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祖宏

走进光明日报社

1960年8月，25岁的我，身穿一套褪色的旧空军服，留着平头，走出了北京张自忠路3号人民大学的校门，迈进了石驸马大街上《光明日报》油漆斑驳的红门，开始了编辑的生涯。从助理编辑、编辑、主任编辑到《文摘报》副主编、新闻研究部主任，一干37年，可谓“奉献了青春又贡献了一生”。当我提着一捆捆书刊资料告别《光明日报》七层大楼时，我已是一个年逾花甲的小老头了。

我的作者朋友

在我先搞副刊、后搞电影评论、而后又编辑副刊的那些年里，结识了一批青年朋友，有的至今还保持着联系。

记得我到文艺部当美术编辑不久，一个青年人来到编辑部，他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一头乱发像一丛野草，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腋下夹着一幅白布蒙着的油画。他自我介绍，他是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生，画了一幅画想请编辑看看。我帮他把白布揭开，一看是一幅人物画，画面的正中是一个女邮递员，两手握着身旁的自行车把，画名叫《信鸽》，我觉得此画不错，人物形象美丽生动，心里暗想可以刊用，就请老美编、版画家荒烟（已故）来看，他也认为不错，就把画留下了。大约过了一两个星期，这幅画就刊登在《东风》副刊上，我让画占了三栏半宽的位置，并且居于版面的中部，显得很突出。可以想象一个青年学生的习作，能够像著名画家的作品一样，堂堂正正地（不是补白）刊登在一张中央大报上，他的心情是何等激动。当他再次来编辑部取回原作和样报时，一再重复感谢我的话，把我的手都握痛了。此后还发表了他几幅油画。从此他走上了美术家之路，成为当代著名的舞蹈速写画家，他就是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士英。

在我搞电影评论编辑时，结识了一批有潜力而无名气的中学教师。那时奉命批判好几部 “毒草”影片，却难以找到理想的评论家，一些过去写赞扬文章的评论家“不宜”再担任批判的任务，于是我想到在中学教师中寻找新作者。我先后到北京男八中、女八中、三十一中、111中等校，组织语文教师成立写作组，集体撰写批判文章。

我最先去的是报社斜对面的女八中（现名鲁迅中学），我向语文组老师说明来意，他们都很乐意写稿。我向他们详细介绍从中宣部“批发”来的批判精神，然后请他们看有关影片。在集体讨论形成若干观点之后，大家推陈漱渝执笔。他写出的初稿，难免有观点“偏颇”之处，我提了些意见，他拿回去又认真地重写了一遍。对于中学教师写的第一篇重点文章，我格外看重，特别细心地从头到底修改了一遍，有个别段落进行了改写，使文章得以顺利通过，作为打头文章刊登出来，署的虽是集体名字，实际上是陈漱渝的处女作。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没什么价值，但却是一个业余作者在成长道路上迈出的可贵的第一步。以后他通过我认识了学术部的编辑，写了若干古典文学的研究文章，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上发表了。后来他把兴趣转移到研究鲁迅上，成为有影响的鲁迅研究专家。

在“文革”时期，需要组织一批评论好影片的文章。我从来稿中发现一篇评论《地道战》《地雷战》的文章基础较好，是右安门中学两位教师写的。第二天，我忍着隐隐的胃痛，骑车出了永定门，向西转弯，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骑了一阵子，才找到这个无名的学校。

两位作者听说我是《光明日报》的编辑，脸上露出非常意外和颇为欣喜的神色，在简陋的办公室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我在一张旧木板椅上坐下，说明了来意：稿子基础不错，修改后可以用。我具体指出文章的缺点是观点淹没在对情节的复述中，必须把观点突现出来，材料为观点服务。

过了两天，作者之一的冯立三把改写稿送来了。我粗略看了一遍，还有观点不够突出的毛病，但鼓励了他几句送他走了。文章经我改写后很快刊登出来。处女作的发表，使冯立三非常兴奋，劲头很大，向编辑部要题目。我和姓赵的编辑又让他写评论《红灯记》的文章，帮他找好了角度。他的第二篇评论《一条围巾的妙用》又发表了。接着他又写了“批林批孔”的文章，我把它推荐给《北京日报》我认识的编辑，也顺利发表了。如果他自己寄去，可能会石沉海底。从此他和我成了朋友。粉碎“四人帮”后，他调入《光明日报》，逐步成长为文学评论家。

