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岁月·福田——陈一新： 深圳中心区是怎么来的

人物介绍：陈一新，博士，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副总规划师、一级调研员，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建筑师。1989年到深圳大学工作，1996—2004年担任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下属的深圳中心区开发建设办公室负责人，亲自参与深圳中心区城市规划的优化与实施过程，并致力于深圳城市规划资料收集、历史研究和学术总结，已出版《中央商务区（CBD）城市规划设计与实践》《深圳福田中心区（CBD）城市规划建设三十年历史研究（1980-2010）》《深圳城市规划简史》《深圳市中心区城市规划史》等专著。

口述时间：2025年5月13日

口述地点：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

37年前初抵深圳，未曾想到，这片边陲小镇将成为我毕生画布。作为中心区蓝图的“执笔人”，中心区从规划蓝图到深圳市行政文化中心和金融中心，每一个细节都凝结着我们的心血与汗水。九载耕耘如抚育婴孩——从市民中心屋顶的高度推敲，到图书馆音乐厅的方案博弈；从会展中心“回归”的挑灯夜战，到六大工程破土时的忐忑与豪情。如今站在莲花山顶，这片钢筋森林的每一次脉动，仍能唤起当年我们丈量土地时的心跳。那些凝固在建筑里的青春，镌刻在时光里的墨线，终将化作这座城市永恒的坐标。

一、初遇深圳：从“观望者”到“建设者”

1985年，我在同济大学读研期间就与深圳结缘，好奇“特区”模样的我，从上海乘火车，经广州辗转到深圳。那时上海保持计划经济的规整，广州已有市场经济的活跃，而深圳深南大道两侧正在施工。深圳给我的印象是：“小县城”中心还在建。

硕士毕业后，我到上海交通大学土建系当老师。1989年深圳大学建筑系在全国招聘人才时，我应聘到深大任教，并扎根这里。后来从深圳大学到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院（以下简称“深规院”），再到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四十年里，我亲眼见证了深圳城市建设奇迹，亲身参与了中心区规划建设。我从一名建筑师转型为规划师，在深圳规划建筑行业深耕37年，曾负责中心区规划落地实施。虽然身份在变，但对深圳的热爱与脚踏实地地工作始终如一，也愈发坚定信念：城市规划实施关乎子孙后代，我一定要竭尽全力，不辱使命！

二、中心区从蓝图到现实的“攻坚之旅”

1996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深圳“二次创业”的号角吹响，市政府决定加快中心区开发建设，成立了“深圳市中心区开发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心办”），设在规划国土局，专门负责深圳中心区的开发建设。我有幸被市规划设计院推荐，调任中心办负责人，就此开启了长达九年的中心区“攻坚之旅”。

中心办之初，条件简陋，尚无编制——在建艺大厦腾出一间办公室518室，从深规院、市政工程设计院、园林部门抽调人员，加上我总共四人，找来4张办公桌和4把椅子，门上贴一张红色A4卡纸，写上“深圳市中心区开发建设办公室”，中心办就这么“开张”了。中心办任务很明确，要把中心区规划蓝图“变”成现实。

1998年中心区规划模型

其实，深圳市中心区规划的“种子”，早在45年前就已种下。1980年，广东省建委组织九十多位专家，为深圳编制了《深圳经济特区城市发展纲要》。纲要里，明确在莲花山下规划新的市中心，用地面积165公顷，安排对外的金融、商业、贸易机构，吸引外资的繁荣商业区。中心区规划与特区“同年同月”生，前辈们高瞻远瞩为深圳特区确定带状多中心组团结构的框架，中心区最初就是福田新市区的核心，为深圳中心区定下基调。这份45年前的规划，让我们有了“一张蓝图干到底”的底气和信心。

中心办任务很明确，就是将中心区规划蓝图“变”成现实。第一步是“摸清家底”。我们逐块核查土地权属，哪些已出让、哪些有意向出让、哪些是闲置地。第二步是“立柱架梁”。加快推进六大重点工程方案招投标与开工，包括市民中心、图书馆、音乐厅、少年宫、电视中心、地铁水晶岛试验站（现为市民中心地铁站）。中心办负责全面统筹规划设计要点、建筑方案审批和建成后规划验收全流程。六大工程带领中心区“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是中心区建设的“里程碑”。第三步是“对标顶尖”。把1996年城市设计国际咨询成果法定化，保证长期有效合法实施，这需要我们“探路”法定图则。因当时国内尚无城市设计落地实施的先例，由此也促使中心区开创了多项“全国第一”：规划了全国第一个人车分流的立体中轴线“城市客厅”；全国第一个城市街坊城市设计落地实施；首次应用城市仿真技术比较建筑方案并验证建筑尺度；政府建设并命名了全国第一个“市民中心”；全国第一个高铁站（福田站）建在城市“心脏”位置。

