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本报报道了东纵首部电台由甘坑造的故事，此次记者将通过访谈再次为大家讲述该电台建立背后的故事。

1. 是如何发现这段鲜为人知历史的？如何顺腾摸瓜找到了港九大队后人王玉珍的相关纪念文章？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吉华街道借此契机，委派专家团队，通过查阅资料，采访当事人，实地探访历史遗迹等各种方式，去寻找历史真相。

如今的甘坑。

吉华采访团队在网上搜集线索时，偶然发现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采访原邮电部副部长刘澄清的对话实录，“忙碌了一个多月，1942年1月下旬，东江游击纵队第一部‘土洋’结合的电台，终于在宝安县甘坑的一个山沟里诞生了。”我们很意外。因为从前从来没有人，或是资料表明，东江纵队的第一部电台，是在甘坑组建起来的。

随后，采访团队又发现广东省户外运动协会官方网站“南粤古驿道网”，刊登的一篇《从延安和重庆到南粤的红色电波——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对东江纵队的指引》文章也提到，“1941年12月，南方局派刘澄清、康瑛和康一民抵达东江纵队建立电台，与前期东江纵队研究无线发报的队员杜襟南等合作，利用在香港购置的和战斗缴获的器材，在宝安甘坑于1942年1月建成电台，发出‘延安，延安，我是东江’的第一声呼叫，得到延安迅速而温暖的回答。”

于是，吉华创作了那篇《东纵首部电台，甘坑造》的文章。同时，为了继续佐证，采访团队又找到东纵研究会的几位同志，这才知道，其实他们早就知晓此事，只不过在撰写关于电台的文章时，没有重点突出甘坑这个地名而已。

2.当时广东的抗日局势如何？建立电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当时的游击队远离广东省委，有事向中央请示，只能由地下交通员通过敌人重重封锁，跋涉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把电文交由秘密电台发向延安。这种辗转联系，不仅不方便，而且不能及时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因而极大地影响着部队的发展。

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军攻占。留困在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等，遭到日军的搜捕，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共中央以及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电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广东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务必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内地。

为了与延安取得直接联系，完成大营救的任务，建立电台迫在眉睫。

3.建立电台面临的困难和详细过程

据《曾生回忆录》记载，早在1939年秋，东江游击队在坪山时，就通过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关系，买来一部电台的设备，并调来一些电台工作人员进行筹组工作。1940年3月，部队东移海陆丰时，把电台零件交由高潭地方党组织掩藏，电台工作人员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学习。1940年8月，部队回到东宝惠边敌后，建立阳台山和大岭山根据地以后，从高潭取回电台设备继续组装。但设备不完善，电台一直没有建起来。

直到1942年1月，党组织将在香港工作的刘澄清调到东江游击纵队，东江纵队的第一部电台才得以在甘坑组装完成。

东江游击纵队原先搞电台的是一位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没有搞成功，始终未与延安、重庆取得联系。当时的工作条件极其困难，除了游击区环境不安定外，器材也很缺乏。刘澄清只能用烧火钳钳着铜线当烙铁，从老百姓家找来锡壶当焊锡，到山上老松树刮来松香做焊油，用缴获收集起来的零碎接线当导线，装装拆拆，反复多次，忙碌了一个多月才完成。

4.第一位和延安通话的发报员、第一次和延安取得联系的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

电台组装完成第一人刘澄清在采访文章中写道：“通了！通了！”“延安回答我们的呼号了！”“和延安联系上啦！”“和中央联系上啦！”我突然蹦起来，与一旁焦急等待的战友紧紧拥抱在一起。泪水，濡湿我们的脸庞。

曾生在会议录里也写到，“我们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在远离党中央、孤悬敌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电台，就像聋子、瞎子，容易犯错误，遭受挫折和失败；有了电台，能接受党中央的正确指示，我们就有指路明灯，就不至于犯大的错误，就能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5.起初延安对这个波长和频率的疑惑

东江游击队原来没有电台，也就没有呼号和频率。一个多月来，刘澄清一直用香港原廖承志办公室电台的呼号、频率试探着联系延安。刚接通时，他呼叫“延安，我是东江”，延安很奇怪，因为这个波长、频率、时间应该是“香港”，怎么会是“东江”呢？他告诉延安方面，我是东江游击纵队，先借用香港的频率通话，并另确定了以后同延安通话的波长和频率。

6.电台建立发挥的重大作用

有了电台，东江纵队同延安、重庆、香港、海南岛等地先后有了联系。电台抄收延安新华社的新闻电讯稿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重要社论，供纵队领导学习和编油印小报。游击纵队还开办了报务员训练班，刘澄清负责培训电台人员。

电台的建立，为文化名人大营救和顺利脱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正是通过电台的及时传达，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如鱼得水，在斗争中不断壮大，最后发展为威震华南的东江纵队。

编辑 昌慧 审核 谭凤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