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完结。作为与图书行业最贴近，或者说几乎是近年来唯一贴近的纪录片，它不出预料地收到了“小众”的正向反馈。但有意思的是，其中一集介绍出版品牌“读库”创始人张立宪的部分，在视频网站上被取了“36岁裸辞 大龄男子每天想搞钱”的标题，充满噱头的同时，也引发了思考和争议。

在如今这个流量时代，这部纪录片让我们看到了制作团队为了克服“冷门”选题——书籍带来的“副作用”所能尽到的最大的努力，比如打磨好的内容，比如讲述动人的故事，比如邀请胡歌担任配音演员，但这一切，至少在由算法秩序掌控的“标题党”面前，依然显得有些尴尬和不合时宜。

小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有当文化从业者的梦想，但长大后真的愿意再去实现的，应该寥寥可数了。如刚才所说的荒诞、尴尬、不被人在意的落寞，有时候正是做一场“图书漂流”的真实体验。无论是编辑、译者、出版人，还是图书馆馆长、管理员，那些参与制作、传播一本书的人，是致力于让一本好书被更多人看见的人，是真正的爱书之人。

尽管有苦、有泪，但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他们的日常，应该还是“幸福”，因为“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想从这个世界得到一些东西“，直到开始“做这些书，这个过程好像就是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一点点东西”。成就感、价值感和发乎于内的愉悦感，经由图书带给他们，而这些往往是无价的。

以下，我们以《但是，还有书籍》为名，讲述这些藏于图书背后的人的故事。

01

图书编辑，一个有点寂寞的行当

近几年，总有影视剧将主角的职业身份定为“编辑”。比如《编舟记》讲述一位辞典编纂者的故事，《重版出来》主角是满腔热血的漫画编辑，以及《校对女孩河野悦子》里的时髦女孩供职于一家时尚杂志社……图书编辑，这个有点寂寞的行当，似乎正在被大众看见。

但相比于主角们“升级打怪”式的跌宕，真实世界里的编辑的生活更趋于“平淡”。“上班，打卡，打完卡进来开电脑，看看豆瓣，看会儿稿，看会儿邮箱有什么事，一天就过去了”，后浪出版公司文学部主编朱岳这样描述自己的日常。穿着印有“精神恍惚”四个大字的T恤上班的朱岳，似乎和千千万万的“打工人”没什么不同，但如果你看到他桌上堆积如山的书稿，就会明白，编辑口中的“看会儿稿”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之前，他编撰过1800多页的俄国文学经典《往事与随想》，“看了两遍，编完了我就换了眼镜，用眼太多，原来的眼镜不够用了。”

《但是，还有书籍》中的朱岳

如果说当编辑更像什么职业，可能是“匠人”，用细密的针脚将文字织进纸页，不仅需要知识、专业技能，还要耐得住久坐于书桌前的寂寞。俞国林来自中华书局，不同于朱岳所面对的风格诡谲的文学作品，与他为伴的是更“沉默”的“庞然大物”——古籍。从辨别繁体字、加标点、分段，到对历史底本进行查缺补漏，这位有二十年工作经验的老编辑，对文字可谓是锱铢必较。此前，在编辑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时，他游走于各大图书馆和档案室之间，翻书，查资料，看微缩胶卷，只为核对书中的一个引注细节。

如此听来，当一名编辑好像有难得的“小确幸”，但也不得不品尝一丝丝现实的苦味。在整个图书生产链条里，“编辑”是一个极少获得大众关注的环节，再认真的读者，也大概率不会注意到版权页上印着的编辑的名字。这也正像是一个隐喻，遮蔽着这个隐身于书页背后的群体。可以想见，与做书时的巨大投入相比，他们获得的关注和直接反馈微乎其微，这也是寂寞的另一层含义。

《但是，还有书籍》中的俞国林

有时候，他们也并非自始便有一个理所当然的“编辑梦”。朱岳大学学的是法律，据他回忆，自己是在应聘出版社法务时稀里糊涂当上编辑的。“写小说是当上帝，做编辑是当杂役 ”，曾经那个以写小说为志业、视工作为糊口活儿的文艺青年，在互联网赛博世界里自称“秃顶会会长”，似乎也是想在妙趣横生的精神世界和枯燥的工作日常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十年，直到三十九岁，他遇见了《寂寞的游戏》——作者袁哲生是优秀的华语文学作家，却在三十九岁那年，选择了自杀。“我读《寂寞的游戏》能很清晰地感觉到某种信息，可以说是窒息的抑郁，但又有很强的诗性。可能有点类似芥川讲的临终之眼吧，之所以看到美，恰是由于已经达到生死的临界。”

