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深圳故事·城市英雄 289期 | 深圳肿瘤医院病理科医生王东存：敬畏每一份标本 尊重每一个生命

“我们是检查报告背后的医生，与患者甚至和临床医生都接触不多，但我们很重要。”获得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青年好医生”的荣誉，王东存既惊喜又意外。病理科是医技科室、幕后科室，很少和患者直接打交道。但他们面对的压力却一点也不小——患者的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结果就攥在他们手里。

多领域病理学到肿瘤专科细胞学

来到肿瘤医院前，王东存在过往的工作中，接触的病理标本以妇科、乳腺、宫颈细胞学为主。肿瘤病理标本虽然也接触过一些，但其他系统的肿瘤并不太多。而肿瘤专科医院，标本的取样部位扩大至全身各处，很多知识都得重新学。2019年，肿瘤医院派他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以下简称北京总院）进修了9个月。

王东存的主要方向是细胞学。细胞学是病理科的排头兵，患者的穿刺标本、体液标本送到病理科后，细胞学分析是第一道关卡。细胞学主要是看良性还是恶性。判断性质后，再由组织病理、加做免疫组化甚至是分子病理分型。

谈起自己的工作方向，王东存很感慨：“科室主任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给我们规划了专业方向，我更有幸得到了曹箭教授的倾囊相授。”曹箭教授是北京总院派驻深圳的常驻专家，从事细胞病理40余年，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

一次，王东存碰到一位患者的尿液涂片，在观察切片后始终无法确定良恶性。王东存带着疑问将涂片提交给曹箭教授。曹箭教授一边阅片一边在显微镜下讲解：“如果出现较多乳头状结构和细胞的轻度异型性，要考虑低级别尿路上皮癌”。患者后续病理也是确诊为低级别尿路上皮癌。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切片带教中，王东存的细胞诊断水平也逐步提高。

从自己熟悉的领域下手，王东存同时也重新学习人体其他部位的细胞及组织病理诊断知识。“像我们科室，每个医生都有最熟悉的一些亚专科领域，大家相互配合。”

作为深圳首家肿瘤专科医院，也是唯一的肿瘤专科医院，绝大部分患者在外院都已经有了初步或者倾向是恶性肿瘤的意见，到肿瘤医院是来寻一个确切的答案或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案。“我们出的报告就特别重要。”王东存解释，“肿瘤医院的每个标本背后是一个人，一个生命，甚至关系到一个家庭。”

病理判断对治疗至关重要

如今王东存已是一名身经百战的病理科医生。拿到典型的病例，王东存能迅速通过低倍镜判断良恶性，再以高倍镜复核，但并不是每份标本的特征都很典型。一些疑难病例常常都会重新补取、深切、连切标本。“反复看还是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就要结合免疫组化、分子病理或者影像学的检查结果综合判断。”如果还是无法确定，王东存和同事们就会在报告上写上：“考虑、疑似、不除外，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

每一份病理报告上都会有病理科医生的名字，但几乎没有患者会留意。但这并不意味这份工作可以“被忽视”。事实上，精准的病理判断对患者的后续治疗非常重要。因此，病理学也有肿瘤诊断“金标准”之称。

王东存曾遇到一位74岁的男性患者，因外院CT检查发现肺部占位病变，疑似肿瘤，因此前来肿瘤医院寻求进一步诊治。介入科医师评估后发现，肿物紧邻心脏边缘，位置特殊，穿刺活检风险极高，难以获取组织病理样本。面对这一棘手情况，临床医师团队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尝试支气管刷检，并同步开展痰液细胞学检查，以便获取关键的病理依据。经过与科室同事探讨，王东存又细致且反复阅片，结合血清学指标综合分析，最终确诊患者为肺小细胞癌，为患者及时接受针对性治疗赢得了宝贵时间。

敬畏每一份标本，尊重每一个生命

在病理科，科内早读会组织医生们会诊，由此王东存的诊断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检查阶段碰到的疑难病例，主任在早读上组织大家进一步讨论，同时我们也会跟北京总院进行远程病理会诊。”

让王东存觉得压力最大的是处理手术当中的冰冻病理。所谓冰冻病理，就是外科医生将手术台上患者的新鲜组织，送到病理科进行冰冻切片快速病理检查。按照流程标准，需要在半个小时内出具病理报告。

冰冻病理工作者缺乏经验积累则难以胜任，即便是高年资的病理医生，操作起来也需小心翼翼。“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出具的病理报告是医生下一步操作的依据。”王东存说，如果病理报告是恶性，那么医生就会按标准手术方案进行肿瘤切除病变。但如果是良性，只需要完整切除肿物即可，后续接受保守治疗。

做冰冻病理的值班日，王东存随时待命。“冰冻病理送过来，就要快速进入状态，不能让患者和手术医生等。”要快，也要精准，这是工作对王东存的要求，也是王东存对自己的要求。

为了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王东存平时有空就会啃书、啃指南：“病理学的发展非常快，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知识、新的诊断名词。干医生，就得活到老，学到老。”

“敬畏每一份标本，尊重每一个生命”是王东存的座右铭，“每个标本背后都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我们病理科要做的就是：更谨慎、更精准。”

（受访者供图）

编辑 林雅婷