三、从氢气球到城市仿真，让“大鹏”真正展翅

1995年，深圳启动了中轴线城市设计与市政厅建筑方案国际咨询活动。1996年8月，经过严格评审，李名仪·廷丘勒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大鹏展翅”方案脱颖而出。该方案突破了传统设计理念，将中轴线从一个简单的平面轴线提升为功能丰富的立体系统，通过二层步行系统贯穿其中。设计既融合了“中国传统大屋顶”的文化寓意，又完美契合了深圳“二次创业”的愿景。

然而，这一宏伟设计也面临着关键挑战。我始终牢记，建筑最大错误莫过于尺度错误，一旦建成便难以更改。我的导师齐康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也在一次中心区专家评议会后特别提醒我：市政厅屋顶长度近500米，这样超大尺度建筑，在国内尚无先例，要特别注意与周围建筑、自然景观的关系，如跟莲花山的关系是否协调？跟深南路等城市设计关系如何？需要充分验证。

于是，“气球模拟市政厅屋顶实验”应运而生。1997年10月12日至21日，在莲花山南侧市政厅现场进行实验，采用350多个直径2米的氢气球下面分别绑上混凝土墩子，模拟市政厅屋顶的双曲面轮廓线。这次实验现场向公众展示，也通过深圳地方报纸，征询意见，但没有得出明确的结果。

陈一新在会展中心工地

1998年，为了再次验证该设计尺度关系，我们创新引入了城市仿真动态模拟系统。简单说，就是电脑模拟建筑“建成”后，人在不同位置实时动态观看的效果。这也是深圳乃至全国最早应用城市仿真技术验证城市设计和建筑尺度，城市仿真首次为中心区“立功”。

仿真结果验证了我们的担忧：市政厅建筑体量太小、屋顶太矮，有碍莲花山景观。于是，我们用“城市仿真”试着将大屋顶抬高了15米，市政厅大屋顶与莲花山背景在空间视觉上形成最佳的“景窗”关系。随着大屋顶的抬高，市政厅建筑体量也需加大，建筑面积增加至21万㎡，功能也从单一的政府办公楼升级为集政务办理、展览展示、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纳入人大办公区、深圳博物馆、工业展览馆等场所，并更名“市民中心”。

2004年5月，市民中心正式启用。目睹市民在广场悠闲漫步、孩童在台阶欢快嬉戏的场景，那些为完善方案而辗转反侧的日日夜夜，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四、中心区土地的精细规划与集约利用

深圳中心区的发展历程，是土地精细规划与集约利用的范例，每一步实践都贯穿着“因势而变、谋定后动”的规划逻辑。

图书馆、音乐厅的选址变迁，是城市规划灵活性的生动体现。它们最初规划于深南路北侧（现深交所位置），而这一布局的改变，源于1997年会展中心的选址调整——当时会展中心拟迁址深圳湾填海区（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位置），由此腾出的地块，恰好成为图书馆、音乐厅的新选址。

1998年，我们启动图书馆、音乐厅建筑设计方案国际竞赛，日本建筑师矶崎新的方案获一等奖，加拿大建筑师摩西・萨夫迪的方案获二等奖。但方案落地阶段，各方意见分歧较大。为此，我们组织了覆盖专家、市民及市领导的五次投票，层层征求意见后最终选定一等奖方案。如今，这两座建筑已成为深圳标志性的文化艺术地标。

陈一新在莲花山介绍规划工作

而会展中心的选址则经历了更曲折的“拉锯”：项目最初定址中心区，1997年因“发展余地小、交通不便”拟迁深圳湾填海区，后因实际需求变化又考虑“回归”。我们当然欢迎会展中心重回CBD，但这个大型建筑对周边市政交通、功能配套、预留发展用地等影响很大。经过半年时间研究，我们找到关键解决方案——开通滨河大道进出会展中心的所有左右转弯路口，为回归扫清障碍。2000年5月，会展中心重新选址在中心区中轴线南端，并迅速举行建筑方案国际竞赛及工程建设，2005年会展中心竣工，第七届高交会启用新的会展中心。原高交会馆临时展馆就此完成了历史使命。会展中心重回福田中心区，二者相得益彰，福田CBD的商业酒店办公将成为会展中心的配套设施，中心区的市场投资也因此活跃起来。同时，随着会展中心位置的变动，周边图书馆、音乐厅、少年宫的选址，也紧随其后优化调整。最终，这些文化设施落位现址，形成“行政文化轴”与“商务金融轴”的“双轴”驱动。