《寂寞的游戏》，袁哲生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后浪

“这本书不亚于任何西方的哪个大师的作品，应该被更多读者看到。”朱岳并非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但花了很大力气为它做推广，这是一个创作者对另一个创作者的珍重。此后，他把自己整个投入到华语文丛，挖掘不为大陆读者所知的作者，如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黄锦树、中国台湾作家黄国峻和童伟格……他们的作品或具有独特的语感，或具有新奇的情节，带给我们新鲜的阅读体验。

对于这份寂寞的工作行当，需要耐心，需要责任，更需要对自我价值的找寻。俞国林的隐秘乐趣藏在细节里，他乐于循着古人的每个字、每句话，走进古籍囊括的浩瀚宇宙；朱岳的关键词是“发现”，他坚信文学的未来不会是作家胡安·鲁尔福笔下铁板一样的土地，而是肥沃、丰饶的沃土，如果能发现一个《百年孤独》，就是作为编辑的毕生意义所在。

《但是，还有书籍》中的朱岳

无论是从尘封岁月里挖掘经典，还是以慧眼和珍重之心发掘新人，编辑们都承载了作者的意志和远景，用灵巧的构思、字斟句酌的手艺推动作者与读者的相遇，是当之无愧的知识编舟者。站在共济的小舟中，寂寞好像已不再是寂寞。

02

译者，一群词语摆渡人

翻译家，在特殊年代被视为盗取火种救济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中国现代性发展历程中，有无数著名的翻译家，如严复、傅雷、许渊冲……而如果我们走近译者的生活，又会发现，翻译也是一项具体而微的工作，有不同的进入路径，也有不同的方法论。

不少译者走上翻译的道路，是出于“偶然”。包慧怡是一名有着十多年译龄的青年译者，曾经是英语系学生。大学期间，她积累了一些翻译经验，但并未将此作为职业选择。决定当翻译是因为一本在人生低潮期为她带来的救赎的诗集——美国“自白派”代表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遗作《爱丽尔》。其中的诗作密集完成于诗人自杀前两个月，作品里充满暗黑、爆裂，又有向死而生的力量。当时，包慧怡在美国一家电视台实习，生活被工作充斥，只感到无尽的消耗，直到在公司楼下的书店里读到这本书，对那股绝望的气息感同身受，也从中看到了作者直视深渊的勇气，以及试图用写作获得更广阔、坚实的人生的努力。包慧怡因此确认，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由写作、翻译和阅读构成。

《但是，还有书籍》中的包慧怡

译者范晔也有类似的体会。1995年，他刚高中毕业，对未来十分迷茫，因为北京大学西班牙语老师赵振江的一句“拉美文学大有可为”，进了北京大学西语系。语言学习的初始阶段是枯燥的，范晔回忆，刚入学时自己成绩不好，一度怀疑这个选择，直到慢慢可以阅读一些原著，才找到了一点学习的乐趣。出于想要将它们分享给更多人的愿望，范晔开始在论坛上发表译诗，由此开启了翻译这条职业道路。在《但是，还有书籍》里，范晔展示了自己翻译作品的多个原著版本，他还发明了一句口号，“让译书成为买书的借口”。

《但是，还有书籍》中的范晔

包慧怡、范晔的工作由阅读兴趣推动，而翻译的过程，也是深度阅读的过程，是译者在智识、情感上与作者所搭建的世界发生强烈关联的过程。马爱农是《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译者，从2000年夏天收到霍格沃茨来信开始，她与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一起走过了七年，以致于译到最后一本时，时常希望自己翻译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语言可以搭建出全新的世界，而不同的语言体系之间存在着边界，译者的任务便是跨越边界，找到布满机关的“密室大门”的开关。对于马爱农来说，魔法世界里的欧洲神话、炼金术士与吸血鬼的传说仍有迹可循，但那些自创的语词和咒语实在是天马行空，翻译《哈利·波特》，难点便是要搭建一门属于自创咒语的中文体系。考虑到书中主角念咒语时会使用魔法动作，马爱农和译者团队便对长长一串英文字母进行意译，将它们统一为“呼神护卫”“神锋无影”“幻影移形”等洋溢着中文气质的四字词语。

