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闻新鉴 | 我党早期报刊如何开展经济报道

赵明

【关键词】经济建设   土地问题    指导性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千百年来，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小康”在中国人心中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100周年之际，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开始，就把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丰衣足食的深深渴望，作为自己为之奋斗的使命，并从创立初期，便利用当时还十分简陋的报刊，对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进行宣传报道。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后，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中，没有忘记搞好经济建设来发展巩固根据地，并利用自己的报刊、通讯社，报道刚刚萌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且表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体系，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正如1934年2月16日，《红色中华》报在《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宣称的：“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是国民经济总崩溃，与成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的破产、失业，与冻死饿死。但在苏维埃区域内，不论帝国主义、国民党怎样残酷地进攻，怎样用经济封锁政策，企图来致苏区千百万民众的死命，苏维埃区域内的经济建设……得到了极大的成功。”

当时，根据地报刊在经济报道上有两个任务：一方面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以及在他们统治下官僚垄断资本造成的罪恶；另一方面积极宣传根据地军民的经济建设。1930年8月15日创刊的《红旗日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的《红色中华》，1937年1月29日创刊的《新中华报》及后来的《解放日报》《晋绥日报》等一批党的机关报，在经济领域的宣传报道，大体上沿着这两个方面展开。

一、宣传根据地建设，锻造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

1. 我党早期报刊对经济报道的探索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创办了一批报刊，从创刊到被迫停刊，各报从未放弃对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报道，及时反映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业绩。《红旗日报》《红色中华》《斗争》《经济建设》等报刊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努力。

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特辟《苏维埃建设》专栏，反映并指导苏区的具体经济建设。还在创刊后的第10期上，发表了项英的社论《发展生产，节俭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号召“努力发展全苏区的一切生产，大大的增高农产的生产量使得粮食充足，很丰富的供给红军给养，使得出口的生产恢复起来，在正确执行经济政策下，吸收现金”。

早期的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斗争越残酷，形势越严峻，越需要经济建设对革命的支持。

面对敌人的围剿，当时的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在1933年8月12日第21期刊发《中共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号召“为着保证红军的给养与供给，及进一步的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党及苏维埃政府必须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合作社运动之开展，是这个战线上的主要的一环，秋收与粮食收集储藏运动同样是目前战斗的任务，利用冬季农闲时节进行大规模的河道水利灌溉之修理与增添，是保证明年春耕运动胜利的前提。党必须与借口战争不管一切经济上的建设，或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忽视战争动员的倾向斗争”。《红色中华》在1933年11月2日第123期刊发毛泽东签发的《中央政府为粉碎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指出“必须保证红军的物质供给，每一件的经济建设工作，应与战争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动员工农群众准备随时随刻从经济上帮助红军。”

川陕省苏维埃经济委员会主办的《经济建设》，着重反映和指导川陕苏区经济工作，总结交流财政税收工作和生产活动情况，发表有关财经工作的检查总结以及指导生产的言论、消息，从而促进“增加苏区生产，改善工农生活，供给红军需要”这一苏区经济建设根本目的的实现。1934年2月16日，第7期发表论述《高级经委会目前应做的几点工作》，不仅交代了任务、工作方法，而且针对错误观点阐明了有关政策；2月18日第8期发表社论《百倍努力加紧生产运动》，动员工农群众行动起来，切实实现“一寸苏区土地不得荒”的口号。《经济建设》还对具体的经济活动进行报道、指导，如《税务局第五次联席会议的检查》《加紧春耕运动，大大鼓励种洋芋》[1][2]等。

早期根据地报刊的经济报道，是我党经济报道的探索阶段。它体裁单一，语言质朴，许多以决议、通告等形式呈现，内容大多和当时的生产、战斗紧密结合，非常适合在严峻斗争环境中根据地军民的需要。

2. 我党报刊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报道——大生产运动的宣传

抗战爆发后，革命根据地不断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国民党也乘机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根据地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粮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十分缺乏，“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盐，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3]

为克服这些困难，根据地民主政府号召人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和进行互助合作来发展生产，保障军民物资需要，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

大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4]

在大生产运动中，《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消息、通讯等3000多篇，突出地表扬了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报道了边区军民广泛开展生产竞赛的消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流传至今不衰。

对大生产运动的宣传，是我党报刊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报道。《解放日报》（延安版）仅在1941年5月16日创刊后短短几天，就连续发表生产竞赛、购买边区救国公债、开设工厂、搞科学发明等经济报道20多篇。5月28日还发表了一篇反映当时生产竞赛热闹场面的特写：

