，忽然打起了雷。那时，我已经跑到家门外，走在了去村西头那片空地的街上。我走了一会儿，雷声越来越大。后来遇上了一个小伙伴，我看他拿着雨伞，就追上去问：

“今天放啥电影啊？”

“我哪知道，广播也没说。”

“你说今天这样，不会放不成电影了吧？”

“别乌鸦嘴，一会儿就过去了。”

我们一边走，一边说话时，头顶的天空上，雷声阵阵，乌云密集。

真的，这一切过去了。后来，我在卡尔维诺的《观众回忆录》看到过这样一段文字：“当片中下起雨来，我便竖起倾听外面是否也在下雨，看没带伞偷跑出来的我，是不是被倾盆大雨给逮到了：那是尽管我身在另一个世界，但仍会记起这个世界的惟一时刻，教人揣揣不安。直到今天，电影中的雨景仍会唤起我那个反射动作，惊惶失措。”

记忆里似乎竖立着一道影子，那就是下雨这次，同样是一个跌跌撞撞奔跑的背影，引起的一次惊惶失措的感觉。在这之前，我不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也成了一个“感伤的观众”。因为我像卡尔维诺一样，觉得“电影是一种逃避，大家常这么说，不乏指责的意味，而这一点在当时正是我所需要的，满足我对异乡的向往、将注意力放到另一个空间去的渴望，我想这个需求主要与想要融入世界有关，是每一个成长过程不可少的阶段。”

电影作为一个记忆，伴随着我的成长，从村庄里的空地到县城电影院，从内容重复的电影到娱乐大片，无论经历什么兴旺、衰落。谁都不能否认，电影记载着一个观众天真与感伤（或者叫自然与自我）之间的每一道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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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报供稿）

编辑 李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