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海涛

【关键词】思维差异 过去导向 未来导向 高语境 低语境 收缩性传播 扩展性传播

一、“过去导向”和“未来导向”

不同的国家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国人明显属于“过去导向”，重视传统，尊重历史，强调鉴古资今，以古喻今，喜欢以历史为例来说明，中国就是以前强大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侵略过他人。而美国人是典型的“未来导向”，凡事朝前看。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曾经说过：“昨天不属于我们！我们也不想恢复昨天。但是明天却是我们的，我们或者赢得它，或者失去它。”［1］

美国永远往前看，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谈，他们觉得中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存在本身，就已经构成对美国的巨大威胁，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诉诸武力，来消除这种威胁并赢得明天。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美国人这种不安现状、勇于冒险的精神，他们天生就有一种强烈的天命意识。在美国看来，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丑恶、落后与不平，需要他们的帮助、教化和改变。他们把自己当作整个世界的大救星和救世主，有责任向落后的、受奴役的民族伸出援助之手。

而中国人一般是含蓄而被动的，希望利用自己的榜样示范作用去影响别人，安于自己的命运。美国的熔炉着力改造他人，而中国的“唐人街”则教导其居民学会适应——从所在国家的社会规则和商业模式中获得利益，同时保持一种超然物外的独立。

二、“宏观综合思维”和“微观分析思维”

延绵五千年的悠长历史，使得中国具备了其他大国少有的历史观，偏好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也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中国人的理性思维往往和宏大的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而美国人的思维则更多表现为如何将眼前利益最大化，这点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所推行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可见一斑。2012年1月20日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专访时，也认为美国缺乏长远的视角，长期处于一种短视的精神状态。他指出：“如果我们发展一种更有效和更长远的反应机制来应对目前的危机，而不是仅仅在当前的各种困境中打滚，我们的情况就会好得多。只顾眼前的危机可能会进一步制造出让我们深陷目前困境的同样的负面效应。我们太专注于目前的危机，缺乏长远视角，以至于我们无法具备赋予我们某种历史推动力的战略憧憬。”［2］

中国人偏好综合思维，谈论问题往往从宏观、全面的命题入手；而美国人则偏好分析思维，谈论问题一般从具体方面切入。上述思维差异首先体现于两国处理问题的方式。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往往不紧不慢，具有足够的耐心，比如我们在南海争议上采取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策略。尽管西方称之为“拖延政策”，但实际上中国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中国将很多问题看成发展中的问题，认为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三、“收缩性慎言”和“扩展性快言”

古代中国可以说是一个传播强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有力推动了理性和思辨文化的发展。但数千年来我国的显性传播思想理念还是“慎言”。“也就是说，中国崇尚的不是扩展性传播，而是一种收缩性传播。我们的这种慎言的理念从《诗经》就已经开始生发，经过孔子的概括，成为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有三戒：多言、快言和流言。”［3］当美国好莱坞拍摄的反华电影《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由影星布拉德.皮特主演）1997年上映的时候，美国的权威报纸《好莱坞报道》非常希望我国官方能够发表一篇对这部电影的反应以正视听。结果有关部门以这个问题“太敏感、不好说”为由拒绝，从而使得这部电影丑化中国、扭曲事实的反华政治阴谋步步得逞。

东西方的思维差异还体现在对外交、国防等事务的反应方面。数千年来,中国一直坚持“防御性战略”。例如，从1991年开始，美国政府每年都会抛出一份《国别人权报告》，对我们的人权横加指责。美国报告发布的第二天，我国随即发表当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进行反驳。由上观之，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报告其实早就准备好了，但我们不主动出击，要等到美国先行发布以后再行反驳。

美国实行的是扩张性传播，比如9·11遭袭后，美国最初对这起事件的定义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但随后很快更改为“恐怖袭击”，并在第一时间就将本·拉登的宗教组织定义为恐怖组织，是对美国所代表的自由和民主的最野蛮的攻击。“这种定义的改变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两种文明冲突可能导致整个西方和穆斯林的对抗，而称其为恐怖袭击不但可以避免两种文明的直接对立，还可以为美国政府采取各种武力行动提供正当的理由，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赢得国际话语权。”［4］事实证明，这一快速定性对后来美国发动的一系列所谓“反恐战争”有着关键影响作用，将这些战争定义为“正义之战”，直至最后派隐形飞机侵入巴基斯坦国境，将拉登击毙也没有任何歉意表示。