规划的智慧不仅体现在长期布局，也在于应急需求的快速响应。1999年初，深圳刚获得首届高交会主办权，市里决定迅速在中心区进行高交会馆的选址和建设。而这一需求的解决，恰与此前的选址调整形成联动——1998年图书馆、音乐厅已迁址中轴线莲花山下，深南路北侧地块得以腾空，正好满足临时展馆的用地需求。

我们连夜制定规划要点，迅速完成临时展馆的工程设计与建设，保障了首届高交会如期举办。2005年新会展中心竣工后，临时展馆“功成身退”。

五、中心区规划成功实施的关键

中心区的规划实施，深深植根于深圳社会发展和经济快速腾飞的宏观背景。它精准把握了深圳“二次创业”的发展契机，与市场需求保持了高度协同推进，也得益于原特区内土地征收成功、城市规划政策体系超前且弹性、专家团队严格把关以及1996年中心办务实的城市设计管控措施和城市仿真技术手段。这里不得不提一下规划实施的机制创新和三次土地储备的战略布局。

中心办是深圳最早的“总师制”，保证了中心区城市设计成功实施。1996年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创立中心办，全程统筹管理市中心区6km²范围内的土地出让、城市设计修改、建筑报建、规划验收。“中心办”管理机制，其实是深圳片区城市设计实施过程中最早实行的“总师制”，既管规划又管土地，这样在土地的出让过程中也能够保证了中心区详细城市设计落地实施。

其次，中心区用地立足长远，为未来留足发展空间。中心区幸运建成了CBD，成长为深圳金融主中心，关键在于三次土地储备的战略布局：第一次是1986年，市政府终止与港商合作开发福田新市区协议，收回30㎞²（含中心区）土地，奠定核心发展基底；第二次，1988年起统征福田市区土地，至1994年，拆除不合规建筑超110万㎡，为中心区再拓发展空间；第三次，1996年后，通过“法定图则”（城市规划中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划文件），以“发展备用地”“临时用地”等技术手段，储备了“预留地”。

这些具有前瞻性的预留土地方式，在深圳金融产业崛起时发挥了关键作用——2004年，当深圳原特区土地趋近饱和时，中心区仍保有30万㎡净地可定向供应金融机构——其中最大的地块预留给了平安国际金融中心，恰好匹配深圳发展金融产业的需求。福田区如今不仅是深圳金融的集聚地和核心区，还是全国三大金融强区之一。如果没预留土地，规划再美好，也只能沦为纸上谈兵。

六、中心区是一册“鲜活的史书”

诚如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言，“城市同语言文字一样能实现人类文化的积累和进化，它不仅是居住生息、工作、购物的地方，更是储存文化、流传文化、创造文化的容器。”深圳市中心区，既有规划远见，又预留土地，较完美实现了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从45年前的选址，到9年规划落地攻坚，再到如今成为现代化城市中心，每一步都印证着深圳科学规划，实干兴邦的足迹。这一过程虽存在中轴线城市设计规划未能实现“一气呵成”的遗憾，但立足于世界城市发展史角度，中轴线漫长的城市设计演变和建设历程属于正常范围，城市原本就是不断“拼贴”的过程，我也期待着，从根本上解决了中轴线步行穿越深南大道交通问题的历史时刻。

如今站在莲花山顶俯瞰福田，高楼林立却错落有致、生机勃勃。这片土地开发几近饱和的中心城区，如何在高密度的土壤中建设高品质未来家园？其建设经验凝结为四个关键理念：“留地”比“建房”更重要，“精细”比“扩张”更关键，“文化”比“地标”更持久，“和谐”比“速度”更长远。未来，我希望更多人关注城市规划、参与城市建设，新时代城市蓝图的绘就，需要的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努力与深情守望。

一座城市，如果没有故事，终将成为钢筋混凝土“森林”，空洞且冰冷。记录城市规划建设的点滴历程，正是在为城市积攒文化厚度、留存精神底色。我一直把中心区视为自己“第二个孩子”，对她奉献再多，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也期待她未来的每一步都健康稳步，让人们“流连忘返”，在继承创新中续写大湾区精彩篇章！

编辑 刘彦 审读 吴剑林 二审 党毅浩 三审 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