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有可能跟叶杨馆长一样，一辈子都只在一个单位——深圳博物馆工作。”深圳博物馆副馆长蔡惠尧说。1996年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硕士毕业后，蔡惠尧毛遂自荐来到深圳博物馆工作。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一干就是25年。蔡惠尧是深圳本地人。同事曾调侃他，放着“包租公”不做，偏偏要靠学识吃饭。对此，蔡惠尧笑言：“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历史里有大智慧。考大学填志愿选的就是历史专业，到深博工作也是因为喜欢历史。”

作为一名“深圳土著”，蔡惠尧有一个愿望——把深圳史志摸清吃透。“深圳7000年历史，到现在为止，我这个搞历史专业的深圳本地人尚且不能完全掌握。”做历史研究，容不得半点虚假。在同事眼中，蔡惠尧是一个对自己、对工作都极其严格的人。他希望，未来深博能在记录深圳历史文化 ， 留住深圳人的根脉，守护深圳人的精神家园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除了深圳改革开放史，东江纵队红色文化史、深圳民系史也都值得关注。”

学霸设置，深圳中学历史科目高考状元

深圳是一座移民之城。蔡惠尧属于移民大潮中的少数派——深圳本地人。他的老家位于深圳松岗。蔡姓在松岗是第二大姓。元末明初，蔡家先祖自东莞长安大井村迁徙至深圳，后陆续播迁中山、香港等地。其中，深圳分为两支，一支在松岗，另一支就是大名鼎鼎的蔡屋围。生长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蔡惠尧没有像“大部队”那样选择做一个时代弄潮儿——下海搞钱，而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1989年以深圳市历史科目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此后又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

这妥妥的学霸设置在那个热火朝天搞建设的时代却显得有些另类。“主要松岗远，发展晚，那时家里还是穷，所以才读书。”蔡惠尧打趣说。实际上，松岗人杰地灵，蔡姓在当地以求文重教、书香鼎盛而闻名。“清代深圳出过8位进士，其中1位来自我们沙浦村。”蔡惠尧说，“沙浦村还保留着深圳目前发现的唯一的进士第——清嘉庆十三年，蔡学元登戊辰科吴信中榜第三甲进士，回乡后蔡学元于村南蔡氏祖祠西侧建筑‘进士第’。”这尊师重道的文风深深影响着蔡家和蔡惠尧，在考大学选专业时填报了历史系。

榜样的力量激励着蔡惠尧，在深圳中学读书时，他就酷爱文史哲。“我还曾是深圳中学文学社的副社长。如今看到自己高中时写的小说，朦朦胧胧的故事，真有点惊讶——原来我还会写这个！”蔡惠尧笑言。1996年硕士毕业时，蔡惠尧主动联系了深博。“那会，我们是双向选择，自己先联系，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去工作。接待我的是时任副馆长的杨耀林先生。”蔡惠尧说，“当时深博的条件比较艰苦，我们来了都是住铁皮房。时任馆长黄崇岳亲自到铁皮房探望我们，待我如同家中后生晚辈一般，令我十分感动。”

良师益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受益无穷

年轻的心总是躁动的，渴望着轰轰烈烈，渴望着云帆沧海。“我想，任何一个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人都会动摇。”  蔡惠尧说。“我也曾经动摇过。想过跳槽，想过出国，也想过继续深造。至今为止，我都为没有读到博士学位而遗憾。我想这是我学术生命里难以弥补的憾事。”人的变动是经常的，静止是相对的。“各种机缘巧合，最终留下来，慢慢安定了。”

辞职很容易，留下来反而需要很多理由。在深博遇到的良师益友，这一份份浓浓的情谊，是蔡惠尧最难割舍的。1996年蔡惠尧毕业到深博工作时，时任馆长是黄崇岳。“黄馆长1998年退休，之后又被深博返聘了10年。他的治学、为人、家风都深深地影响了我。”蔡惠尧说，“去年12月馆史展，我看到一张黄馆长带着刚来单位没多久的我去南山勘察考古的照片，很难得。”黄馆长退休之后，经常与后辈蔡惠尧一起吃午饭。“我们谈学术、谈他的心路历程，谈他与他的导师梁钊韬先生的交往。他谈的是他与他导师的交往，我听的就是对我的教诲。这种海阔天空的非正式交流，润物无声，让我受益无穷。”

正是从黄馆长身上，蔡惠尧看到了人生短暂，能把一件事做好，也是一件极有成就感的事。“尤其才毕业那会外面的诱惑很大。我的高中同学有90%读的深圳大学，其中又有一半学的是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本科毕业之后，他们就进入银行、证券行业工作。对比他们的五光十色的生活，博物馆的日子清淡而悠长。此时，是黄馆长的教诲点亮了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把资料室藏的、1923年开始出版的《广州民国日报》给看完了。” 蔡惠尧说。

事实证明，世上没有白读的书，白走的路。当年阅读《广州民国日报》时摘抄下来有关深圳方面的内容，在后来撰写“近代深圳”陈列大纲时很多都用上了。

核心工作，“痛并快乐”的写大纲生活

如果说展览是博物馆的产品，那么，文本大纲就是这个“产品”的蓝图。蔡惠尧与写大纲的故事可谓“痛并快乐着”。“1996年3月起，离硕士研究生毕业还有3个多月，我先期到深圳博物馆实习，领导安排了‘近代深圳’展览大纲写作任务，从此与写大纲结下不解之缘。“蔡惠尧回忆说。

写大纲真是不易!当时的分管副馆长杨耀林先生的教诲令蔡惠尧至今不忘：先查家底，知道有什么文物藏品；再熟悉现有成果，包括研究成果、展览成果以及文献资料；最后，要熟悉深圳近代历史文化。这三者要了然于胸，写大纲才能游刃有余。1998年年底，深博新馆开建。作为基本陈列之一的“近代深圳”展览理应在老馆展览的积淀上更进一步，框架体例必须耳目一新。这个任务自然又落到了蔡惠尧头上。  “2004年8月，六易其稿的‘古代深圳’大纲与‘近代深圳’‘深圳民俗文化’大纲审核通过，心头大石总算平稳落地。之后，我根据领导、专家意见，结合新的史料，不断深化。”

2008年12月新馆开馆，“近代深圳”展览对外开放，新馆观众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罕有其匹。“要做一个好展览、做好一个展览，好的大纲必不可少。这种基础性的工作需要细水长流、日积月累的功夫和素养，绝非临时抱佛脚就可以一蹴而就。”蔡惠尧说。如今，深圳博物馆的展览大纲在业内已颇具口碑。“我称之为深博范式，简洁、规范、图文并茂。定位精准、章节合理、文字精练、元素恰当的文本大纲是筹展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