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岗区吉华街道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挖掘红色资源，讲好吉华故事。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吉华街道借此契机，通过委派专家团队，查阅资料、实地探访历史遗迹等各种方式，去寻找历史真相。

本篇文章将为大家讲述东纵首部电台的故事。

近段时间，吉华街道采访团队遍查史料，偶在网上发现，2017年12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采访原邮电部副部长刘澄清的对话实录，“忙碌了一个多月，1942年1月下旬，东江游击纵队第一部‘土洋’结合的电台，终于在宝安县甘坑的一个山沟里诞生了。”

东纵首部电台，甘坑造？

采访团队深表怀疑，继续搜索，又在2018年12月4日的大公报上，找到一篇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后人王玉珍悼念刘澄清的文章，“九月三十日二十三时五十七分，也就是举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九周年的前夜，一位与香港有关的老兵、原邮电部副部长刘澄清，在北京以九十九岁的高龄驾鹤西去。习近平、李克强、胡锦涛、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

王玉珍回忆说，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面临着营救大批滞留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的重任。为了与延安取得联系，要尽快把电台建立起来。当时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亲自带着刘澄清，从香港到了宝安县游击队驻地，电台器材零件亦先后从香港送到。“忙碌了一个多月，游击队第一部自行安装、土洋结合的电台，终于在宝安县甘坑的一个山沟里诞生。”

▲原邮电部副部长、完成东纵首部电台的刘澄清   （人民网）

悼念文章和访谈文章完全一致。作为东纵后人，王玉珍应与刘澄清等东纵老人极为熟络，亲身聆听过前辈的革命历程。刘澄清作为亲手完成电台组装的第一功臣，更是不会记错这部弥足珍贵电台的诞生地。

广东省户外运动协会官方网站“南粤古驿道网”，刊登的一篇《从延安和重庆到南粤的红色电波——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对东江纵队的指引》文章亦提到，“1941年12月，南方局派刘澄清、康瑛和康一民抵达东江纵队建立电台，与前期东江纵队研究无线发报的队员杜襟南等合作，利用在香港购置的和战斗缴获的器材，在宝安甘坑于1942年1月建成电台，发出‘延安，延安，我是东江’的第一声呼叫，得到延安迅速而温暖的回答。”

东纵首部电台，甘坑造！当可确信无疑。

几篇文章，都只提到电台是在宝安甘坑诞生，没有说在甘坑的具体位置。联想到甘坑某个山洞里遗留有东江纵队的临时兵工厂，在日伪军时常骚扰的环境下，组装电台不可能在户外或某间民房里。十有八九，就在这个临时兵工厂的山洞里完成。

综合几篇文章和曾生等人的回忆录，我们大致可以描出电台诞生当晚的情景。

▲刘澄清（前排左一）1937年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合影  （网络）

1942年1月下旬，深夜。宝安县甘坑村的一处山洞内，春寒料峭。

“滴滴滴”的电键声，不时传出洞外，与冬虫此起彼伏的鸣叫声杂糅一起，微弱而隐秘。

“延安，延安，我是东江！”昏黄的马灯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的前身）的一位机要员，正在紧张地与延安联系。

电波飞越关山万重，奔向中国抗日战争的总后方。其他机要人员，紧张地盯着发报机，焦急而又祈盼。这样的场景，已过了几晚。

“东江，我是延安！东江，我是延安！”黎明时分，长空蓦地传来最美妙的回音。

“通了！通了！”“延安回答我们的呼号了！”“和延安联系上啦！”“和中央联系上啦！”发报的机要员突然蹦起来，与一旁焦急等待的战友紧紧拥抱在一起。泪水，濡湿他们的脸庞。

这一晚，东江纵队历史上的第一台发报机，终于在甘坑的山洞里组装成功了。

得知消息，正在白石龙部队总部的曾生激动不已，“我们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在远离党中央、孤悬敌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电台，就像聋子、瞎子，容易犯错误，遭受挫折和失败；有了电台，能接受党中央的正确指示，我们就有指路明灯，就不至于犯大的错误，就能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发报员就是刘澄清，1919年8月生于四川省南部县。1933年8月参加红四方面军，1934年秋被选送红四方面军无线电第四期培训班学习。1935年春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1937年8月回延安在军委一局工作，同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12月起先后任八路军驻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台长等。1941年4月被派往党的地下组织，负责秘密电台工作。

1941年12月，刘澄清从香港被调往宝安，负责组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电台；1942年2月任游击总队司令部电台台长、机要科长。1973年5月任邮电部党组成员、副部长。1983年6月离休。2018年9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东江游击队用过的发报机和编印的情报通报  （广东老区建设网）

“刚接通时，我呼叫‘延安，我是东江’；延安很奇怪，因为这个波长、频率和时间应该是‘香港’，怎么会是‘东江’呢？我告诉延安方面，我是东江游击纵队，先借用香港的频率通话，并确定了以后同延安通话的波长和频率。”

2017年，刘澄清接受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采访时，说起当时情形，仍很兴奋。他事后得知，当晚，他和留在香港的林青都在联系延安，使用的波长和频率都相同，又是同一时间。而他联系上了延安，林青却没有。因为东江纵队刚组建的这部电台是公开电台，功率大，15瓦；林青那部是秘密电台，功率小，只有5瓦。因此，延安先听见了东江的发报声。

在当时条件下，组建这部电台实属不易。据刘澄清回忆，“东江游击队原先搞电台的是一位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没有搞成功，始终未能与延安、重庆取得联系。我们先从香港运回一些电讯器材，加上游击纵队打仗缴获的，我开始动手装电台。譬如用烧火钳钳着铜线当烙铁，用买来的锡茶壶当焊锡，上山刮来老松树的松香做焊油，用收集的零碎铜线当导线，装装拆拆，反复多次，昼夜苦干。好几次烧焊接时，我手腕被烫伤。”

曾生也在回忆录里写到建立电台时的困难情景，“他们在环境不安定，器材很缺乏的条件下，动脑筋、想办法，就地找来替用器材，昼夜苦战，终于把发报机组装起来，把电台建立起来了。他们为部队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立了一大功。”

有了电台，东江纵队同延安、重庆、香港、海南岛等地先后有了联系。电台抄收延安新华社的新闻电讯稿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重要社论，供纵队领导学习和编油印小报。游击纵队还开办了报务员训练班，刘澄清负责培训电台人员。

▲1983年2月，东纵电台人员在广州举行座谈会并合影。

电台的建立，为文化名人大营救和顺利脱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正是通过电台的及时传达，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如鱼得水，在斗争中不断壮大，最后发展为威震华南的东江纵队。

编辑 姚静霞  审核 麦苗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