像陈漱渝、赵士英、冯立三这样通过稿子而认识的青年作者，后来成就较大的，还有儿童文学作家庄之明、《人民教育》总编刘堂江、杂文家司徒伟智和刘克定，还有一直坚持在教育岗位上的申士昌、滕云、李复威等。

我还曾在工人中发展作者队伍，请他们看戏或电影，告诉他们编辑部意图，让他们写歌颂或批判文章。当时最有趣的是联络信号。有的工人在电话上联系好了，但没见过面，要请他们看影剧，可票来得太晚，或双方的距离较远，就约好几点几分在某某剧场门口见。互相不认识怎么办？我告诉他们：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手头举着一张露出《光明日报》报头的报纸，就是联络信号，就像地下工作者接头那样。这办法真灵，屡试不爽。

这批工人作者中的佼佼者，后来有的成为《北京日报》的总编辑，如刘宗明；有的是《旅游》杂志的总编辑，如蒋国田；有的当了《中国艺术报》的总编辑，如张虎。退休后我们仍有来往，不过有趣的是，不是我向他们约稿，而是他们向我约稿了。

写到这里，我要声明一句，我不敢贪天之功为己功，狂言我培养了什么人什么家，我只是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帮了一把而已。

我的作家梦

实现我青少年时代的作家梦，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

时代变了，像批判包产到户变为鼓励包产到户一样，对知识分子从批判“成名成家”逐渐变为鼓励“成名成家”了。我的写作劲头上来了，每天爬格子往往到深夜，休息日成了全天写作日。那时除了写杂文，还写科普小品、人物传记、文艺评论、报告文学、散文和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最早发表在《丑小鸭》杂志上，后在《河北文学》《牡丹》《春风》（季刊，辽宁出版）等杂志上发表，总共写了十余篇。其中《不是冤家不聚头》被黑龙江电视台改编为单本电视剧《小草青青》，曾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但影响不大。最有影响的是《第八任总编》，在《春风》上刊出后，报社同事纷纷到资料室借阅此杂志，因为从中可以看见报社的影子；此文也在社会上引起争论，《作品与争鸣》杂志予以转载，该杂志同期刊出女作家杨沫对此文赞扬的评论和史乘批评的文章。

在人物传记方面，应天津新蕾出版社之约，为《科学家的童年》丛书写了林巧稚的童年、华罗庚的童年。

1978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刊出了我的通讯《一个压不跨的地质尖兵》。这是为知识分子平反的典型事例，刊出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予以比较详细的播报，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经过了什么都写时期后，我觉得要集中兵力，攻其一点了。于是我主要攻杂文了。因为写小说的人太多，我没有竞争优势；杂文，虽写的人不少，但写得好、有影响的作家不多，我在报社工作，处在思想解放的前沿，得风气之先。于是我全力以赴，很快见到成效，几乎全国重要报纸，都刊出我的杂文。从《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求是》杂志、《北京日报》《新闻战线》，到《文汇报》《羊城晚报》《杂文报》《今晚报》《共鸣》杂志等，几乎遍地开花，很快扩大了我的影响。

当然，文艺作品主要是以质量取胜的。在我几百篇杂文中，在全国有影响的也只有几篇。1986年2月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的《尊重隐私权》，是在全国较早提出“隐私权”概念，被《读者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还有《官本位与“家”贬值》《“座次学”初探》等在《人民文学》等杂志刊出后，引起了众多读者尤其是知识界的共鸣。我的杂文《数字系祸福读》获《光明日报》《杂文报》联合征文一等奖，《导弹、圆珠笔及其他》《“半跪式服务”质疑》等共三次获《人民日报》金台奖。1989年9月，在作家、编辑雷抒雁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工人出版社出版了我第一本杂文集《隐私权·座次学·出国热》。2002年起，北京杂文学会为会员出版个人杂文集，每年选10人为一辑，我被选入第二辑中，因此我的第二本杂文集《“送礼学”发凡》得以在2003年9月问世。

1985年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选自盛祖宏《三十七年在光明》）

（作者盛祖宏系光明日报原新闻研究部主任）

编辑 黄泽霖 审读 李诚 审核 赵偲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