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

目前在国际报道领域，西方主流媒体无疑走在前端。比如在不久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的冲突中，来自西方媒体的报道几乎构成了该事件的主流声音。多位来自美国、英国的“战地记者”从前方发回了隆隆炮火的画面。在新闻报道的倾向性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媒体对以色列的倾向性。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描述以色列的“文明”与哈马斯的“野蛮”，并将哈马斯树立为恐怖分子的形象。

熟悉国际政治的读者都知道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也知道犹太势力在美国媒体集团中的地位，西方媒体的所谓“客观”和“中立”，其实是大打折扣的。事实上，哈马斯并非像西方媒体塑造的那么“一面倒”，它同时也是一个慈善组织，在巴勒斯坦民众中地位非凡，它之所以那么极端，也是缘于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在伊朗、土耳其、约旦等国家，也有声援哈马斯的声音，但它们很快淹没在西方媒体巨大的声浪里。

“失语”，这是发展中国家媒体面临的困境。在“依附论”的视角下，这些国家处于边缘位置，不仅在国际决议中地位无足轻重，在舆论场上也是“人微言轻”。作为中东局势旁观者的中国受众，我们只能听到西方媒体（包括以色列媒体）的言说，却听不到伊斯兰世界的呐喊。萨义德曾经在《东方学》中说过，“东方不能自我表述，它们只能被表述”。至今这仍然是伊斯兰世界的困境，作为“依附性存在”，它的主体性并不强。联想到当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种种责难，也是一种类似的“话语霸凌”，目的就是削弱中国的道义合法性，将中国建构为负面的存在。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其实已经超越了“国际报道”的范畴，成为一种政治活动。它的话语策略，实际上是跟美国外交方针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虽然近年来发展迅速，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依附论”视角下，中国依然是个“他者”，并非所谓的“中心国家”。因此，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科技，中国都处于被“中心国家”所控制、打压的状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媒体对华一再抹黑，在疫情、新疆、香港等多个议题上反复做文章，原因在于，它们是试图用自己熟悉的话语框架建构一个“充满威胁的中国”。这种报道，就会成为他们对华行动的依据。

国际新闻报道是一个成本高、回报率低、人才稀缺的领域，要完成一篇原创报道需要大量“烧钱”。一般认为，只有少数西方大型媒体集团才能负担起国际报道的昂贵费用。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并不具备跨国采访的能力，很多报社、电视台甚至连记者的路费都无法支付。在中国，只有极少部分央媒有实力进行全球现场报道，大多数地方媒体只能引用外媒的报道和画面。在资本逻辑下，西方媒体的优势可以说非常明显。这也就是西方媒体可以建立话语霸权的原因，形成了所谓的“新闻帝国主义”。

打破西方媒体的话语垄断，需要更加进取的国际报道策略。一些发展中国家或非西方国家意识到了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主动对这种“外围—中心”格局进行话语抗争。委内瑞拉在21世纪初建立了“南方电视台”，发出了全球南方的声音；俄罗斯的RT电视台，立志于“呈现一个没有偏见的俄罗斯形象”。这些新闻机构都获得了更多的投入，也在国际报道上采取更进取的姿态，冲击了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现在，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事业，也正在加大投入，大步跨入这个领域中。

（作者马立明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编辑 严偲偲  审读 李诚  审核 詹婉容 刁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