边区工人战斗的一月

——记“五一”大竞赛

（本报特写）从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五日，分布在延安附近的几十个公营工厂，终日劳作在其间的几千位工友，以战斗的姿态，热烈地开展了为迎接“五一”而举行的生产大竞赛。

总工会生产竞赛的口号，像是大战将临的一纸动员令，活跃在生产战线上的工友们，立时紧急地动员起来，大家分头集合，热烈讨论，工会小组，党的支部，工厂工人大会……生产计划，完成计划的具体办法，领导计划的首脑组织……一切由工会小组讨论提出，一切经过全厂工人大会作了最后决定。

各工厂的生产快报，生产壁报，连期出成了；每个人的生产记录，各部门的生产情况，每天都向全厂工人作着详尽的报道；每人的生产成绩，像突发的号外一样，从这个厂传到他厂，工人们被激动得更紧张的劳动起来。

这篇特写虽然在写法上尚不够生动，但它流露出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身抗日救国、生产竞赛的高涨热情。

《解放日报》不但报道宣传了边区群众的大生产运动，还报道了边区人民发挥聪明才智，搞发明创造，进行科技开发，如《新华化学厂试验各种化学用品已有数种试验成功》《边区工业局试验提制染料》《试制“小苏打”成功》《试验“青贮草”成功》[5][6][7] 等。同时，还以极大的篇幅报道宣传了根据地广大指战员与民同甘共苦，发展生产的事迹。《盐池生产部队艰苦奋斗，发动三月大竞赛》，赞扬部队指战员“在暴风烈日之中，与大自然搏斗，积极生产，其精神踊跃，其生产极艰苦”。《解放日报》对在大生产运动中表现突出的三五九旅进行了重点宣传，如《三五九旅努力生产，开设工厂作坊数十所，种地两万亩，菜蔬自给》《把大风川变成南泥湾》《生产大竞赛热潮展开，南泥湾驻军积极参加》[8][9][10]等。

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在整个头版进行了生产英雄奖励报道，发表消息《西北奖励廿三位生产英雄，溺职人员分别惩处》，刊登了社论《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同时配发了毛泽东主席为受奖同志的题词及廿三位受奖同志的肖像画。3月6日在头版头条刊出《西北局令各地党委开展生产竞赛运动》，接着在很长一段时期，在显著位置报道各地生产情况，大生产运动宣传达到一个高潮。

对大生产运动的宣传，标志着我党经济报道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1）体裁多样化。除惯用的消息、通讯、社论外，还有特写、报告文学、经济述评、经济新闻漫画、连续报道、小言论等。

（2）有广度又有重点。如大生产运动，范围很广，但重点是农业。《解放日报》紧紧围绕如何搞好粮食、棉花生产进行宣传，90％以上的经济报道围绕农业来开展。同时没有忘记工商业、交通业及合作社事业等。

（3）注重动态消息。根据地军民最关心的是自己身边发生的最新经济活动，所以《解放日报》大量刊登动态消息，短小精悍，描绘了一幅幅大生产运动的生动场景。

（4）坚持了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虽然也批评了经济生活中的不良现象，但主要是宣传大生产运动的光辉业绩，反映建设者的英雄事迹。

（5）党的新闻工作者既是大生产运动的宣传者，又是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边区军民随时能感受到党的宣传工作的存在，增强了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二、以土地问题为主线，贯穿经济报道的始终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解决好农民问题的关键又取决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只有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有可能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成为土地革命浪潮的鼓动者与记录者，土地问题也就成为党报党刊经济报道的重要内容。

1. 近代以来各党派对土地问题的宣传回顾

近代以来，各党派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对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先后提出过许多方案，并利用自己影响下的报刊，来宣传各自的土地政策。

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提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土地改革方案。他主张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实质上是要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以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尖锐矛盾，为资本主义的实行与发展廓清道路。但是，这个土地改革方案没能公开宣传与实施，只是一种空想。

20世纪初，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同盟会创立的《民报》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刊物《新民丛报》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土地问题是其中的焦点。

以梁启超等为首的改良派在《新民丛报》上反对“平均地权”，反对土地国有，反对触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他们看来，“将来中国处置土地之政策，非惟本属私有者，不宜收归国有而已，即本属国有者，亦当渐散而归诸私有”。 [11]《民报》在《土地国有与财政——再驳〈新民丛报〉之非难土地国有政策》[12]《斥〈新民丛报〉土地国有之谬》[13]等文中，列举确凿的事实，批驳了以上观点。

《民报》宣传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思想。“平均地权”有其必要性和社会进步意义，但是在具体实行办法上和宣传上，却知难而退。如何解决中国土地问题，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和他的宣传机构一直“还未找到有效办法”。 [14]

