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至1988年，邢凤麟在深圳博物馆当馆长。

1988年11月1日，位于同心路的深圳博物馆（老馆）开馆，开馆前夕，邢凤麟调走。这3年时光，他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在为开馆打基础。

出生于1937年的邢凤麟，调任深圳博物馆馆长一职时已经48岁，在此之前他曾任广西社科院副院长，副厅级，而彼时深博还只是一个科级单位。“当时组织上跟我讲，深博要马上要升级为处级单位，市里要搞改革开放大展，你去支持一下，在那里过渡过渡。”不曾想，这一过渡就是3年。

风云突变建馆速度被拖慢的三年

岁月如歌，悠悠走过。

原本从广西调来深圳是为筹办深圳社科院的邢凤麟阴差阳错地到了深圳博物馆，只是打算在深博呆几个月过渡的他，一呆就是3年。这一切都要从大时代的变化说起。“我到深博之后，市场上的进口水果很快没有了。”邢凤麟回忆说，“因为经济转向了。国家建立特区，需要的是赚取外汇。而在此之前，深圳的市场上有很多进口货，反而是外国人赚了我们的钱。”

但当时深圳经济特区才刚刚建立几年，如同一个几岁的娃娃，想立刻赚外汇，有现实的困难。“1985年5月我来到深博，那会同心路正大兴土木建设博物馆。现在想来，当时的书记梁湘是非常有魄力的。1985年深圳一年的 GDP才30-40亿，市委市政府就能拿出几个亿来建深圳八大文化设施。”

也就是在这时，李灏走马上任。

“当时，市里对深博最大的寄望就是办好开馆展－－改革开放展。我到深博时，主体基建工程已完成了70%。但因为经济突然转向，经费困难，基建工程款卡在那里，所以本来是在深博过渡的我一时之间也走不了了。”邢凤麟说。基建过程中，有两件头疼的事是邢凤麟硬着头皮解决掉的。一是，消防喷淋系统需要广东省批。二是，当时同心路那儿长了许多松树，大建设推进的速度非常快，砍倒了的松树树根没有及时清理，树根腐烂生出了许多白蚂蚁。“这个当时深圳解决不了，也要跑到省里请求支援。”

从“地志性”到“综合性”的博物馆

虽然邢凤麟总说自己是位知识分子并不擅长行政，但在出任深博馆长期间，学历史出生的他在把握深博的办馆方向上做出了“重要调整”。他不仅进行了深入思考、大量调研，并最终确立了深博作为一座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的定位。“当时市里对深博的定位是建设一座地志性的博物馆。然而我却认为这不够有特色。”邢凤麟说，“再者，深圳本地历史文物家底薄弱。80年代，大建设推进的速度非常快，文物普查、考古的基础性工作根本来不及跟进。如果单独搞地志性的博物馆，深圳可谓是先天不足。”

邢凤麟还透露，为了支持深博建设，当时国家文物局曾两次发文，希望全国各地的博物馆调拨一批文物给深博。“一、二级文物谁家都不愿意给。那些普通的、重复的坛坛罐罐，人家就匀点出来。”那时，深博最大的一批宝贝来自社会捐赠，捐赠人是邓拓家族。邓拓是位大收藏家，尤其酷爱古书画，收藏的古书画皆是精品。邓拓去逝后，1984年，他的夫人丁一岚向深博捐赠了41幅古书画。“其中一幅宫廷书画，装裱起来有1层楼高。还有一幅明代佚名设色《文会图》轴，国家一级文物，价值连城。”邢凤麟说。

在史学界，尤其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中提起邢凤麟，甚少有不认识的。他是一位造诣颇高的历史学家，出版发表过多部著作及近200篇件文论，多次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担任深博馆长期间，邢凤麟多次向学界同仁讨教深博办馆方向。“1985年冬天，市里叫我去拜访饶宗颐先生，希望以深圳市的名义聘请他当深博名誉馆长。”邢凤麟说。但凡见到大家，邢凤麟都会趁机讨教深博办馆方向。“当时文博界有五位泰山—— 徐邦达 、启功 、谢稚柳 、杨仁凯  、饶宗颐 。1986年6月，故宫六十周年，我被邀请去参加，与谢稚柳 、杨仁凯等住在一处，于是借机向他们请教深博办馆方向。”回来之后，邢凤麟在深博内部发起几上几下多次讨论，经过调研、求教、思考、上报……最终，市里也认可了深博的新方向：要把深博办成综合性的（而非单一地志性的）、国际化的、园林式的历史博物馆。

锐意进取的“特区和特区人”

深博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让邢凤麟记忆很深的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李灏钟情文墨，经常来馆里欣赏邓拓家族捐赠的古书画。“那时深博还是一个大工地，没有围墙，保卫部正在组建中，我们平时都在铁皮房里办公。我最害怕的就是刮台风、下大雨，担心那批古书画受潮受损，担心安保不到位，被盗。”邢凤麟回忆说，“有次下大雨，我担心得不得了，跑去库房看到保卫正在打扑克，压力无法言说。”

还有一事，如今回想起来十分有趣。“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的周鼎和当时主管基建的副市长罗昌仁经常来深博。周鼎主张要把深圳博物馆旁边的深圳特区报打掉，把深博的大门推到深南路边。罗昌仁就不同意。一次，周鼎跟他的秘书说，你记下来，我说打就打，一定要把特区报打掉。说得斩钉截铁地。周鼎和罗昌仁都是新四军、老革命，两人关系很好，但在打不打掉特区报这件事上，两人争得很厉害。”邢凤麟说，“深博开馆要就搞改革开放展览，把博物馆的大门推到深南路边，门面会更好看。”

80年代整个特区都洋溢着一股锐意进取的鲜活之气。邢凤麟说：“那时的特区真是干实事。馆里有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人才想要调走，因为他夫妻分居25年，打了几次报告，妻子都调不进深圳。在谁也不认识的情况下，我直接跑到人事局去说明情况。我说，这位骨干要是走了，我们博物馆的业务就没法展开了。特区能办，这件事为什么不能办呢？没想到，人事局竟然就批了，把这位业务骨干的老婆调入深圳了。这让我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