四、“高语境”和“低语境”

为了协调社会各个层面的关系，需要权力的存在。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资源的占有不可能人人均等，因此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也是极其不均衡的。根据这一前提，荷兰社会学家霍夫斯泰德在“文化维度理论”中将国家分为“权力距离较大”和“权力距离较小”［5］ 两类。

在权力距离较小的国家，人们也承认权力的存在，但并不认为权力不可企及，也不认为社会等级不可逾越，美国则属于这类国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将霍夫斯泰德的理论引入思维体系中“高低语境”的分析中来。他认为对应权力距离较大国家，中国属于典型的高语境，说话的时候讲求铺垫，意在言外，对外传播中受众对文本意义的获取，主要根据具体的语境进行推测和揣摩。

美国人对于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从不隐晦，而且非常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追求什么，讨厌什么，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同时也会以清晰的文字告诉对方背叛的后果是什么。所以有些经常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美国人，对我们的暧昧态度不太适应。

进而言之，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批评一个人“言行不一”或“说一套做一套”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指责，涉及人的品格问题。而在基督教传统中，每个人都生而为道德的罪人，只要向上帝忏悔了，就能赎罪，所以美国才会有那么多“道歉文化”。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致数人死伤，以“错误地图”为由简单道歉等就觉得心安理得；以拥有核武器为由进攻伊拉克，十几万人死于战火，该国总统萨达姆都被处决，最后美国轻飘飘地告知全世界，这场战争源于一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不实情报”，就能抽身而退。在近年美国打击叙利亚、利比亚和其他国家的战争中，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五、“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

在西方思想观念中，个人的价值得到彰显，注重个人奋斗和人文关怀，重利轻义是其基本取向。美国社会学者罗伯特·贝拉在《心灵的习性》一书中为美国式的个人主义辩护道：“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我们相信个人的尊严，乃至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我们为自己而思考，为自己而判断，为自己而决策，按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而生活。”［6］

反观中国，则是明显重视整个社会的总体价值，强调群体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终极的目标也是指向“平天下”。为此每一个体刚刚开始踏入社会，就已经成为群体的一分子，利己是可耻的，一心为公是理所当然的。

此外，数千年来，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青睐“以德治国”。如北京市政府总结北京的精神是“爱国、创新、包容、厚德”。

六、“严肃认真”和“玩世不恭”

最后，与我们严肃认真的态度截然不同的是，美国的对外传播媒体还经常用一种幸灾乐祸、玩世不恭的思维方式，来对待和报道严肃的新闻事件。2001年4月1日，美军一架EP-3型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执行侦察任务，我国海军派出2架歼-8II战斗机进行监视和拦截，其中一架僚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70海里（110公里）的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与美军飞机发生碰撞，中国战斗机坠毁，飞行员王伟跳伞下落不明，后被确认死亡，而美国的军机则迫降在海南省的陵水机场。

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CNN的两名主播报完此段新闻后有一段短暂的对话：“那个中国战机驾驶员叫什么？” “Wang Wei（王伟）！” “什么？Wrong Way? 噢！！！怪不得会自己往美国侦察机上撞！原来他的名字叫Wrong Way（走错道）。”［7］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对话，却企图逃脱罪行，且严重扭曲了事实真相。

明明是美国飞机侵入我国的专属经济区领空造成两机擦碰，出了人命还视同儿戏，且将责任全部推给中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这种调侃而放荡不羁的对外传播方式，看似玩世不恭，实则反客为主，控制了话语的主动权。

（作者董海涛系英文《深圳日报》总编辑、文学博士）

参考文献

［1］（美）拉里·萨默瓦.跨文化传播[M].P86.

［2］《基督教科学家箴言报》2012年1月24日.

［3］关绍箕.中国传播理论[M].台北正中书局，1994:42.

［4］K.M. Fierke：“Links Across the Abyss Language and Logic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ume 46, September 2002, P342

［5］Geert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 1980 edition

［6］朱永涛.美国价值观——一个中国学者的探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21.

［7］李希光.畸变的媒体[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04.

编辑 瑜文  审读 李诚  审核 刘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