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生万物，九九归一。

今年81岁的黄慕超已至耄耋，却满脸天真。

他说话不徐不疾，条理分明，逻辑清晰。到哪儿都喜欢穿着件摄影背心，遇到有趣的人和事、值得纪念的场景，他立马掏出手机拍摄，即刻运用手机软件制作图片，一组图文并茂的海报火速生成并分享到朋友圈，玩转社交媒体，传播力丝毫不输年轻人。

今年是深圳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纪念。黄慕超是深圳博物馆的创始人之一。

而他之所以与深圳博物馆结缘也是因为身上那件摄影背心。

1983年，43岁的黄慕超从部队转业，来到深圳。“当初，我接触到市委组织部人事处时，因为了解到我在部队是从事新闻摄影，曾答应安排我到深圳特区报工作，可一个月后我接到的通知却是市文化局报道。到了文化局，时任副局长的曾强开门见山就问我，深圳博物馆现在缺少领导，经局里研究想让你去博物馆负责如何？”黄慕超说，“转业到地方如同一位新兵，我决定服从组织安排，以肯荒牛精神从头学习。”

打开了记忆的匣子，岁月往事扑面而来。

要人要车“打报告”小能手上线

“当时博物馆全馆员工才8人，我来了排行老九。全馆设备是两辆旧自行车，一台傻瓜相机，真正称得上是一穷二白的家底。一张白纸可以写最美的文字画最美的图画。来了，就开干！”黄慕超说。事业要发展，人是主要因素。“我走马上任，首先是要人，于是我参照广州市博物馆200多人编制，做了150人的编制，最后市编办批了75个编。”

除了要人，黄慕超还干了一件事就是要车。“特区初创，到处都能听到爆破声和轰隆隆的挖土机声音。基建工程热火朝天。此时，博物馆经常接到建筑工地上打来的电话，传来工地挖出盆、罐等文物的信息，考古人员听到后急忙踩着自行车赶往现场，然而等大汗淋漓的骑到工地，只见早被工人用锄头敲成了碎片，心痛之情，难于言表。”诸如此类事情屡次发生，黄慕超认为缺乏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文保工作难以维继。

有鉴于此，他开始向市政府打报告，要求给批配工作用车。没想到一次、两次、三次，报告如泥牛入海。军人的执着让他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直接给当时的市长粱湘写信。“有好心人听说我要给市长写信，劝我别忙了，市长哪有时间看你的私人信件，信还没到他手就被秘书处理掉了。为此，我想了一个办法，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市长汇报思想，信封也没有用馆里的公用信封，当时市内寄信是四分钱邮资，我贴上八分以示外地，信封上写粱湘市长收，落款写的是北京西直门外第二胡同30号寄。”

没想到信发出才3天，市长秘书就来博物馆敲门了。“哪位是黄慕超？”“我就是！”秘书询问黄慕超他写了三次买车报告都没有回复的事，“你还有么有报告存底？”。“有！”黄慕超从铁皮柜里拿出他自己复写的三份报告存底（当时没有打字机，都是手写体）。后来，粱湘在黄慕超所写的报告上批了八个字：“以利工作，尽快解决。”很快，博物馆有了第一辆汽车。这对当时抢救考古挖掘、文物保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至今难忘的铁皮屋“烛光晚餐”

有了人，有了车，黄慕超还没“满足”。他是部队摄影出身，曾随军拍摄越战，深知图片的魅力和记录作用。今天的照片就是明天的历史。而博物馆不正是收藏历史的地方吗？“建设深圳博物馆，市委、市政府要求起点要高，可当时博物馆只有一台傻瓜相机，想要留存能够永久保存的资料是不可能的。”黄慕超说。于是，“打报告”小能手再度上线，“我打报告向市财政局要钱购买进口照相设备。财政局行财科的领导不同意。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一次次给行财科的领导讲解、科普，终于批了三万美金。我们从香港购买了当时世界一流的哈苏相机两台、玛米亚相机一台、尼康FM-2相机两台和一套彩色放大冲洗的设备。这对当时考古挖掘和资料及时保存意义重大。”

筚路蓝缕的深博初创时光，如今回想起来，也不全是艰苦。一些片段甚至令人忍俊不禁。“烛光晚餐”就是其中“ 香喷喷 美滋滋”的一段。“1984年11月，南京博物馆院长姚迁带着办公室主任来我馆传经送宝，对远道而来的贵客，我们是既高兴又为难。”黄慕超说，“因为那时我们没有任何招待经费，对这位重量级的考古前辈如何招待好？”当时有员工提议，我们没钱上酒楼，就自己买条狗，做狗肉宴。当时也无食堂，也无会客厅，只好因地制宜，在临时仓库的铁皮屋里摆上碗筷。不想，当晚电压不稳，还碰上了停电。我们只好点燃蜡烛，全馆员工围在一起，请姚院长和主任吃了一顿烛光狗肉宴。10年后，在南京偶遇当时的办公室主任，那会他已经是院长了，聊起往事，他感叹说，到深圳别的事都忘记了，唯独那天晚上的烛光狗肉宴令我至今难忘！”

如今站在市民中心东翼的深圳博物馆历史民俗馆宽敞明亮的大堂里，面对的是声光电结合的现代化展览展示，黄慕超觉无比感叹幸福的今天。现在深圳博物馆家底厚实了，第一批人员编制、第一台汽车、第一批进口照相设备……这些故事早已飘散在风中，做了古。但总有东西留下来。比如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团结向前、不断创新的馆风馆貌。四十不惑，守正创新，朝着世界一流大馆的目标，深博迈向下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