《但是，还有书籍》中的马爱农

西语翻译范晔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幽默如他，给自己取了个别号——“象寄门下临深履薄堂仓皇右使”，“象寄”是翻译的古称，“临深履薄”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用这个词和“仓皇”形容自己，也是形容翻译之时常常出现的那种不太拿捏得准，有点犹疑，又有点狼狈的情形。他的工作日常是在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波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游走，为了尽可能地深入他们的世界，他还养成了听有声书找语言感觉的习惯。

《但是，还有书籍》中的范晔

翻译一本书经常要花费几年的时间，而获得的经济报偿并不太多，译者因此被称为“文学界的苦力”。但他们显然并不认为译书的过程煎熬，其中有众多不为人知的乐趣。对马爱农来说，翻译使她抵达现实世界里无法到达的地方、经历自己未曾有拥有的人生，儿童文学的翻译更是带来疗愈的效果；在范晔看来，和文字缠斗，与自己较劲是一种艰难的快乐，也是无可替代的快乐；作为短暂逃避更艰难任务时的一种选择，翻译在包慧怡情绪崩溃时牢牢托住了她，此后也为她带来与做体力劳动时同等的安心。

“忘我而无用的专注”，包慧怡引用这句毕肖普的话形容翻译这份工作。这种专注，大概也是对时间本身的克服，足以让人收获另一种无法被剥夺的幸福。

《但是，还有书籍》

03

出版人，“夕阳行业”坚守者

如果列举一名出版人的工作内容，我们会发现其与编辑的职责有部分重合。但“出版人”这一称呼突出的是行业的面向，意味着他们在编辑身份之外，还是行业的“掌舵者”，需要做出商业的判断，直面市场的风浪。

不过，由于出版行业缺少以庞大的货币数字金额为标识的“商业神话”，“风浪”的形容可能并不准确。“夕阳产业的从业者”是出版人的自嘲，但也略显真实，他们的故事，有权衡利益和情怀的抉择，也有面对生存和理想的张力。

从1998年大学毕业、进入出版社开始算起，“杨师傅”杨全强已经在出版领域工作了二十多年，履历出色。然而，2015年，他编辑再版的鲍勃·迪伦自传只卖了4000本，成绩差强人意。在数字媒体的冲击与人们阅读习惯变迁的双重打击下，这本书的市场预期最低销售量，与十年前相比也下降了一半之多。然而，第二年，鲍勃·迪伦获得诺奖，这本书又在获奖当晚被抢订一空，迎来了“柳暗花明”。

《编年史》，[美] 鲍勃·迪伦著，河南大学出版社 | 上河卓远文化

但杨全强知道，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会时常发生。2020年，由他一手创立的“上河卓远”因战略调整被迫关停，留下了许多遗憾。他想起自己供职过的出版品牌，往往因为业绩压力失去支持。成长于“摇滚与每一个人有关”的时代，杨全强有一些很“摇滚”的坚持，他仍然相信“出版就是要勇敢、不怕赔钱”。“上河卓远”关停后，他经历过一段低谷期，但在知天命的年纪也越来越认清自己的坚持和局限。想搭建一个有才华的人可以躲避风浪的所在，想传播好的东西，想让一本好书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获得认可，需要更激越，更敏锐，也更坚定，因此，“杨师傅”重新出发了。

《但是，还有书籍》中的杨全强

2016年，时任《新京报书评周刊》主编的涂涂作出一个决定，他告别了工作十余年的媒体，卖掉北京的房子，来到大理，一头扎进了图书出版行业。回忆起之前的工作，涂涂说，当时自己几乎可以接触到当年出版的所有好书，但仍感觉少了点什么。他想去寻找不一样的声音——一些声音属于时代，理应被听到，另一些则代表永恒，在强大可能要把永恒遮蔽掉的时候，总有人要去寻找心灵的永恒驻扎之所。两相归结，涂涂将这个新兴的出版品牌取名为“乐府”，意为大地上的歌谣，代表着来自土地和民间的力量。

主动离开媒体的做法已然勇敢，“乐府文化”做书的方向更加激荡。前两年，乐府只出版了两本书，另有几十本书处于编辑阶段——它们大多是素人的第一本书，看起来都没有确定的市场前途。但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涂涂也没放弃这些作品，他反对图书市场强需求这个概念。“乐府做的所有书，都是不需要读的书”，这是他做出的最强“反叛”。而这句话不是说这些书不重要，是主张一种不陷入功利主义的阅读方法，主张一种生活的选择和生命的状态，涂涂希望大家能更看见这些。