蒋介石集团取得政权后，曾声称要实行孙中山的土地主张，并于1930年6月通过了一部《土地法》，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又颁布了一些土地法令，但由于他们同地主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愿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对孙中山的土地主张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也没有在其庞大的宣传机构上进行过认真系统的报道宣传。

所以在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并在其掌握的新闻媒介上广泛宣传土地问题前，整个中国近现代报业，没有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土地问题报道宣传。

2.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刊吹响土地改革的号角

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土地问题的宣传报道，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就已进行。1921年春，刊载于上海《共产党》月刊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公开号召农民“自己动手”“抢回”自己“靠着吃饭的田地”。1927年，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后，及时报道宣传党的土地政策。1930年8月15日，《红旗日报》在创刊号上就宣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兵士。”

随着各根据地土地革命运动迅猛展开，党的报刊不失时机地进行报道。1930年11月26日，《红旗日报》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口中之赣东土地革命运动》中报道：

红军的发展，苏维埃区域的扩大，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的深入当中，的确使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在乡村的统治基础，摧毁得丝毫无余。这种事实的真相，在统治阶级的新闻封锁之下，在反动报上的造谣诬蔑之下，我们是很难得到有系统的消息，有时只能从反动的消息中看见几字或者几句。昨日本埠反动报上载有什么赣灾救济会上蒋主席的呈文，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匪’据赣东有年，分田之剥已行，故凡未逃避之民与‘匪’为同化，故‘匪’之不易剿，民助之也。……田亩既被‘匪’平，契券图册被搜毁……”

这是他们如实的描写，可见土地革命已在赣东彻底实现，农民又是如何拥护土地革命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与十年土地革命时期比，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解放日报》适应新形势，及时宣传了党在这一时期的土地政策：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从而提高地主、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1943年1月24日，《解放日报》对一些地方土地被夺，甚至土地荒置现象，发表了《晋西北行署通令、厉行减租交租，防止非法夺地，保护租佃利益》，此后又发表《宣传减租交租，提倡生产建设》[15]等反映党的土地政策的消息、言论。

在土地问题的宣传上，党的报刊随党的土地政策转变而及时改变宣传内容。无论从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转变，还是从抗战胜利后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转变，党的报刊都表现出鲜明的立场，这是党的报刊在土地问题宣传上的最显著的特点。

1946年5月，中国共产党根据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新形势，在“五四指示”中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通过清算、减租等手段使农民获得土地的政策，各解放区于1946年下半年普遍展开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运动。

《解放日报》在“五四指示”发布当月，便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情况，如《群众翻身浪潮势如排山倒海，热省全境卷入减租运动》《晋翼鲁豫减租胜利地区群众热烈进行生产》 [16][17]等。1947年元旦，《解放日报》发表了于光远的《一年来的解放区土地改革》，对1946年以来一年间土地改革进行了总结，指出了土地改革的深远意义。1947年1月19日，《冀热辽日报》发表社论《争取在三个月内贯彻土地改革》，对今后土地改革做出具体部署。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之后，《晋绥日报》、华北《人民日报》等把这一汹涌澎湃的土地革命运动宣传推向高潮。

从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在不同阶段，围绕土地问题而开展的报道宣传，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报道的一条主线。

三、突出指导性，党报经济报道的出发与归宿

指导性是党报的灵魂，指导性的前提是真实准确，揭示规律，有的放矢，同时巧妙地把报道事实与宣传政策结合起来。在复杂的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指导性尤其显得重要，党报党刊的经济报道，自然也要贯彻这一原则。

我党对经济报道的指导性，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党和政府有关经济的公告、法令、政策等指导性最明显，也非常重要，但党报毕竟不是党和政府的公告栏，除了带全局性的重要经济决策，其他只能有选择地适量刊登。有关经济的社论、评论是党报代表党和政府发言，也具有十分显著的指导性，但数量有限。而用得最多的是经济消息、经济通讯和其他经济文章，它们宣传了党的经济主张，传播了经济信息，交流了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表扬了经济工作中的先进，批评了落后，揭露了错误，为群众所欢迎。

