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雯

未来5年将是一场拉锯竞赛

未来5年如何聚力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关键点至少有三方面。

第一，舆论的放大器作用在加强。从去年底、今年初开始我国真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无论是经济还是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众传媒集团特别是一些超大型城市的大型传媒集团，既是公共服务的载体，也是舆论一个很重要的放大器，其在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都在不断加强。

第二，未来5年非常关键。我国媒体融合改革经过十几年的摸索，已经形成很多经验和教训。也就是说此次5年规划没有像之前一样处于摸索阶段。我们此前已经有两轮的媒体融合改革，所以，未来5年决定了传媒集团是否能够在国内奠定除了人民日报、新华社这些中央媒体以外的顶尖城市一流报业集团的基础，未来5年其实是拉锯竞赛的、非常关键的5年。

第三，互联网和传统媒体博弈也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基本上，大部分头部媒体已经完成从信息媒体向运营媒体的转型，社会影响力都开始重新恢复并且快速上升。这对于所有的报业传媒集团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机遇。特别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属于重大公共事件。各位专家也都感受得到，公共事务的话语权可以说重新回到了机构媒体的手中，这是非常重大的发展契机。未来5年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好这些关键点，利用好中央两轮媒体融合改革之后作为沉淀期的关键5年，能够抓住势头上去的话，很快中国的几个传媒集团鼎立的大格局就基本上形成了。

紧跟城市特色定位独一无二

关于主流媒体未来的战略定位，至少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城市特色需要把握。

第一个特色是国际化战略。未来5年中，国际化战略可能需要提升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我们国家目前在世界上的发声，是中央高度关注的问题。近几年，大量跟宣传工作有关的内参报告，中央领导同志最为关心和批示最多的，其实都跟国际传播有关。这本质上和中国所处的时代位置和新格局有很大关系。新型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存在一个能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行稳致远的内在逻辑，是战略特色非常重要的政治性问题。这一点，直接关系到我们在国际化战略方面的布局。

第二个特色是超大型。超大型城市在学术研究里有很多的维度，但在精神层面或者说价值观舆论等层面，它其实已经超越了舆论影响，不仅仅包含思想这个面向，还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治理层面。超大型城市其实在中国只有4个，即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北京报业集团因为面临大量央媒的挤压，所以它虽位处超大型城市，但可发挥的空间不是特别大。而在上海、广州和深圳之间，又只有上海和深圳是有证券交易所的，深圳有深交所，上海有上交所。因此在超大型城市这个领域，深圳的城市特色非常突出。超大型城市定位不仅涉及大量城市管理问题，还涉及大量的城乡融合问题，包括不同阶层和群体在各个生命周期的演进过程。城市资源的协调争夺，包括很多政务服务方面的工作，其实都是扎根于这种超大型城市的。超大型城市可能不是一个横向的布局，而是体现在纵向的战略布局上，可以深入勾连城乡这样更基层的位置。

作为超大型城市，深圳存在如何服务商事主体的突出特色。我认为特别要突出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纽带的内容。在构建中国的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时期，传媒集团有无可替代的特色。围绕超大型城市，围绕服务中国商事主体，服务社会各阶层的社会融合等这些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特色。

第三个特色是年轻感。青年人群是新型主流媒体集团在战略定位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年轻人就是现在经常讲的“Z世代”，在目前大量的舆论场域中，他们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了。然而国内目前还没有传媒集团能做好真正定位在青年人群基础上的媒体。

四类特殊群体决定媒体未来

结合以上提及的三个特色，我认为还要把握住至少四类特殊群体。

第一类群体和要讲好中国故事相关。超大城市党媒集团还是要紧密跟随中央的路径，宣传好中国道路。现在国内有很多的报业集团都在实行一种在组织架构上以新媒体为中心的发展机制，比如说川报集团，所有的优势资源向封面传媒倾斜，封面的团队已经完全从华西都市报转过来，然后变成一个品牌；像重庆的上游新闻，影响力也挺大，重庆市委宣传部出了一个文件，专门用这个工作方案把重庆绝大部分媒体资源投入上游新闻。类似这样的模式，还有上海的澎湃，从东方早报完全转型到重点做澎湃，他们这条路特色还是非常鲜明的。

第二，新型主流媒体的客户端对应的年轻人。如果集中所有的力量，包括人事关系的调整来做类似的新型主流媒体，那它的定位应该是特别的。我认为如果能够往青年这个方向去抓住创新创业创意的城市特色，把这种年轻化给体现出来，可能是超大城市党媒集团要抓住的第二个问题。年轻人，或者说“Z世代”、90后、00后人才，与创新创业创意是相呼应的。

第三大人群即城市的商事主体。特别是上海、深圳作为超大型城市，又有包括证券交易所这些核心要素，在中国的城市中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如果说主流媒体能够在服务商事主体这方面开拓出比较好的路，这个市场是非常庞大的，就光培训业务，每年做几个亿应该没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对象是的政务主体。这些年很多媒体集团转型的来源很多都是政府部门，有直接的投入，也有间接带来的影响。服务好政务主体，也是传媒集团非常重要的战略对象。这里面有很多种做法。前段时间我正好跟很多传媒集团都聊过。像苏州日报报业集团，整个苏州市所有区县融媒体的软硬件、系统指挥中心等全部是由它来完成的。再比如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整个宁波市的医保报销、各级党政持续性宣传经费投入，都是由宁波日报通过和宣传部来协调集体完成。还有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争取到了很多文改优惠政策、土地变现和土地划拨政策，拿到了很多文化产业园区，建设4A级景区等操作模式，都是它们这些报业集团很大的业务板块。这个部分是可以单独运作的，我们要把服务政务主体渗透到基层一线。而这个背后其实也呼应了中国两轮媒体融合改革，特别是第二次媒体融合改革的大背景，就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央希望能够把媒体的影响范围渗透到基层一线去。在此背景下，城市党媒集团来做这个事情，如果有上级领导牵头支持，再加上党媒集团积累的公信力，其实能做的事情非常多。

“视频社会化”仍面临挑战

数字媒体是个很大的概念。其实所有的报业集团前期的媒体融合，即中央推动融合改革，包括自身的改革都在做这样的尝试。但现阶段，一些媒体在改革中已经坚持不下去了。特别是视频，我认为大家没能做得很好。视频很重要，虽然说现在短视频的内容好像比较固化，感觉没什么新意，但是视频本身作为一种社会化的生产要素，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视频社会化时代”。在2019年5G开始快速发展以后，粤港澳大湾区也有大量的企业在发展5G+4K这些技术产品。但这个方面不是单纯地去做一个视频产品满足老百姓的精神需求，而是要把视频真正作为一种生产性元素，贯穿到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流程当中去，包括我们说的经济生活这样一些基础当中去。新型主流媒体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把握一些重要的关系，比如刚才说的政商关系，与年轻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集中精力围绕特色发展。

在投入方面，如何实现整体数字化还有待观察，因为这部分的投入非常大。很多媒体集团之前跟风中央厨房，可以说是血本无归。中央厨房可能还不是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如果从这个思路上来跟着潮流推进的话，可能很多情况下就会成为牺牲品。

（作者郑雯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根据视频访谈录音整理编辑，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辑 夏吉贵  审读 李诚  审核 刘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