《但是，还有书籍》里涂涂的话

在乐府推出的素人作品序列里，《秋园》尤其特别。灶台旁，凳子上，“那些事情就是嵌在心里，历历在目，像电影一样，必须写下”，这是一位八十岁老人在厨房里写下的书。她用足足8斤的稿纸，写下母亲如浮木般挣扎的一生，“秋园”是母亲的名字。

2019年，涂涂第一次看到《秋园》的书稿，便被其中强大的生命力所震撼，没看到一半就决定要出版。如他所说，这位在厨房里抽空写几笔，最终完成人生第一部长篇的老人，是真正的写作者，因为她用写作直面了自己的人生，直面了家国的历史，也直面了命运的无解。

《秋园》，杨本芬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乐府文化

至此，土地和民间的力量变得清晰起来。写作意味着处理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每个人都可以交出自己的答卷，对涂涂来说，出版这些书籍是他参与这个世界的方式，“它无法正确，也不需要正确，我只能说，这条道路，无比美丽。”

04

在图书馆，连接整个世界

经历了从写作、编辑到出版的漫长过程，图书馆成为一本本新书的停靠之地，也是书与人最终相遇的地方。图书馆，于一些人也有着不同的意义。

之于读者，这里是休憩心灵的桃花源，之于图书管理员，这里是诗和远方的最终归宿。作为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顾晓军在工作中看到了形形色色的读者：有退休后找来《四库全书》读的阿姨、趁孩子上学抓紧备考复习MBA的妈妈，也有单纯享受休闲时光的人。管理员身份之余，顾晓军自己也是读者，在工作的12年时间里，他自学了12门语言，学习的资源就来源于图书馆馆藏。

顾晓军的一段自我介绍

另一个与图书馆有关的故事，发生于海拔3700米的四川甘孜草原。在那里，有一座名叫纳朗玛的社区图书馆，是由一位名叫久美的藏族僧人花费十九个月时间建造的。期间，他制作青稞酱进行售卖，筹措资金，自学建筑，画设计图纸，还亲手搬运过三四百斤的石头，只为打造出这座草原里的乌托邦。

建造图书馆的想法始于一场地震。当时，从寒山寺游学归来的久美为了发放救援物资，深入到一千多户牧民家里走访。他看到了当地的贫困现状，认为一个地区要想得到发展，便要视教育为一股重要力量，他希望通过这座图书馆，让藏民看到知识改变生活、命运和未来道路的可能。

纳朗玛社区图书馆所在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在常来图书馆看书的孩子里，有个名叫拉姆的19岁女孩，喜欢阅读、写作，最喜欢的书是《巴黎圣母院》，她还在写一本与妈妈有关的小说。连续三年的假期，她都在图书馆里度过，这里是她的乐园。在久美朋友开设的写作课上，拉姆鼓起勇气提问，成为作家是否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她想一直这样写下去。

但偶尔回到家里，看到父亲去世后一个人支撑起整个家庭的母亲，拉姆又感到自己很没用。久美在图书馆接触到很多孩子，都有和拉姆类似的焦虑。在他看来，读书确实不能许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图书馆能成为孩子们望向更广阔未来的窗口，这样，在真正踏入社会的时候，他们才会知晓自己有更多选择。

“我们的心态开阔于世界，哪怕我坐在这个草原上，我的心也可以连接到整个世界的一些发展。”久美说。

如同米沃什那首《但是还有书籍》始于一个转折，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构画了一个由编辑、译者、作者、书店和读者围绕书籍共同组成的心灵空间，提示着阅读作为精神避难所的意义。其中的故事，也是对我们心中一个好奇发问的追索——“但是”这个词之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语境中？

两年之后，我们困居于疫情，面临的现实景况更加复杂，焦虑和倦怠成为某种集体情绪。此时，书籍作为“但是”之后的存在，有了更深一层意味：两年前，导演罗颖鸾在手记中写，我们所在的，其实是一个阅读行为显得有点奢侈和不合时宜的流量时代，所以和爱书之人一起捡拾落果何其重要，用新鲜有趣的视角，把书背后的故事讲述出来，能够点燃和唤起大家对书籍的热爱。

尽管地平线上有大火，城堡在空中爆破，

部落在远征途中，行星在运行。

“我们永存，”书籍说。

——米沃什《但是还有书籍》

春天恰是读书天，不如一起读书吧。

《读不下去书时，不如看看这部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