1947年，著名记者胡星原于《一四七画报》1947年第12卷第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延安看〈解放日报〉》的文章，就能看到指导性在党报上的印记：“她的第一版和第三版是要闻，编排得很活泼；增产、垦荒都可以做头条，标题充满了宣传和鼓动的意味。电讯写法很通俗，有时竟是很有趣味而可读的故事。第二版是该报的精华所在了，乡村运动员遍及全边区，及各个根据地每一个角落，她提倡生活，鼓吹劳讯，宣扬模范的劳动者的成就，张家婆姨多纺了几两纱，李家的兄弟多垦了两亩地，王家的哥哥向赵家的伯伯挑战，他今年一定要比他多生产几石糜，都可以在这儿见报，热闹非凡。第四版是综合性的副刊，许多作家都以最通俗的笔调，写出了最现实的题材，并且也有不少是农民们自己的创作，社论充满了刺激性，并能很快地反映各种重要问题，据说一向是边区干部理论指导的中心。” [18]

经济报道的指导性，还开阔了当时人们的视野，指明了方向。1947年11月8日，晋冀鲁豫边区的《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苏联建设三十年》的报道，这篇报道写于194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30年之际，也正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胶着之时，文章以其国际视野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3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与回顾，用钢铁、石油、粮食、棉花等方面具体翔实的数据，从宏观上描述了苏联30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对正在进行中的解放战争的激励和鼓舞，具有很强的指导性。[19]

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战争年代环境恶劣，办报人员缺乏，办报经验不足等，许多经济报道实际上成了简单的说教、口号和命令；有些经济报道还违背了经济规律；有些经济报道从人的愿望出发，夸大了主观能动性。这些对实际经济工作往往进行了错误的指导。

在我党革命根据地初期创办的机关报，由于受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苏区推行“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惩办主义”的影响，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任务的指示、思想的指导、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等，都带有“左”的历史印记，在具体的经济报道宣传中，助长了实际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如过左的土地改革政策，过左的工商业政策等。

《红旗日报》受“左”的路线影响，把斗争的重点放在了城市，宣传鼓动搞城市武装暴动、飞行集会，鼓励工厂罢工、抢占工厂、破坏工厂等；《红旗日报》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报道，主要反映的是远离革命根据地的都市经济生活，没有把重点放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对当时轰轰烈烈的根据地生产、土地改革等，关心报道明显不够。《红色中华》在1932年3—4月间发表《土地革命中的富农》《我对分田中几点意见》《关于土地问题的几点重复话》等，都强调了反对分田运动中的“菩萨心肠”，要求坚决执行“对富农分坏田，对地主不分田”的政策，在当时根据地艰难的环境中，不利于根据地建设，这就发生党报指导性的错误。

党报经济报道指导性出现偏差，在土地革命时期对查田运动的宣传、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前的一些经济报道、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宣传等，都或多或少存在过。1947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在总结办报一周年的《几点经验与认识》一文中，就表示“回顾一年来本报的建设过程，曾经经历了一些曲折的道路，使我们学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对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的报道宣传，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它宣传了党在不同阶段的经济政策，及时反映了根据地、解放区军民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推动了各项经济工作，为根据地、解放区的发展壮大和新中国的成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党报经济报道的指导性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积累了不少经验，也留下深刻教训。所有这些，应该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高级经委会目前应做的几点工作［N］.经济建设，1934-02-16.

［2］百倍努力加紧生产运动［N］.经济建设，1934-02-18.

［3］［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846页.第847页

［5］边区工人战斗的一月——记“五一”大竞赛［N］.解放日报，1941-05-28.

［6］新华化学厂试验各种化学用品已有数种试验成功［N］.解放日报，1941-06-29.

［7］边区工业局试验提制染料/试制“小苏打”成功/试验“青贮草”成功［N］.解放日报，1941-08-10.

［8］三五九旅努力生产，开设工厂作坊数十所，种地两万亩，菜蔬自给［N］.解放日报，1939-07-31.

［9］把大风川变成南泥湾［N］.解放日报，1943-01-07.

［10］生产大竞赛热潮展开，南泥湾驻军积极参加［N］.解放日报，1943-03-07.

［11］梁启超.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N］.新民丛报，［1906］（90）.

［12］土地国有与财政——再驳《新民丛报》之非难土地国有政策［N］.民报，［1907-07］（15）.

［13］斥《新民丛报》土地国有之谬［N］.民报，［1907-10］（17）.

［14］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4.

［15］宣传减租交租，提倡生产建设［N］.解放日报，1943-01-26.

［16］群众翻身浪潮势如排山倒海，热省全境卷入减租运动［N］.解放日报，1943-05-26（1）.

［17］晋豫鲁豫减租胜利地区群众热烈进行生产［N］.解放日报，1943-05-27（1）.

［18］柳斌杰，李东东.中国名记者（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9］柳斌杰，李东东.中国名记者（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作者赵明系深圳报业集团深圳特区报主任编辑）

编辑 严偲偲  审读 李诚  审核 詹婉容 刁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