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自办企业，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中国最早一批民族企业，即由买办资本转化而来。

当林则徐打算用茶叶、大黄抵制英夷时，他已有了商战意识。《南京条约》后，中国开五口通商，刺激了中国人的商战思想。然而，思想的来源及其思维方式，都来自中国传统，是一种传统的本能反应。受了外来刺激，不约而同，用传统来回应。

有人向提出“商战”思想的郑观应问到：“书中皆言时务，何以首列《道器》”？郑回答说：“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长经也。”看来他坚信中国传统思维的对立统一，不管“权术”与“常经”性质怎样不同，“富强”与“孔孟”有多么不合，只要入其范式，对立性就自然消解了。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事实是作为“富强之权术”的资本主义，与作为“孔孟之常经”的儒教，很难以制度化的方式同构，但有可能出现儒教资本主义，儒家事功学派，原本就有重商主义传统。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皆败，割地，赔款，开商埠，元气大伤，而门户大开。可五口通商后，中国贸易顺差并未改变，而且还有意外的增长，至同治时期，竟然出现了“中兴”局面，所以，那时中国的洋务派们，对商战也信心满满。更何况，两次战败，朝廷虽感屈辱，却也吃下了定心丸，正如徐继畬说：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略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马(码)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

无亡国之危，无易代之忧，唯商战是求，况且这是一个需要商战，并产生了商战之士——买办阶层的时代。对于这一新兴阶层，以国士待之，即为商战之士，如郑观应本人，也是买办出身。

据经济史专家汪敬虞研究，从1865年开始，约三十年时间，中国社会形成买办资本，五口通商后，买办成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显示了三十年商战的成果。过去，一般认为，买办收入主要来自佣金，可汪敬虞指出，洋行与买办之间，起初没有佣金制，由洋行支付固定工资。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设立佣金制。最初的佣金，一般为2%，其后下降，至六十年代后期，有的已下降到1%，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则进一步下降为0.5%以至0.25%。三十年间，佣金的数额按最高的比例计算，即使全部进出口贸易都经买办之手，并且都抽取佣金，也不到1亿两；如按最低比例计算，不过1200多万两。此数目，显然不足以构成买办暴富的主要部分，应该是买办的自营商业，成为他们暴富的主要途径。

通过自办企业，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中国最早一批民族企业，即由买办资本转化而来。仅抽佣金，买办哪能成为商战之士？一旦自营起来，其资本运动就有了独立属性，虽然他还在效法洋人，追随他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化，但买办们毕竟走上了同外国资本竞争的不归路，不管他自觉还是不自觉，他都注定了要成为与外国资本交手的商战之士。

（作者系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