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于当地时间20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作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傅高义研究中国已经长达一甲子，更见证并记录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演变。他撰写了《邓小平时代》《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等著作，被称为“中国先生”。

小政了解到，傅高义与深圳渊源颇深，他多次来访深圳，在深圳大学、中心书城开展过讲座，并为海天出版社《向深圳学习》一书撰写了序言。接触过傅高义的学者回忆，傅高义对深圳的改革开放事业评价很高，他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持续研究和书写，为世界了解特区、了解中国道路提供了客观公正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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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中国经济特区最完整地介绍给世界

2013年3月，傅高义曾携《邓小平时代》一书来深，并在深圳大学开了讲座。

在当时的演讲中，傅高义回顾了1973年第一次来到深圳时的情形，那时，他第一次吃中国菜，第一次看到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这些都让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看见了一个小小渔村怎样演变为大都市。深圳无疑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发展速度最快、最好的城市。”

傅高义在介绍《邓小平时代》一书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巨大，他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是深刻、持续地影响世界历史的一名领导人。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陶一桃当时接待了傅高义，并担任该讲座的主持。陶一桃告诉小政，自己当时在主持活动时这样介绍傅高义与他的研究：

“30多年前，一位老人在中国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奇迹般地崛起了经济特区；30多年后的今天，写这位老人的老人，来到了这座蓬勃成长的城市。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这座城市的机缘。傅高义先生的作品，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特区。”

在陶一桃看来，傅高义先生研究的不仅是邓小平的贡献，从更深的层面讲，他研究的是中国道路，是中国创办中国经济特区的伟大意义，是中国用创办经济特区的方式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傅高义先生不仅是中国特区的研究者，也是中国道路的传播者，他为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客观公正的分析。”

陶一桃认为，傅高义先生作为一名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深入了解，既显示出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深刻造诣，也体现了学者的公允性。“他是将中国经济特区最完整地介绍给世界的学者之一，这既是他本身对于中国的情怀，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注，也可以看出一名优秀学者治学的视野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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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向深圳学习》作序，推介“深圳奇迹”

今年8月，由美国人类学学者马立安等多位学者联合撰写的《向深圳学习》出版发行，傅高义为该书作序。在马立安心中，正是傅高义的序言让更多不认识作者的人愿意停下来、花时间翻开这本书，了解西方视角下的“深圳奇迹”，给作者与读者一次沟通的机会。

谈到与傅高义的“相识”，马立安表示，虽没有深交，但这位“中国先生”的认可让她十分感激。

“我与傅高义是在一场研讨会上认识的，但并不熟。他作为最早研究广东的美国学者之一，来过深圳，写过与广东改革有关的书。虽没有专门为深圳立传，但他第一次来中国内地的城市就是深圳。”

马立安告诉小政：“能够请到傅高义写序言是我们的荣幸。此书一位合作编辑在哈佛大学见到了傅高义，便把书样送给了他。在看过内容之后，他为我们写下了序言。所以，我很感激他对《向深圳学习》的认可和对我们研究与分析的认可。”

在序言中，傅高义写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能够赶上深圳的发展速度，这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又一个南大门……深圳是开拓者，是帮助塑造中国现代生活的开路先锋。”

傅高义还在序言中公开了他此前没有发表过的对深圳的见闻笔记，马立安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份很珍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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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中文、英文、白话提问，我都能答”

傅高义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对广东、深圳的了解极深，与深圳更是颇有渊源。

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关注广东。“我本来是社会学者，我认为，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要了解中国，只能找一个小的地方。当时，最方便的地方是香港，香港有很多从广东过去的人，还有很多来自广东的报纸杂志，很多材料。我研究广东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材料多。1973年，我第一次来广东。1980年在中山大学做研究。后来广州跟香港建立关系，我也参加了。很多广东的领导，我都认识了。”傅高义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及。

陶一桃回忆，傅高义的中文非常流利，而且十分幽默。在深大演讲的交流环节中，他对提问的同学说：“你可以用中文、英文向我提问，如果你说白话，我也可以答上几句。”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还曾经透露过，在广东他有很多老朋友，很喜欢吃潮州菜、广州菜。

2013年1月，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21周年之际，《邓小平时代》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深圳是全国三个新书首发地之一。

当时，83岁的傅高义曾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我觉得我这辈子运气特别好，因为我研究广东，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后来恰好也是从广东开始的。”

在谈及2013年的深圳应如何发挥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作用时，他曾这样阐释自己的观点：深圳在上世纪80年代非常重要。现在深圳的特殊性不能跟80年代相比了，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前沿。“我认同一个观点，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完成的，而是要不断地向前推进。深圳如果要进行一些试验，它的条件还是最好的，因为它跟外面的接触最多，对外面的了解也是比较多的。很多事情，在深圳是可以做的。”

2013年年底，第十四届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中，《邓小平时代》票数最高，毫无争议地当选为当年十大好书之首。在当时的评委讨论中，该书备受推崇，许多评委都提出，不管从受众面和影响力来看，还是从深度及广度来看，《邓小平时代》都是极具分量的一部书。

据工作人员回忆，当年这本书在中国获奖无数，但傅高义先生离开中国时，唯一带走的一个奖杯，就是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的奖杯。

这位向世界介绍中国经济特区的“中国先生”，离开了。小政谨以一段傅高义先生为《向深圳学习》作序的摘录，表达对他的怀念。

编辑 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